“我刚刚成年，便已饱经沧桑。”王朔在1986年发表的小说《橡皮人》中这样写道。那时，他一定不会想到，在许多年以后的今天，“橡皮人”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份标签，最近连国外媒体也把生活麻木没有理想的中国白领称为“橡皮人”一代。

　　记得有一天夜深，我的领导还走过来与我聊起“橡皮人”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想象着如何让人们摆脱那种无梦、无痛与无趣的状态。当时他曾说，要不做橡皮人，我们写字的人笔下应该有体温，每个人也都应该相信心声。

　　这是很贴切的说法。试想，把“体温”与“心声”这两种元素注入到橡皮人身上，橡皮人当然就会找回梦想、痛感和生趣，成为情感饱满的新鲜人。问题是，我们的家园太大，我们的亲人太多，要让他们不再“被高高在上的观赏者轮流捏拿玩弄，被生活的泥匠用压力捏成各种形态”，自然需要更多的人传递温暖，自由心灵。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不愿意与人们分享自己的生活，在沉重的工作中开始体味到一种无言的机械与空虚。这让我怀疑自己正在向“橡皮人”进化。

　　经常有人指斥那些“房奴”、“车奴”、“孩奴”欲望太盛，有领导也喜欢教导下属要把利益看淡点，有朋友还劝要我心向佛祖淡看繁华。能不做橡皮人，充满精神信仰当然是幸福的。彭浩翔还这样说，“人生过了三十，就有别的看法。生命中许多时候，有许多事情，不能成全，何不站在另一个角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已走向不惑，最近也很希望告别被支配的人生，去拥有更多的心灵自由。于是，这些天我到远方，让身心去旅行。

　　在机场，我看到书架上林立的多是“成功学”；在上海，同行者多在感叹华贵壮观的世博让国家有面子，也觉得能在世博馆前留个影，自己回去就是很有面子的事；我一个人呆在宾馆里，刚打开一本文艺书，五岁的女儿打进电话来说，她想学钢琴，问我同不同意。那一刻，我知道，她或许不知道，她妈妈让她问我的潜台词，其实是愿不愿缴学钢琴以及将来买钢琴的那些高费用。

　　这一时又觉得，并不是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全家庭。恰恰相反，我只有做稳了“劳模”与“稿奴”，才能让家人得到更多自由。现在，我在异乡的宾馆，打开电脑，写这篇叫做“不做橡皮人”的专栏。我知道，这笔下的温暖里，其实也有苍凉；我“不做橡皮人”的心声，至少还有一种现实难以企及的遗憾。

　　不论是你，是我，还是他，内心也肯定会有太多放不下的事。很多人喜欢说，“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如果是一无所有的人，又拿什么来舍呢？如果没有舍，就没有得，生活又岂不真的麻木到那种无痛、无梦、无趣的橡皮人状态吗？事实上，有很多人不仅一无所有，甚至还得透支自己未来。这其实意味着，不做橡皮人，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孤立选择就能完成的事。把一个人与无数人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社会。出现那么多孤立的橡皮人，带着一身的枯竭与麻木，说到底，是因为社会存在着太多的断裂。

　　“社会断裂”这个说法，是学者孙立平的一个社会学课题，他曾对此做过太多深刻地阐述，很多内容直指人心。其中关于“经济增长却不能带来社会健康发展”的分析，也能让人们看到社会断裂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这种与“权利的失衡”有着根本联系的社会断裂，给人们的表达和追求都带进了种种困境。“橡皮人”不过就是这种困境中的人们重要表情罢了。

　　想到这里，我对眼下自己并不轻松的生活渐然有了一些理解。与庞大的社会机器相比，像我这样的个体太渺小了。而走出失衡与断裂社会的道路，更多的还是要从制度的合理设定中寻找。这样想着，表达心声热情又多了几分，觉得哪怕是为了自己不做橡皮人，在还没有彻底沧桑的时候，一定要续写着那些有关尊严、公平、安全、正义的文字，来不断地诉求制度公平。

　　尽管，那些文字最多也只能包裹着微不足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