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梁发芾
　　广为流传的戏剧《铡美案》在中国恐怕是家喻户晓的。故事说，一个叫做陈世美的皇亲国戚，因为犯了王法，被包青天用铡刀铡掉了脑袋，真是大快人心。
　　这其实是民间社会的一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乌托邦理想。
　　事实上历史上决不可能有这样的美事。中国古代，无论儒家法家，都极力推崇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而“尊尊亲亲”尤其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制定法律执行法律是皇帝为首的贵人的特权，他们有权利也有义务以法律 的手段维护“尊”，维护“亲”。皇帝不去维护天潢贵胄、皇亲国戚的特权，就是违背了“亲亲”的人伦天理和道德义务，是要受到谴责的。隋文帝要处死为非作歹的儿子杨俊，结果召来满潮反对；虽然隋文帝放儿子一马，但儿子因此郁郁而终。后来的历史学家谴责隋文帝为人刻薄，不懂“亲亲”，结果隋朝二世而亡。这就是说，如果中国历史上有“亲亲”资格的人而不去关心照顾自己的亲戚，那就是违背自己的“亲亲”义务，成为孟子所谴责的无君无父的禽兽。
　　在今天，人们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人是不是犯法，只是看他的行为是不是触犯了法律，一般是不看他的身份是什么，但是，古代的法律正好相反，它首先看的不是你的行为，而是你的身份，以及你侵害的人的身份。历史上的皇亲国戚，自古享有“八议”的待遇，犯罪不受国法处理。“八议”体现的是《周礼》“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古代社会的刑罚普遍使用残酷的肉刑，打屁股，刺字，砍头，凌迟，都是肉刑，但是，这种处罚方式，是不会用在高贵的贵族的身上的。他们如果犯了法，经过“八议”，就没有什么大事。他们是一帮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人士。
　　1117年，宋徽宗就发布一份诏书说：朕“嗣承大统，岂有恩不及于祖宗之裔乎？追远念亲，为之恻然。自今有犯除情理巨蠹、事涉重害即己杀伤人，并别有御笔处分外，余只以众证为定，仍取伏辩，并不得辙加棰栲”。宋朝（其实以后各代都一样）的宗室子弟犯法，并不必上法庭接受审判，而是由独立于政府的专门官吏皇家事务的大宗正司予以审理，对于普通人来说必须承受的肉刑，皇亲国戚都会罚款、贬责、庭训、锁闭了结，再严厉也不过除名，就是开除出贵族的队伍，从此享受不到任何皇亲国戚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至于最严厉的赐死，对于老百姓来说必须凌迟处死的酷刑，到了皇亲国戚那里，就是赐死：你自己选择吧，喝药呢，上吊呢，反正保全尸首，最体面的死法。
　　等级社会的法律不仅仅维护皇家贵族的特权，它事实上维护一切等级的秩序。
　　比如，在当时社会最为普遍存在的主奴关系中，明清的法律就规定：“凡官员将奴婢责打身死者，罚俸二年；故杀者，降二级调用；刃杀者，革职，不准折赎，鞭一百”。就是说，一个当官的把自家的奴婢打死，杀死，最重也不过是撤销职务，打一百鞭子。杀人偿命，这是刘邦入关争取人心的第一项措施，是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起点，但是，官员杀死奴婢，处罚如此之轻，只是因为加害者是尊贵的官员，又是主人，而被害者是卑贱的奴隶。那么，奴婢犯了罪呢？法律规定：“凡奴婢骂家长者，绞”“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绞，斩，凌迟，中国古代死刑的三种，轻罪绞，重罪斩，极刑凌迟处死，一点一点地割肉，直到疼痛气绝——这种刑罚轻重的观念与西方不一样，西方历史上砍头是贵族的特权，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及其王后以及大革命时期的贵族们，都是砍头，而庶人的死刑则是绞刑。中国正相反，斩首比绞刑重，因为斩首使身首分离，使对于祖宗的孝心落空——奴婢甚至没有针对主人的诉讼权，奴婢告主人，要挨四十大板的处罚，还要没收到官府，变卖。主人与奴婢之间身份不同，那么，与奴婢无关的其他人打死了他人奴婢，责任是什么？法律规定：“平人将奴仆责打身死者，枷号四十日；故杀者，枷号三月；刃杀者，枷号一百零五日，各鞭一百”。这也仅仅因为奴婢是社会的贱民，卑贱的身份决定了他无法得到法律的救济。
　　事实上，也不仅仅是主奴之间因为身份不同，罪罚不同。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古代也是尊卑贵贱，判然分明。且不说家庭中的父祖子孙这些关系，就是家庭中的丈夫，妻子和妾，贵贱尊卑不同。假设这三个人出现互相杀戮的现象。如果夫妻打架，妻子打死了丈夫，就的斩首；故杀则凌迟；如果打死妻子，绞刑，丈夫故意杀妻，才判处斩首。如果妾与丈夫打架，丈夫打死了妾，不过挨一百板子另加三年徒刑，如果妾打死了丈夫，就是斩立决，如果是故意，凌迟处死，毫不含糊。
　　所以，西方法律到来之前的中国法律，不是平等的法律，而是基于身份的不平等的法律。今天，基于身份不平等而罪罚不平等的条文已经不见于刑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理论上没有异议，但是，法律的执行中，还有大量的历史残留，这种残留仍然如同三聚氰胺一样危害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