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共同幸福”，而非“共同生产”

――“危机”三问话“转型”

 

▲廖进中[1]

 

【提要】本文提出了“供需过度失衡”的经济危机新定义，认为不只有“过剩”危机，还有更可怕的“短缺”危机。市场经济的产权改革已将中国从过去的“短缺”危机，进步为现在的“过剩”危机。化解“过剩”危机，要在“社会主义是‘共同幸福’，而非‘共同生产’”的理念下，加速社会转型和结构调整，让消费与生产同步前行。

 

许多年来，特别是此次国际金融风暴爆发以来，人们围绕着“危机”所发的议论，可谓层层叠叠、曲曲折折，乃至奇奇怪怪。本文意从最简单的概念着手，提出有关“经济危机”的三个诘问，以此向同仁们讨教目前危机的化解问题。

 

一、什么叫“危机”？

 

什么叫“危机”？《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严重困难的关头”[2]。具体到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翻遍各种文献，无论是伟大的马克思，还是著名的凯恩斯，也还是其他知名学者，说法各各不同，表述人人相异，但究其实质，无非就是有效需求不足下的“生产过剩”，谓之曰“过剩”危机。

笔者一直疑问：“过剩”固然是危机，“短缺”难道就不是危机？一个社会，如果“短缺”过大、过多，难道不也会扰乱正常的经济与社会秩序？难道不更也是到了严重困难的关头、特别危险的时刻？再从学理上讲，有“过剩”，必有“短缺”，二者组成一对“矛盾”，是完全合乎辩证法哲理的[3]。因而，我们非常有必要回归科学理性，扩展“危机”的定义范畴，以“供需过度失衡”替代“生产过剩”。

所谓“供需失衡”危机，按照最简单的经济逻辑，应该有两种最基本的型态：其一，是“供给＜需求”，其二，是“供给＞需求”。因此，就应该有两种类型的经济危机：“短缺”危机和“过剩”危机。与此相适应，应该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经济危机：“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并由此而派生出对自然环境的“掠夺”危机和“污染”危机。

一般而言，“短缺”危机是农业社会的经济现象，是与农业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在农业社会时代，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率极低；关键的是，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难以运用科技创新去实现产出效率的不断倍增[4]，即使有这样的技术，比如“基因”工程，不也是越来越遭到质疑和抵制？农业是“靠天吃饭”的风险产业，极易因自然灾害而出现“短缺”危机。进一步分析，农业是“让人吃饭”的民生产业，农产品是解决人们温饱问题的生活必需品，人们对它的丰歉程度敏感性极强，因而，“短缺”危机，就极易变为危及生命和引发动乱的“生存”危机。而为了“生存”，人们就会疯狂地向大自然进行索取，从而产生“掠夺”危机，比如，毁林开荒、毁草积肥造成水土流失，围湖造田、围海造地破坏生态平衡，过度放牧、肆意开采引起草原沙漠化。

与“短缺”危机相对应，“过剩”危机是工业社会的经济现象，是与工业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工业生产，特别是世界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工业生产，由于其产出新领域和产出高效率与科学技术的关联度极高[5]，科技创新可以让它“插上腾飞的翅膀”，所以，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论，工业社会在它不到100年的时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正是工业生产的这种特点，在工业社会里，“短缺”危机，大都已经成为历史，这大概就是平常人们讲危机，只讲“过剩”，而不讲“短缺”的社会基础。

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感受，不像农产品“一顿不饱，饿的慌”那么敏感，那么强烈。没有汽车，可以用腿跑；没有飞机，可以骑毛驴；没有电视，可以看戏曲；没有高速公路，可以走羊肠小道……。如果说，“短缺”是“生存”危机，那么，“过剩”就是“发展”危机，从“短缺”到“过剩”，是社会生产的一大进步，“过剩”不像“短缺”，它有物质基础，就可以更容易地“化过剩之‘危’为发展之‘机’”。道理非常简单：有，总比没有好，多了，总比少了强。人们不难理解：一个社会，什么都“短缺”，谈什么“发展”？如果“短缺”得连“生存”都存问题，还讲什么质量、安全、品牌、乃至信用与道德？“存在决定意识”嘛！硬说有“发展”，那也只是畸形的“发展”，不是有谚语说“讨米，还要有打狗棍”吗？公平正义，是“发展”的灵魂，它让人活得有尊严，它“比太阳还要有光辉”[6]，但一个社会，什么都“短缺”，拿什么去“公平”？拿什么去“正义”？硬说“公平”，那也是贫困的“公平”，硬说“正义”，也是“三六九等”的“正义”，没有起码的财富作基础，“公平正义”是“计划”不出来的，不是也有谚语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吗？

