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中国大陆的民主意识、民主的形式、民主的事项太少，其结果是民意难以实现下情上达。甚至中央领导下基层，都要与地方党政陪同的领导像捉迷藏似的，临时改变方案、行程，其实就是想看看没有被打扮、事先安排过的真实情况而已。其实，这种“点”与“个别”的真情实境，并不代表面上的真实情况。
现代社会信息发达，但也有许多伪信息、假信息、点信息、极端信息，就是缺乏带普遍性、全面的量化信息。这种普遍性、全面的量化信息只有通过广泛调查才能取得。日常的这种广泛调查，国际上一般是由新闻机构来做，但中国的新闻机构，目前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一、民意调查是一项社会服务产业
发达国家的民意调查是很平常的事情，调查机构专业化，调查方法科学化，已经成为社会服务产业之一。美国就有一个著名的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公司。
盖洛普公司由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乔治·盖洛普博士于1935年创立，是全球知名的民意测验和商业调查/咨询公司。盖洛普公司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用科学方法测量和分析选民、消费者和员工的意见、态度和行为，并据此为客户提供营销和管理咨询，取得卓越的学术和商业成果，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除了其全球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外，盖洛普公司的商业研究和咨询产品主要分布在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中：
1、 工作环境监测、培训和咨询；
2、 员工选拔与培养；
3、 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测量与咨询；
4、 战略性品牌和营销研究、测量与咨询等。
多年来，盖洛普公司以其独特的研究和产品，为大批客户提供了高质量的服务，其中包括政府部门、著名跨国公司、医疗和教育机构等等。目前，盖洛普在全球25个主要国家设有40多个分公司，涵盖全世界60%的人口和70%的总产值。盖洛普共有3,000名分析、咨询和培训专家。10年来，其营业额平均年增长25%。
盖洛普公司总部所在地：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全球雇员人数 3,000多名；涉及领域：人力资源咨询、测评。他公布的2009年中国民生指数及相关研究结果显示，2009年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比2008年提升了2个百分点。新加坡《今日报》2003年10月19日报道，盖洛普公司调查显示员工怨气使新加坡年损失50亿。
二、党和政府亟待有价值的民意调查报告
民意调查最大优点，在于调查更广泛、更专业、更规范，结果更为准确全面，而且政府居于主动地位了解民意，对政府一些决策更有参考价值。
中央党校政法部黄小勇副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1]：“现代化使得政府决策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依赖于知识而非简单的经验，民意调查能让决策者客观地获得关于决策事项所包含的丰富信息，为政府科学、民主、依法执政带来了新契机。在此基础上，畅通社情民意通道，了解民意所向，决策者才能最大限度地做出正确决策。这是汇聚民智、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强调：“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 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副主任吴士辉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民意调查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顺应了科学发展和注重民生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群众利益诉求、意见表达及价值判断呈现多元化特征，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因此，政府需要倾听民众呼声，了解民意，同时民众也希望获得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时分析认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及个体极端行为时有发生，这是社会矛盾爆发的主要体现，而预警机制的缺失又往往使这些矛盾处于失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社情民意调查对各级党委政府而言，显得十分迫切而又必要。
“现在公众对于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愿望越来越强，不仅表达自己对于现有的公共政策的看法，更多的还希望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还说：“过去很多事情，政府只需要告诉民众一个结果，或怎么执行政策。但是目前，民众对于知情权的要求大大提高，互联网加速了与政府有关的信息传播的速度，对政府的政务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政府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倾听民意的时代。”他进一步解释道，“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收集民意可增强政策执行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其次，收集充分的民意可以看到民意的未来走向，以便于政府可以尽快做出政策调整，包括建立预警体系；再次，收集民意可多角度保证政策的合理性。”
“民意对政府的重要性在提升，民意调查机构正是一个科学、系统地把民意传递给政府的重要渠道。”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一方面是民众不满足仅靠媒体、人民代表表达诉求，还希望继续拓宽诉求渠道。一方面是政府开明了，愿意听到民意民声，使决策有更多民意基础。这两方面力量结合，推动了民意调查的产生。”
三、中国急需建立民意调查体系
1922年11月24日，我国留美归国的心理学硕士张耀翔，在北师大校庆日期间，进行了我国最早的一项现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2]。
由于我国各种特殊的政治现实，这次民意调查并没有迎来这个行业的勃兴时代。相反，从1922年到1982年的60年间，我国大陆没有出现一家专门的民意调查机构，民意调查活动几乎一度销声匿迹。1986年以前，我国政府基本没有系统的利用民意进行评估的机制，所有政务信息依赖行政系统内部自下而上的报告机制，不允许独立民意研究机构存在。
1988年，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成立，这是我国大陆最早的民间民意调查机构之一。多年来，该机构一直编撰《民意参考》和《民意内参》两份刊物，前者派发给各学术机构，后者上报广州市各党政领导。同年，北京市委宣传部成立的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也是较早的专门从事民意调查的机构，出版内刊《民意》杂志。
1988年至2002年，是我国民意研究发展重要的14年。这期间，我国政府进行民意测验的数量大量增加，内容也更广泛，同时允许民间独立市场研究与民意测验机构合法注册，允许民间组织从事民意调查工作。
中国网络上也普遍存在某一事项的民意调查事件，但这些调查机构都没有一定的调查机制与规范，调查方法的科学性、权威没有得到社会认可，其影响力非常小，还不足以“以正视听”的效果。例如房地产行业发展过程中，各种声音都有。其中任志强的话语与批评话题充斥着大量新闻媒体的版面，其实他只代表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而广大住房需求者的信息，反而不占主导。主要原因是，中国新闻媒体还没建立信息调查机制，大量没有话语权的人群的意思得不到表达，新闻与媒体还没有“正义”与“公正”的社会意识。
中国的民意调查体系的建立，首先要从新闻机构开始，而且要《人民日报》带头，从民生开始，才有可能开展起来，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但民意调查，要做“对社会有正面意义”的调查，“有正面意义”不等于不揭短、不批评，而是调查的导向是正义的、阳光的、本义正确的调查题目和提纲，调查方法是科学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例如：“调查全国成年男性，若90%以上的人回答希望有婚外情”的调查结论，对社会就没有正面意义。
另外，最让执政者担心的是政治性议题的调查，只要在法律规范上明确政治议题调查，规定资格审查、议题报批与信息披露程序等，就能实现有管理的民意调查体系的有序建立与健康成长，进而实现专业调查与社会调查研究性课题的展开，既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公平，又能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
2010年9月4日
参考文献：
[1][2]李松，中国“民调时代”悄然来临为依法执政带来新契机[J]，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08月16日.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联系方式：电话：0713-8348688 传真：0713-8345265
地 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南湖桃园街109号 邮编：43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