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圣母院往左跨过一座铁桥，便是赛纳河左岸。过桥后沿河堤往左拐，就在与圣母院隔河相对的位置有一间书店，黄招牌，绿橱窗。这就是享誉世界的莎士比亚书店。

    乔伊斯的作品摆在店堂中央

    与中国的大书店相比，莎士比亚书店的确太不起眼。要不是门头上刻着莎士比亚的头像，初来这里的人很难相信这就是驰名世界并成为名胜的书店。门面不大，两尺来宽；大门两边是敞开式书架，陈列的都是旧书旧刊。进入书店大门，也是一个并不宽敞的空间，三四十平方米的样子，四壁是到顶的书架，书架上的书密密地挤得看不出一点缝隙。书店中央是一圈柜台，店员坐在里面收款，并在顾客买的书上盖上带有莎士比亚头像的印章。
2007年是“乔伊斯年”，书店特意将乔伊斯传记，以及他的重要作品《尤利西斯》、《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都柏林人》、《一分钱一首的诗》摆在书店的显要位置。在乔伊斯作品的旁边，同样显眼的位置上，还有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杰克·克鲁亚克的《在路上》等。它们都被视为保留书目，常年以平摊的陈列方式摆在店堂中央的桌面上。

    书店有两层，一架古旧的板式楼梯通向二楼。楼上更狭小，四周也是挤满了书的书架，没有书架的地方挂着一些作家的照片和手迹，他们中包括海明威、乔伊斯、庞德、斯坦茵、菲茨杰拉德等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都是与此书店有着深厚渊源的作家。楼梯口对应的另一面，有一道侧门通向一间稍大的房间，中间的简易沙发围着一个小茶几，环墙摆着长凳，一些人就整日坐在那里看书。据说，这里既是店老板的接待处，也是文人聚会的地方。

    为英美学人服务

    这家位于法国首都文化中心的书店，经营的是清一色的英文书籍，从楼上楼下洋洋数万册书籍中居然找不到一本法文书。这一现象曾让我疑惑不解。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家美国人创办的纯英文书店，其宗旨是传播英语文学，专为旅居巴黎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服务。

    书店的首任老板西尔维亚·比奇女士原是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人，她与许多美国文学青年一样向往巴黎的艺术氛围，一战刚刚结束她就来到巴黎。原本想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不料，来到巴黎后，却偶然结识了已在巴黎开了法文书店的美国人阿德里安娜·莫里耶。在莫里耶的鼓动下，西尔维亚于1919年在奥德翁街12号创办了这家纯英文书店。当时的店名为“莎士比亚及同伴”，目标顾客群定为英美学人，经营模式有点像文学沙龙，顾客可以买书、借书、交换旧书，定期举办书友聚会，推介文学新人。

    海明威最温暖的去处

    早在比奇女士创办书店之初，巴黎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地位已经奠定，并因此吸引了大批美国文学青年来巴黎寻梦。他们初来巴黎时大都一文不名，有的不仅买不起书，而且常常连租书费也交不起。每当遇到这样的顾客，比奇女士总要热情地伸出援手给予帮助。

    海明威1921年到巴黎时，手持他在美国的作家朋友安德森的介绍信找到“莎士比亚及同伴”书店，比奇女士帮他找便宜的公寓，介绍先期到达巴黎并在文化圈有一定影响的斯坦因和庞德与他认识。海明威当时没钱买书，比奇女士的书店给他提供了借书的便利，不要求他先交保金，登个记就可以拿书走人。“贪心”的海明威第一次就一口气借走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那也是海明威第一次接触苏俄文学，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之后的日子里，海明威时常在完成写作的下午，从租住的公寓一路走过来，最后拐进与奥德翁广场相通的奥德翁街，来到书店，或借几本自己心仪的书，或与比奇女士神聊，时间长了便与比奇成了朋友。比奇为了减轻他借书或买书的负担，便在书店的二楼放上一张行军床，他只要愿意，可以躺在店里看他想看的书，无须借更无须买。海明威在“莎士比亚及同伴”书店感受到了家一样的温暖，这样的温暖伴随他度过了在巴黎最初的艰难岁月。对此，他一直感铭在心，在他晚年的回忆录《流动的圣节》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这家书店，并对西尔维亚·比奇表现出特别的敬意。

    催生了《尤利西斯》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920年7月8日移居巴黎，第二天就在庞德引荐下来到了莎士比亚书店，并结识了比奇女士，之后便成为书店的常客。