当然，“过剩”危机，终究也是“危机”，除了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扩大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激化社会矛盾以外，它也使商品滞销，浪费了稀缺资源，强化了资源“短缺”，破坏了生态环境，累积了温室气体，增加了社会的生产成本和催生“污染”危机。

 

二、我们是否有“危机”？

 

在探讨了“危机”的概念及相关性质之后，人们自然要问：我们是否有危机？以前，我们总认为，“社会主义哪能有危机”？其实，实事求是地讲，我们也是有“危机”。只不过，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社会基础之上，是“初级阶段”的，我们曾经的危机，只是“短缺”危机，而不是“过剩”危机。

当年，我们搞“共同生产”的社会主义，由于模糊了产权，人们缺少生产热情，效率极其低下，社会极其贫穷，物质极其短缺。为了应对“短缺”危机，吃饭要粮票，吃肉要肉票，穿衣要布票，穿鞋要鞋票，甚至连买盒两分钱的火柴也要购物券[7]。“计划票证”制度，看起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计划体制的调控能力，但实质上它是全民饥饿、全面贫困下的“公平正义”，是最无助、最无赖的“调控能力”。“三年天灾”和“十年动乱”时期，老百姓常年处于半温饱状态，连基本的生存需要都不能满足，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不是危机是什么？如果不是危机，我们又有什么必要说“不搞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呢？

有一种十分流行的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之所以出现“短缺”危机，只是因为我们过分的“重工业”赶超战略，是我们没有重视轻工业。那么，我们从来就是“农业为基础”，把农业重视得上了天，农产品应该是“过剩”才是，那为什么农业还老是发展不起来？轻工业是以农业为原料的产业，农业没有发展，轻工业焉能凭空而起、“重视”了就能发展？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战略”，而在于“体制”。只有近三十多年来改辕易辙的产权改革，才使得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在很快填饱了肚子之后，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内陆来到沿海，从落后地区来到发达地区，或务工或经商，或就业或创业，走出了一条“与世界同步”的工业化、城市化之路。是他们，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着世界上最顽固的小农经济；是他们，把中国80％以上的GDP都由工商业来创造；是他们，把中国改造成了“世界工厂”、“工业社会”。

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连续多年来以10％左右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持续发展，中国的社会财富也象世界上其它工业国家一样，潮水般地涌流出来了，以“抗震救灾”、“抗洪救灾”为例，我们现在是要物有物，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什么有什么了，中国社会也变成了《资本论》开卷所称的“庞大的商品堆积”的小康社会。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从总体上告别了“短缺”，逐步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如果有“危机”，也不是“短缺”危机，而是“过剩”危机了。

中国“过剩”危机的形成和化解过程，大致可以这样描述：1997年前后，以泰铢兑美元浮动汇率制的实行而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加剧了我国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中国第一次出现轻微的过剩危机，中国政府果断地采取连续七次大幅度下调存贷款利率，征收20%利息税等刺激投资需求的一系列政策，度过了那次危机；2005年前后，改革的深化使得中国老百姓的“钱袋子”开始鼓起来，但由于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没有跟上，人们不敢花钱，出现了所谓的“14万亿存款”的“贮蓄老虎”，流动性过剩严重，中国第二次出现过剩危机，由于此时中国的“复关”举措和正式加入WTO，我们的廉价商品被全球化与美国因产业转移空心化、金融过度虚拟化而引起的生产不足，以及过度消费而暂时消化了；2008年后，美国把为提高弱势群体“居者有其屋”的政府行为，错位成银行“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市场行为，加之格林斯潘连续两个任期推行低利率货币政策而形成的宽松金融环境和金融衍生品的滥用，致使美国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8][9]，并迅速波及全球，引发了我国目前正在应对的因外需受阻而凸显的第三次危机。

