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思考逻辑的启示
——纪念共和国建国61周年
老夏
“文革”能说清吗？在排除了恶狠狠的诅咒与一律斥之为权力私欲总爆发的纠结情绪之后，作为历史学的范畴能被我们自己说清楚吗？不要推到遥远的以后再“让后人去评说”，那都是诗人毛泽东面对无奈的历史长河时的惯常叹息与打趣说法。于此，我们还是可以摸索着按照毛泽东的另一说法，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去迎接一直就摆在我们面前的昨天的困惑与今天的艰难。
没有人会在今天想起来去替毛泽东的秉性、私下盘算以及对绝对权力的执着追求打掩护，但诗人毛泽东与理想主义者的毛泽东即使是在晚年张国焘的笔下，那也是长空善舞，对月思空的富于幻想和描绘理想主义殿堂景象的大思想家。
我们无法否认的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几乎所有困惑在毛泽东那里却原都是平常。我们的混乱，我们的贪婪与我们的无法无天的喧嚣不全都来源于我们对他的否定、搁置与背离吗？人之本性原本是不能停留在文革的世道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不能从毛的时代里汲取社会营养与精神滋养。正是因为我们放弃了精神的世界与大同的理想，我们才走到了混乱而邋遢不堪的今天。
人心本恶，这不是什么随便的可有可无的说法，人心的无度肆虐只能导致今天的混乱与明天的更加不可收场。不要以为人心所想全都是对的，所谓人心所向也许是正在铸下不可挽回的天大的错误并造下不可饶恕的天大罪孽的必要前奏。不可想象的是偌大一个国度里惶惶然不知所归的芸芸众生，而它却没有明确而毫不含糊的章法。在中国不讲究法度与政治理想就只能导致对最为广大的人群之身家性命的最终伤害，而不会导致其它。放任的自由与肆虐而张狂的发财伎俩对于中国只能导致最终的全社会破坏，没有一个人能从此劫难中逃脱得了！难道对此我们还要继续自欺欺人下去吗？毛泽东的高明正在于他早早地就在私下里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作出了一个大胆而突兀的政治行动尝试——文革。我们今天可以否定或全盘否定这一尝试，但我们否定得了这一对于中国最为重要的政治觉醒方向上的重要意识吗？不能因为一个行动的错误而就否定这一行动背后的原本动机导源于正确的思考源头，我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私欲而居然理直气壮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堂而皇之地否定真理。
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能否定毛泽东，毛泽东并非不适应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肆虐与喧嚣正在兑现着毛泽东的担忧，我们正在以不可饶恕的罪孽实践着毛泽东所早已藐视了的逻辑。与常人的惯性逻辑正相反的是：我们的时代却正在作孽无度的猖獗之中呼唤着毛氏逻辑的到来，而这全都是我们得意忘形之后的自找。
没有人会赞同毛泽东的文革，没有人会为弄出那么多的人间苦难而喝彩，没有人会为中国的贫瘠与普遍的清苦而喜悦，没有人会为高层里发生那么多的惊世骇俗的强震而鼓掌。尽管如此，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相反的路上没命地迅跑。毛泽东暗忖出了人间清廉的逻辑，他可以想象出这一逻辑的极度发挥所导致的景象，当然，他还可以利用这一逻辑来完成政治事业与权力的重组。但这一切都不能否定中国社会需要极大的清廉与社会安定并需要强大的权力体制来约束苦海无边的普遍欲望。不然，我们就会马上看到满大街上的魑魅魍魉。难道我们今天所处的世道，还能支持这一自欺欺人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说教而否认所有人早已面对了这一不堪事实吗？果真还要如此，我们就只好坐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那一天的早早到来！
老夏
附文：
文革：无可奈何中的奈何
转自“学说连线”http://www.xslx.com
辛若水
（一）对终极的无奈
“奈何”这个词在古诗文中是非常有诗意的。我只简单举几个例子。“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对于良辰美景，我们实在无可奈何的。“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时光是留不住的；时光中那些美好的东西，更是难留。所以对于良辰美景，我们要懂得珍惜；如果良辰不在，美景虚化，岂不凭空增添许多悲哀。正因为如此，有的人看到良辰美景，辄呼“奈何”。他又奈何什么呢？他只不过希望这良辰美景永远留往罢了。其实，不光他有这样的心思，我们也有；但纵有这样的心思，又能如何呢？毕竟良辰美景奈何不了天啊。时间的流逝，不仅会带走良辰美景，带走青春的容颜，而且会把人必然地带向死亡。“死去无知万事空”，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年轻的时候，对死亡大抵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年轻，后面的日子长着呢。可是，到了衰朽残年，就不得不独自面对死亡了。其实，死亡并不可怕，虽然死的时候，可能有痛苦，但这种痛苦并不足以成为深悲巨痛。