    那时的乔伊斯与海明威一样，还没有什么名气，他的新作《尤利西斯》刚完成了十五章，正一边寻求出版，一边在美国的《小评论》文学季刊上连载。不久，从纽约传来消息，《小评论》杂志因连载《尤利西斯》被当地法院判处有罪，罪名是《尤利西斯》带有色情内容。这一消息传出后，此前正在接触中的出版商纷纷表态，不再考虑出版他的书。就在乔伊斯一筹莫展的时候，西尔维亚·比奇向他伸出了援手，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冒着舆论与经济的双重风险，以书店的名义与乔伊斯签订了《尤利西斯》的出版合同。合同签订后，乔伊斯倒是轻松了，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尤利西斯》后几章的写作中，可比奇却为书的发行征订伤透了脑筋：虽然首印1000册，数量不大，但此书被美英两个英语国家打上了“有伤风化”的标签，不便公开征订和宣传，印出的书卖给谁呢？最后她不得不动员周围的朋友预订，好在她在文人圈中有些号召力，100册精装本在书稿杀青前就确定了买主，还收回了大部分预订款。这些预订者包括叶芝、庞德、纪德、海明威、普鲁斯特等人。

    1921年10月29日，《尤利西斯》终于完稿。三个月后的1922年2月2日是乔伊斯40岁的生日，比奇就在这一天给他送去《尤利西斯》的样书。为了表示感谢，乔伊斯把这本书的校对稿送她作为纪念。

    在之后的若干年里，乔伊斯一直把“莎士比亚及同伴”书店当成自己的家，每天傍晚都会来书店找比奇女士聊天，或者借钱。而更多的时候，他是来取邮件，因为他给别人写信时，信封上的回复地址便是书店的地址。

    宁愿关门也不把书卖给纳粹

    “莎士比亚及同伴”书店热情为英美文学青年服务的美名在旅居巴黎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中间广泛流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学精英，他们中有格特鲁德·斯坦因、菲茨杰拉德、亨利·米勒、埃兹拉·庞德、福克纳、格什温等一大批后来成为20世纪世界文坛明星的人物。他们旅居巴黎时与“莎士比亚及同伴”书店往来的故事，在他们成名之后都或多或少地提升了书店的文化价值。尤其是海明威和乔伊斯，他们在巴黎的故事总是和这家书店联系在一起，他们出名了，书店也就随之出名。

    出名原本是一件好事，但“莎士比亚及同伴”书店却因为名气太大招来了祸端。二战时，巴黎被德军占领，一位爱好文学的纳粹军官慕名找到书店，要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比奇女士断然拒绝将书卖给侵略者。那军官自是十分光火，威胁说第二天带人来封店。为了避免书店那些高洁的精神产品被纳粹玷污，比奇女士连夜召来一帮朋友把书全部转移。当德国军官第二天带着纳粹兵来查抄书店时，比奇女士已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

    54岁的比奇女士因触怒纳粹军官而过了半年的牢狱生活，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出狱后，也失去了继续经营书店的热情。书店就这样停业了。

    诗人惠特曼的后裔续写传奇

    让比奇女士意想不到的是，书店虽然停了，但书店的灵魂不死——她和她的书店早已成为传奇，并在美国人心中扎了根。十年之后的1951年，一个叫乔治·惠特曼的美国人在距原“莎士比亚及同伴”书店不远的地方盘下一个店面，仿照比奇的模式开了一家叫米斯塔尔的书店。这个惠特曼自称是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私生子的儿子，与美国东海岸作家来往密切；他的书店只卖美国作家的书籍，这一目标定位，使得他的书店在上世纪50年代成了“垮派”作家在巴黎的据点，就像当年的比奇女士的书店一样。

    不知因为什么样的机缘，这个模仿比奇女士的人在1961年与比奇女士相遇了。正是在这一次相遇中，比奇女士将停业二十年的“莎士比亚及同伴”书店的店名使用权无偿赠予惠特曼。在她的指导下，书店移植了当初“莎士比亚及同伴”书店的装饰和店面陈设风格。不仅如此，比奇女士还向惠特曼提供了原书店的一些珍贵资料，包括她本人与海明威、乔伊斯等名流的合影，以及关于出版《尤利西斯》的合同原件和《尤利西斯》校对本的复制件。从此，乔治·惠特曼便成了“莎士比亚及同伴”书店的合法继承人。1964年，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时，惠特曼又将“莎士比亚及同伴”书店改名为“莎士比亚”书店。这便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已成为风景名胜的书店。

    （文章转载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