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止“二代”现象，所有社会不公我们都在适应和习惯
近年来，媒体关于“二代”现象的讨论很多，诸如“富二代”、“贫二代”、“权二代”、“民二代”、“拼二代”、“独二代”等称谓层出不穷。“二代”现象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关键在于它反映了很多社会问题，折射出了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并且在一定程度预示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结构的形态。（26日北京日报）
不愧为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对当下“二代”现象的表现、成因剖析得可谓透彻而深刻，让人禁不住肃然起敬，从此明白啥叫专家教授的权威。只是，文末的结论却大大出乎意料：“人们必须去适应和习惯“二代”现象，因为它在短时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回到以前的社会状态显然已经不可能。”俨然封建时代家长包办婚姻的霸道：不嫁也得嫁，没有商量的余地，连苦口婆心的哄和劝都给省略了。
其实，“二代”现象只是社会转型期种种社会不公现象中的一种，老百姓必须适应的何止“二代”现象？又何劳教授们的大驾来规劝大家去“适应”和“习惯”，面对各种社会资源向官二代、富二代日益集聚，我们早已见怪不怪；在畸高房价面前，我们学会了蜗居、棚居甚至寄希望于胶囊公寓；收入分配悬殊越来越大，底层平民也越习惯了忍气吞声、忍辱负重……
所有的社会不公我们都在迫使自己去适应和习惯，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遭遇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公围困，没有制度公平的保证，不适应和习惯又能奈何？只是让人搞不明白的是，堂堂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授，不是在研究如何让社会主义制度上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淋浴制度公平的阳光，却在琢磨着让民众向不公顺从、妥协，是不是方向性的错误？抑或力气用错了地方？
更让人纳闷的是，我们的教授怎么如此容易犯一些低级错误，人民群众渴望社会公平，谁说要回到过去那种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时代？何况大家呼唤的公平之公与那个时代一大二公之“公”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此偷换概念，又如何能够叫人心服口服？尤其叫人想不通的是，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要加强推进制度变革，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可我们的专家怎么唱起了反调，鼓吹容忍、适应和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