人们的深悲巨痛，来自于对在世时光的留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活着真好”。如果在世的时光不值得留恋，那“惟求速死”就可以理解了。人总是不免要死的，但不能白死，总要让这死有点价值，有点意义才好。正因为有价值、意义的装点，这死亡才变得不那么可怕，甚至有种崇高的东西在。怕死，是人的本性，因为“自古艰难惟一死”；不怕死，甚至慷慨赴死，则是人的道德。价值、意义的装点，高尚道德的伪装，掩盖了人们对死亡的无奈；而死亡恰恰是人的终极，人们对这终极真的很无奈。许多时候，人的无奈可以通过达观表现出来。魏晋时候的士人大抵是非常怕死的，譬如刘伶，那是怕的要命的，但他偏生让仆人扛着锸，跟在后面，说“我死便埋”。普通人对死亡无奈，英雄豪杰同样对死亡无奈，而且尤其的无奈。既然我的着眼点是文革，那就先看看毛泽东对死亡的态度吧。可以讲，他对死亡是非常达观的，虽然这种达观掩饰不了内心的悲凉。他说，每一个人都会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会死。等到毛泽东死了，你们可以开一个大会，说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这是辩证法的胜利。他还说，他生前最爱吃鱼，死了之后，就把骨灰洒到了江里喂鱼。这是一种让人难以想象的达观，然而他真的达观么？在这达观的背后，是不是还隐藏着什么？当然隐藏着什么，如果他真的这么达观，也许就不会有文革了。可以说，毛泽东一生都是非常乐观的，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的悲凉。但到了晚年，尤其在文革，在他的内心深处，悲凉之雾开始弥漫。普通人面对死亡，大抵一了百了，什么都不必管，但毛泽东却不同，他握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权杖，而且他还是这个强大国家的缔造者。他虽然不得不面对死亡，但考虑最多的，还是身后事。无论任何人，对身后事，都是无奈的，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正因为管不得，所以才有忧虑；如果什么都管得了，那忧虑什么呢？毛泽东的谈话向来是海阔天空的，正是这种海阔天空，让他的谈话具有了独特的魅力。他说，再伟大的人都是要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都死了么？他们死了，世界革命不照样进行么？并不是离了谁地球就不转。人类也有灭亡的那一天。灭亡了，并不是不存在了，而是被更高级的东西取代了。他虽然这样讲，但隐忧却是巨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不就出现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么？赫鲁晓夫不也把斯大林否定了么？他的思考，不由得转向了中国：是不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睡在我们身边呢？忧虑过多，那现实就可能变样儿。对于终极，毛泽东同样的无奈，谁也不敢保证以后怎么样。对终极无奈，但对现实，他却很有办法；也正是基于对终极的无奈，才有了对现实的办法。他的办法，积累着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由他的办法而创造的文革，在理论上，无可争辩的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高峰。据说，晚年的毛泽东很爱看解放军攻入一个城市，群众夹道欢迎的纪录片。他经常看得热泪盈眶。
（二）对现实的奈何
毛泽东对现实是非常有办法的。早在他是毛委员的时候，人们就知道他有办法，所以碰到什么难事，都找他出主意。在别人看来的死马，他却能医活；在别人看来，已经山穷水尽，但是他却能够起死回生。他的办法，往往是棋高一招的；不经意地布一个棋子，就可以使全盘皆活。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总是有办法挽狂澜于既倒。遵义会议就不必说了，会后的军事指挥，确实到达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岂是白说的。以区区三万余人，摆脱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这端的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毛泽东的办法，当然是从现实中来的，但是他的办法又远远地高于现实，所以他才能够引导现实。他的办法和他的哲学是不可分的，哲学包括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毛泽东的哲学里，认识论当然有极重要的位置，但他更看重的还是方法论。可以说，他的哲学，就是一个又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早就讲过，以往所有的哲学都只是如何认识世界，但重要的却是改变它。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古代哲学，关于“泰初有道”还是“泰初有为”的争论。可以说，在古代哲学中占主流的是“泰初有道”，可到了近代，人们则普遍认同了“泰初有为”，浮士德精神就是这种认同的明证，而毛泽东所看重的方法论，当然是这种认同的余绪。哲学走出书斋，去改造世界，是让人神往的；但更让人神往的，却是它居然真的改变了世界。