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县长外出遭遇车祸，同车的母亲生命垂危。消息传来，一大群平时以及县长“交情甚厚”者，纷纷携大包、小包、红包，前去探视。未到医院，又有消息灵验者打来电话：县长已重伤不治。众人遂调转车头，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好一个“人情往来”，说穿了，其实就是“钱权往来”!为了所谓的“人情往来”，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利用党以及人平易近赋于他的神圣权力，利用“人情往来”这块“遮羞布”的掩饰迅速发财致富。政声人去，我们又看到一位位官员因作风违纪而落马。这时候，许多人都会发出感叹：作风腐化，违纪违法何时才能休矣？在留给人们意味深长的感叹同时，我在想，为什么现在的“人情来往”全然已经变成了“权钱交易”？

　　官场的“人情往来”仅仅是我们生活的一角，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以钱或权作为“人情来往”的标志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钱、权”腐化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充分说明了当前社会正面临着钱权诱惑的腐败冲击行为。

　　我国是一个礼仪之国，自古以来，就有在传统节日里走亲访友，互赠礼品的习俗。但现在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传统习俗，把原本正常的人情交往，变为钱权交易、商业贿赂的“最佳机遇”。以走访贺节为由，行送礼贿赂之实。这也使我们的很多党员干部在裹着“人情”外衣的“糖衣炮弹”面前放松了应有的警惕，走向腐败，滑向了犯罪的深渊。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相信不少人为了“人情往来”也花了不少钱，这也是往年的“天价月饼”之所以畅销的原因了。试想，有多少平民百姓买得起？俗话说，吃的不买、买的不吃，这种“月饼”平头百姓不会买，收藏者恐怕也很有限。究竟谁来买，又是送给谁？其最终流向哪里，相信人人都心知肚明。

　　社会在发展，“人情往来”也在水涨船高，礼金数额越来越大。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谁家有个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亲朋好友买些锅碗瓢盆、枕巾被套之类礼物聊表心意；进入90年代，谁家乔迁新居、孩子生日、老人过寿，祝贺的人送上20元、50元足矣。“人情往来”的畸形发展导致人情变味。到了21世纪，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可喜可贺的人情事务名目繁多，人情消费水涨船高。于是，礼金的多少成为衡量感情厚薄、关系深浅的标尺。你来我往，人情礼成了人情债。人情薄如纸的温情面纱也被撕得粉碎，凸显中国人情社会在现代转型中的困境与无奈。

　　据国家统计局太原调查队调查，2009年1月至10月，太原市人均以“人情支出”为主的捐赠支出（主要是礼金和红包）达1077.6元，占消费性支出的11.4%，已成为除食品、教育以外的第三大支出。与10年前相比，至少增长了3倍，而同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才一倍多。济南市统计局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仅在山东省商河县，2009年1月至11月，居民人均人情消费支出达1338元，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2.5%，比2008年同期增长23.8%。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课题组调查显示，2006年，34.8%的城乡居民表示“人情支出大，难以承受”，仅次于家庭收入低,医疗支出大，住房条件差三大困难之后，排在第四。特别是贫困地区，人情送礼的支出已经占到了年人均收入的40%~80%，有的家庭甚至到了举债送礼的地步。到2009年1月，该课题组再次发布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人情往来的支出在消费总量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平均达到7.6%,居于支出项目的第四位，仅次于食品、医疗和教育，农村家庭的人情费用支出比例比城市家庭还要高, 平均达到9.3%,这也显示出熟人社会的人情费用高于陌生人社会的特点。“人情往来”的巨大支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共性问题，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影响到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问题。

　　深究“人情往来”的高消费，除了“面子”问题，还有攀比心理、补偿心理、从众心理等。在这些不良心理的影响下，宴请的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礼金越来越厚，人情越来越薄，风气越来越歪。正常的人情往来逐渐异化成畸形的人际关系，甚至滋生钱权交易的腐败行为，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以致有人发出“人情猛于虎”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