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这是我临时碰上“计划外”客串的一个访谈，但非常过瘾。和时代美术馆馆长王艺以及新浪网的王屹的漫谈，涉及到艺术的很多内容。视频贴出来，也做个简单的思路整理。
不要急着贴标签
大家对于吴作人那个展览的赞美可谓众口一词，我过两天也准备把资料分享出来。就像王馆长所说，看看老艺术家的东西很有益，他们那个年代对待自己职业的态度，和当下某些“流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吴作人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在扎实的素描基本功的基础上，有着求新求变的无限可能。
王馆长算得上写实画派的忠实“粉丝”，在他看来，艺术要追求个性是必要，但不能因此就抹杀共性，比如其中最基本的东西。有些人将基本功视为表达个性的障碍，事实上，当看到某些作品时，会感到如果这个人的基本功再扎实一点，可能会表达得更好。说到底，基本功是表现能力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求新求变有着很大空间；脱离这个基础，空谈概念，没有多少意义。
其实，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家，在创作时，它的作品都是“观念”的产物，因此，无所谓观念、非观念，写实、非写实，这些不过是技法。核心在于，艺术都是灵魂沟通的媒介。我很赞同王馆长的说法：不要急于把某些人、某些画风对号入座到某一概念中。那并不是对待艺术本身客观、严谨的态度。
所谓经典，是能被时间、历史沉淀下来的作品，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现在再红再紫也不能说明问题。
艺术家是干嘛的
王馆长特别提到，艺术家有责任提供更多自己创作时的背景资料，便于研究，也便于让大家更多去了解。而不是高高在上，自以为伟大得不屑此道。
艺术家有责任阐述自己，这和艺术家这个“职分”直接相关：一个好的艺术家，首先要能真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灵魂和内心，面对现实。纵观艺术史，有生命力的作品，一定是反映现实，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而不仅仅是自我中心。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和灵魂，不仅是个体的，更是时代的，甚至全人类的。在我们此前和时代美术馆合作举办的“青年批评家提名展”上，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当代一些年轻艺术家的风貌：已经越来越摆脱符号性的东西，开始关心人本身、社会本身，从作品中，可以看到社会在他们身上的烙印。
在此，我们聊到了艺术的审美价值，我个人认为这是必须的，因为艺术区别于其他东西的地方，就在于审美情趣，这应该说是艺术的本源，脱离了这个本源，剩下的只有一张纸。王馆长讲的慈善拍卖的例子也很精彩：可饰性、可悬挂性、满足自豪感，三者皆备，才是适合慈善拍卖的作品。如果只是视觉冲击，冲击得人很难受，那就不适合用在这种场合。他还特意提到了自己的观察：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整体上正在从单纯追求视觉冲击，转向追求视觉冲击是为了引起心灵的震撼。这是可喜的现象。
俗和雅的问题与之一脉相承：艺术最终必定是心灵的产物，因此不是说一个人刻意想俗或者想雅，而是他的作品必然流露出他心灵的状态。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就像说文如其人、相由心生一样，字、画也如其人，装是装不出来的。
把美带回给大众
艺术实际上是有其社会责任的，一方面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我很欣赏王馆长举的书法的例子：我们的确处在书法被归入“遗老遗少”的年代，但同时，我们也处于研习书法最好的年代，一个人一天的资料量，可以胜过古代一位书法家一辈子的阅读量。传统不会消亡的，我们应该积极地去看待和维护。至少，在人人都追求新、变的年代，谁来坚守传统的精华？
艺术的另一个责任，是对我们自己的时代。王馆长的说法很到位：魏晋文人的精神或者说生命质量，比我们好多了，他们是浪漫主义加现实主义，我们则是现实主义加现实主义，精神世界被挤压殆尽。因此，在这个时代谈艺术，谈浪漫主义的东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能帮助我们找回精神的空间，找回失落的想象力。艺术不应只是小圈子文化，而应当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把美重新带回给大众。
新民晚报的林明杰前不久出了一本文集，叫《艺术是同床异梦》，特别引用了蔡元培对“美育”的诠释：“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首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是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会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得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要使人人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它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便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自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
林明杰在书中深情地写道：“愿我们真的爱艺术。”因为“艺术让人类变得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