正确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怎样得来的呢？当然是从实践中找出的。毛泽东所强调的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对找到正确的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分析事物的矛盾，既看到事物的主要矛盾，又看到次要矛盾；既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看到矛盾的次要方面；重视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等等这些理论，不仅是毛泽东的创论，而且很好地运用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总给人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这种游刃有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常山率然之蛇。常山率然之蛇最大的特点，就是“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兵家最喜欢的就是这常山率然之势，因为这不仅游刃有余，而且无往不胜。毛泽东从容不迫的心理素质，也是非常让人欣赏的，他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虽然这不过泰山崩于前亦不变色的意思，但做到，却实在太不容易了。也许，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现实从来没有难倒过他，即便再艰难，他都能够从容应对，稳操胜券。在他心里永远是一轮朝阳，他是那样的乐观，从来不会被困难压倒。他说过，越是在困难的时说，越是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以此来增添我们的勇气。面对现实，他几乎是不败的；但对于终极，他却有太多的忧虑。他对终极的忧虑，也影响了对现实的判断。也许，正是对终极的过分忧虑，让晚年的毛泽东走上了悲剧之路。我说过的，毛泽东对终极无奈，但对现实却极有办法。然而，毛泽东对现实的方法，已经不再来源于现实本身，而只是来源于对终极的忧虑。终极是高于现实的，我想，没有人怀疑这点吧，但正因为高于现实的缘故，所以它很容易脱离现实。由终极而得来的方法，当然高超，但这种高超，却造成了现实的灾难。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是所有英雄的梦想；也许，只有在毛泽东这里，才会变成现实吧。你能说这种现实只是幻象么？可以说，文革中毛泽东对现实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所谓的“一句顶一万句，”虽然有些夸张，但未尝不是另外一种真实。虽然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毛泽东却感到了空前的孤立，甚至对现实本身，也不再那么自信了。文革带有很大的不可控制性；所以不可控，并不是因为廉颇老矣，而只是因为文革实在是一枚精神原子弹。你即便以最高尚的动机引爆它，但它只要炸开，就不是高尚的动机所能左右的了。毛泽东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亦是忧心重重。本来他的无奈，只在终极问题上，但后来，在现实中，也每每有这种感觉。有人曾当面称赞毛泽东改变了世界。然而，毛泽东不过微微一笑，谁又能够改变世界呢？他说，他只不过改变了北京的几块郊区罢了。
（三）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么？
现在许多研究者，都在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诚然，毛泽东是那一段历史最大的主观因素，他的作用是永远都无法忽视的。但是，如果因为这样，把文革的责任全都推在毛泽东一人身上，是不合适的。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讲，文革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文革；但是，文革又毕竟是由亿万群众参与的中国的文革。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是很难说的。正如人们所讲的，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是不能假设没有的，因为他确实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说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并不错。是苦难深重的中国造就了毛泽东，但又是毛泽东重望了中国。可以说，毛泽东是打开文革秘密的一把钥匙，因为他是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我们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是毛泽东把铃铛系在了文革这个老虎上，那也只有他自己能够解下来。可是，毛泽东早已驾鹤西游，所以文革也便成了永恒之谜，没有人能够把这铃铛解下来。也许，正因为如此，文革研究才具有魅力吧。解决不了，却又众说纷纭的问题，才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如果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学术研究岂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关于文革的动因，
