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呼吁”与移民

阿尔伯特·O·赫希曼1969年的著作《退出、呼吁和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提出的“呼吁—退出”理论解释了这样一个问题：当组织绩效衰减的时候，其成员一般会自发产生退出或呼吁两种应对策略，而这两种策略对组织的命运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相对来说，呼吁是一种能够促使组织改善并维持组织发展的有效途径，不过其作用需要以成员对组织的忠诚为前提。

赫希曼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能够创造出剩余，各类组织在低效运行的条件下也能生存，于是出现绩效衰减。面对组织的绩效衰减，成员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组织成员应该选择退出。退出可能使组织得到警醒，采取措施扭转局面，恢复效率和生机；退出更可能的结果是，组织受到更严重的打击陷入更深的困境，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在经济学的观念中，组织成员的退出选择，无论是促使组织改善经营管理还是最终导致企业或组织的消失，都是有效率的。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似乎不是这样。在政治学的视野里，组织成员的退出被看成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其最终结果是组织的彻底失败，并导致资源的浪费及其他社会问题。如果人们在组织绩效衰减时不是选择退出，而是通过呼吁促进组织改进内部管理，完善运作制度，组织或许会得到改善，焕发生机。所以相对于退出，呼吁才是真正有效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消组织成员倾向于呼吁而不是退出呢？赫希曼的结论是，如果人们对组织有某种程度的忠诚，则呼吁而不是退出会成为其解决问题的首选。因此，对于一个组织而言，构建通畅的沟通渠道，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增强成员对组织的忠诚，是提高其生存能力的重要手段。

赫希曼的“退出—呼吁”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是不成立的，至少从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看是这样。其一，消费者总是理性的个人主义者，其利益独立于企业也独立于社会。当企业因为某些问题陷入困境从而价格提高，质量下降，服务跟不上的时候，消费者会义无反顾退出，选择新的对象。消费者追求的是个人效用最大化，企业的生死存亡根本就不是消费者考虑的问题。其二，消费者的退出虽然是个人的选择，其结果却是社会福利的改善。原因在于，当企业绩效衰减的信号发出后，如果消费者都选择退出，则企业会加速破产，资源将会由低效使用者手中转移到高效使用者手中，其结果是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改善(当然，资源调整的瞬时完成以资源流动的无障碍无成本为前提，而这一前提可能存在现实性问题)。其三，呼吁不仅在抑制和破坏竞争，而且呼吁本身意味着很高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意味着资源的浪费。实际上，呼吁作为一种政治性质的解决方式，是对作为经济解决方式的退出的一种替代。增加呼吁就是减少退出，就是更多地依赖政治的解决方式而不是市场的方式。而政治的解决方式总是意味着更复杂的过程，更多的讨价还价和更高的交易成本。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讨论家长面临公立学校的低效率应当如何选择的时候，就明确主张退出，因为通过政治渠道解决问题“令人讨厌”。实际上，任何一个接受过经济学基本训练的人面对此类问题的时候，其直观的解决方式就是退出。其四，在经济学中并不存在忠诚。如果非要说忠诚的话，存在的只是对市场的忠诚而不是对企业或产品的忠诚。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假设中，所有同类产品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的差异性，忠诚因此无从产生。当然，这种假设也存在现实性的问题。

由于违背经济学的某些核心假设，赫希曼的“退出—呼吁”理论用来解释消费者和企业的关系时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不过，将这一理论延伸到国家和社会的层次，却有一定的解释力。当然，这意味着对经济学假设一定程度的放松，比如承认人们效用的多元化，承认忠诚的存在并能对人们的选择产生影响。实际上，赫希曼的“退出—呼吁”理论本来就不仅针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关系，而是涉及广义上的成员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应用赫希曼的“退出—呼吁”理论，可以为我们目前存在的海外移民问题提供一个解释。

近年来，海外移民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人们选择海外移民的动机复杂多样，有政治的，经济的，更有家庭伦理方面的。为了解释的方便，我们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希望得到更完善的财产保障和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以及子女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持这种动机的大多是企业界、艺术界、体育界、知识界的各路“精英”；另一类主要是为了转移在国内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以及逃避国内可能的司法打击，这类人大多是贪官污吏。对前一种人来说，大多选择移民发达国家，那里有着较为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良好的生活环境，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较高水平的教育制度。而后一类人的移民目的地选择比较复杂，除了经济政治及生活环境以外，更多考虑的是国际关系。关于移民的影响及可能的治理思路，我们主要以前一类为对象进行分析。

移民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一个国家的退出。当然，国民对国家的退出不像消费者对企业的退出那样容易，它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还要接受目的地国苛刻的条件。能够承担相应的成本并适应苛刻条件的，只能是那些实力雄厚“精英”阶层（加上有通天本事的贪官污吏）。“精英”们选择退出，因为国外有着更完善的环境，可以为其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即使母国也处在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之中，但相对差距的存在还是说明母国在某些方面还不能令“精英”们满意，或者说母国缺乏竞争力。按照赫希曼的说法，成员对组织的退出可能破坏组织改善的机会，加速组织的恶化。就移民而言，“精英”们的退出也可能对母国产生不良的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由于财富转移导致的现在的物质损失；二是由于人力资本转移带来的未来的物质损失；三是“精英”的退出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校正力量的消失，从而减少改进的机会。就赫希曼的理论而言，关键是第三类损失。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存在不适应不合理的方面属于正常，关键是要改革和完善。“精英”们可能最先发现问题，也最可能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措施。如果“精英”们看到问题出现之后不是通过“呼吁”的方式提建议，想办法，出谋划策，而是抬腿走人，则即使国家愿意改革和完善，也可能失去相应的机会，或者使改革和完善延后。

在退出和呼吁的选择中，赫希曼倾向于后者。一般来说，“精英”们有着更丰富的知识和更强的政治参与能力，面对发展中存在的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如果他们的选择不是退出而是呼吁，不是移民而是留下来参与改革，其结果可能是一个多赢的格局。当然，留下“精英”并不意味着抬高移民的门槛，或者实施制度的强制（对贪官污吏们除外）。我国政府承认迁徙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尊重公民的迁徙自由。可行的方式还是赫希曼所主张的，提高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度。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加强传统文化宣传和持之以恒的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培养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则人们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会有更高的容忍度；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不断完善政治法律制度，完善民主和法制，完善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沟通，使公民具有更多的话语权，更广泛而自由的表达空间，则“精英”们参与“呼吁”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不断完善教育制度和生态环境，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则“精英”们的退出倾向可能会降低……

当然，国民忠诚度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因此，赫希曼式的依靠忠诚减少退出的思路恐难短期内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