近十多年来，“过剩”危机和周期波动在我国的频繁出现，它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危机是轻微的，是有化解的巨大空间的；其次，我们的动员体制是有效的，是有较强综合应对能力的；再次，我们还没有化解危机的基本制度的创新，不然，危机怎么会在很短的时间段里反复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

 

三、我们如何化“危”为“机”？

 

中国接二连三地遇到了“过剩”危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应该如何从根本上化“危”为“机”？这里又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子问题：第一，危机产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第二，化解危机的方法究竟是什么？

我们从来的理论，产生“过剩”危机的基本根源，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现在还“对”吗？粗粗地想，当然“对”。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再生产中起支配作用的主导环节，“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之间的一定关系。”[10]人类明摆的历史经验是，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和生产资料的产权保护，世界的生产效率就怎会提高这么快？中国铁定的实践检验是，如果没有农村“土地承包”为起点的产权改革，社会岂能有这么丰富的财富积累？

但是，细细地思考，就可以发现：“危机”产生的真问题，不是因“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出现的物质堆积，而是“特权”“垄断”制度改革滞后而使得社会消费不了这些财富，是民众的消费没有与生产的增长同步前行。因此，解决“过剩”危机的关键，不在于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中的“生产”、“交换”环节，特别是“生产”环节，而在于“分配”、“消费”环节，特别是“分配”环节。或者，按照现行的通俗语言，不在于“做大蛋糕”――继续生产领域的GDP崇拜，而在于“分好蛋糕”――加强分配领域的利益结构调整。

长期以来，我们经济学理论界都在“痛苦”和“困惑”：如果承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岂不是否定了我们历来认定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承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岂不是否定了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其实，问题的实质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1]是我们至今的正统理论还把已经失败了的“苏联模式”神圣化、样板化，即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这么令世人刮目的成就，仍然有人还在僵化地固守。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有句更经典的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笔者对它的通俗理解和简单表述是：“社会主义是‘共同幸福’，而非‘共同生产’”。所谓“共同幸福”，是社会公平正义下的全民富裕，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所谓“共同生产”，是压抑人的自由发展，无个人产权支点而产出效率低、滋生贫穷的命令式集群生产。

回顾近百年来的历史，世界“过剩”危机的克服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逼近社会主义理想的过程。如果说，凯恩斯是侧重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陷阱”三个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为逻辑起点，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及化解危机的方法，那么，“罗斯福新政”则是从制度层面强化国家干预，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强力化解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开始了真正的社会变革。人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扪心自问：“罗斯福新政”以及后几十年来发达国家不断进行的分[12]配制度改革，其本质是不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观？目前，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法律法规，如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征收遗产税、累进税，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强度，实行义务教育，乃至民主选举等等，哪一条不是与《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主义理想相一致？是不是符合《哥达纲领批判》提出的社会主义要求？“全世界无产者”是不是已经看到了，欧美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超过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再推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何曾想得到的《动物福利法》，在发达国家早已诞生，它们动物园里的“豺狼虎豹”不关在笼子里[13]，是不是比我们的动物更活蹦乱跳，更自由幸福？或者，再远而论之，是不是可以说，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无情批判，是 “社会主义”运动的强烈冲击，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再近而言之，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本身，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也要更进一步解放思想，也要更进一步加速改革？

行文至此，有必要再提及一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湖南率全国之先提出了“弯道超车”的口号，或者叫“理论”。笔者从来的问题是，国际上有“金融危机”，我们是否也有我们自己更深层次的危机？如果说，经济危机是我们发展遇到的“弯道”，那么，我们是要费心思“转弯”，还是要加速度“超车”？[14]是把发展重点放在挤入“发展快车道”，还是带头“调结构，转方式”？我们“两型社会”的建设要不要从自然社会内化到人文社会？

总之，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从“农业社会”时代进入“工业社会”时代，借鉴美国经济史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瓦尔特·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5]一书中的主张，这个时期要开启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之路。我们要以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实现从外需向内需，从高碳向低碳，从强国向富民的三大转型；在健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创新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再简约地说，要在“社会主义是‘共同幸福’，而非‘共同生产’”的理念下，加速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唯此，我们才能真正地化“危”为“机”。

 

（2010年9月25日于岳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