（四）置之死地而后生
所谓“无可奈何中的奈何”，大抵即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又是什么办法呢？我想，这办法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毛泽东所以发动文革，大抵就有这样的想法，他希望中国能够像涅槃的凤凰那样，浴火重生。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中说：“由天下打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在姚文元发表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的一篇长文中加了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其实，理解这样的话，是需要语境的。很可惜，当时的语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要理解这话，就有很大的困难。我也只能以我所处的语境揣摩一二。“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将有专文讨论，我先就不说了。我只重点看一下毛泽东所加的那段话。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人们的灵魂，这个“灵魂”怎么理解呢？要按下面所讲的，灵魂首先指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政治大革命。我觉得，所谓的政治立场，不过是站队的问题：只要站对了，即便有点错误，也可以原谅；若站错了，即便有圣贤般的道德，那也会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里有一个根本点，那就是灵魂是从属于政治的，而对于这，我是很难认同的。我以为，灵魂是个人的、独立的，它首先具有的是文化的意义。人的灵魂，既不应从属于魔鬼，亦不能从属于天使，即便交给上帝，我们也不放心。灵魂是自由的，它不应从属于任何东西。我们再看灵魂的第二层含义，即“世界观的最深处”，这就是指思想了；思想为政治服务，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对于这，我同样不好认同，我以为思想同样是独立、自由的，它完全没有必要惟政治马首是瞻。灵魂的大革命当然会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那个时候，人们似乎对过去的道路，不怎么放心，所以才有无休止的检查与交待。好像不把过去交待清楚，就没有法子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其实，即便是最高尚最正直的人，也没有法子把自己的过去交待清楚的；因为许多事，除了天知、地知以外，是没法子找证人的。过去，真的那么重要么？重要的是将要走的路。可将要走什么样的路，不是皮鞭与棍棒能够解决的，这要靠自己的选择。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只能走一条道路，那才是最大的荒诞呢。然而，文革确实是让所有的人，去走一条路。在这一条路上，不乏忠实的朝圣者，但也有许多阴谋家、野心家。阴谋家、野心家，当然会危害这条道路，但他们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那些忠实的朝圣者背离了这条道路。文革确实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史，它这种触动几乎把中国革命史变成了《圣经》，而且是面目全非的《圣经》。说文革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那实在是因为人类未曾有过以变革灵魂为目的大革命。文革的目的是不是达到了呢？它是不是锻炼出了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呢？如果真的如此，那就不会有后来对文革的全盘否定了。可以说，文革虽然制造了“死地”，但人们并没有像凤凰涅槃那样获得更生。甚至人们对这“死地”也是有所怀疑的；人们并不以为这是真正的“死地”，以为这“死地”不过制造出来的“青春游乐场”。正是基于这一点，有的西方学者把文革称为“温室里的革命”。文革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已经胜利的背景下进行的，真正的急风暴雨早就过去。所以，这样的革命，虽然也有流血、牺牲，但却不过盛大节日的游行。温室里的花朵，只有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长大；但是，文革所谓的风雨，不过电扇扇的风，喷壶洒的水。虚拟的“死地”，能够锻炼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么？然而，这虚拟的“死地”，在历史的洪流中，又变成了真正的死地。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是否锻炼出来，还是未知之数，但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却毁灭了。无可奈何的奈何，同样奈何不了什么；即便“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成了虚花泡影。
（五）宗教与陷阱
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这话当然非常深刻。有人由此引申说，毛泽东迷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成了毛泽东的陷阱。然而，这引申的话，就不怎么准确的。毛泽东一生没有迷信过任何东西，对信仰，他都没有迷信过，更何况文化大革命呢？如果毛泽东迷信文化大革命，就不会给它“三七”开了。毛泽东是不相信什么宗教的，所以也就没有理由，更不会去创立宗教。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有宗教的色彩，但却并不就是宗教。把文革当做宗教，那不过一厢情愿，并且还不符合事实。“文革”是陷阱，大抵不错，因为它走入了多重精神的迷宫。在这精神的迷宫里，当然是无法自觉它是陷阱的。不只无法察觉它是陷阱，而且以为找到了一条光辉的道路。毛泽东要在有生之年干一番更加伟大而壮丽的事业；通过“文化大革命”，消除其他国家没有消除的弊端，创立一个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挽“修正主义”狂澜之既倒。这种伟大而又高尚的动机，带来了什么呢？如果只有一个人陷了迷宫与陷阱，那还没什么。因为普通的个人，实在是渺小，大海一滴，太仓一粟，又能对历史发生什么影响呢？关键的是，走进精神迷宫，掉进宗教陷阱的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偏生是毛泽东。毛泽东进入了迷宫，掉进了陷阱，整个中国也就进入了迷宫，掉进了陷阱。我在想，如果毛泽东当年意识到文革会成为他精神的迷宫与陷阱，那还会不会发动文革呢？这很难说，但根据我的揣摩，即便意识到，他依然会那么做。况且，谁也不敢说，他当年就没有意识到，不只他个人，就是整个中国已经进入了迷宫。我们能想到的，他早就想到了。文革决不是冒失和冲动的产物，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关于滴水洞的传说，即是深思熟虑的明证。在那七天七夜里，毛泽东究竟想了些什么，恐怕外人永远难以知晓了。人们所知道的只是，他出了滴水洞，文革就开始了。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武功大师的闭关修炼，等到闭关修炼出来以后，武功便大进，甚至成为一代宗师。毛泽东在滴水洞，大抵完成了一种崭新哲学的建构，这种哲学即可以称为毛的主义；后来所谓坚定的毛派，大抵即是毛的主义的拥护者。如果只是建构一种哲学，那滴水洞就成不了传奇了。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把这种哲学运用到实践中去。毛的主义的实践，大抵即是文革。文革后来被否定了，那毛的主义就不再那么正确了。我们古代有一个说法，叫做“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文革那么大的一场政治运动，总应该有个先兆吧。然而，所有的先兆似乎都是事后才发现的。当先兆作为先兆存在时，并不为人们所认识。文革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史上空前的大地震，然而，再大的地震，也有它的震中，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天塌地陷的。学术研究同样要找准震中，而文革的震中就在毛泽东那里。理解了晚年的毛泽东，也就理解了文革；明白了毛泽东那里发生了什么，也就知道文革中发生了什么。1966年5月，毛泽东在南巡的时候写了一首七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可以说，这首律诗，就透露着文革的消息，也折射着毛泽东的内心。诗中的颔联虽然不过写景，但景物似乎也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怒向苍天发”的“青松”，象征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纷随碧水驰”的“败叶”，又是什么，不也很明显么？而“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就分明是文革的情景了。毛泽东晚年最爱听的词，即是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毛泽东似乎在壮怀激烈里，重新找回了旧时的豪情。他也像岳飞那样，听那潇潇的雨声。有人说，潇潇的雨声，会把所有的壮怀都给埋葬了；这大抵不错，因为听着潇潇的雨声，就会陷入沉思。“故国人民有所思”，那故国人民思考的什么呢？毛泽东又思考的什么呢？我们都不得而知了。岳飞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自然是激励人的话，然而毛泽东早就不是那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少年了。廉颇老矣，但他依然能在战马上找回自己的雄风。毛泽东也老了，但他在文革中，又找回了自己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