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来美国，在华盛顿逗留期间，跟我的老师范岱年再次谈起我正在编写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一书，偶然听他提到，陈绍澧的夫人俞惟乐女士现在华盛顿居住。陈绍澧夫妇都是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我感到很欣喜，可谓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想对俞惟乐女士做一次专程采访。为此，2010年12月15日，范岱年夫妇、我等一行五人一起驱车赶往俞惟乐老人家里。

     首先，俞惟乐讲述了她自己的一些经历。

    美国留学的经历。俞惟乐是上海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同年赴美留学，就读于田纳西州的凡得堡大学，1950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回国。

俞惟乐说：凡得堡大学是一所很贵族化的大学。我有一个老同学在那里读书，说学校很好，让我去。我没有调查学校的情况，直接写了申请，学校也同意我去。我在凡得堡大学的时候，有几个中国人，比如现在的赵景伦。当时，赵景伦是留美科协田纳西分会的会长。谢毓章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物理的。回国后，谢毓章去了清华大学。

    我为什么要回国？我是很自然的回国的。当时没有什么想法，也不是特意想着回来建设祖国。我回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对国民党很反感，就是所谓的爱国；二是，科学救国的思想比较浓；三是，跟家庭有关系，我母亲让我回来，我的兄弟也让我回来。我回国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想法很天真，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影响，也不懂什么是名利。

    回国途中经历。我是1950年5月回国的，和侯祥麟是乘坐同一条船回来的。当时我们乘坐挪威的一条货船，从洛杉矶出发。这条船不是专门运送旅客的，要去天津送货，顺带我们回来。船很小，只有1万吨重。我们每天和船长一起吃饭，同船的10个客人都是中国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于6月26日踏上祖国的沃土。船到青岛的时候，正好赶上朝鲜出兵南朝鲜，船不敢去釜山，改道日本，卸了货才到天津给我们送行李。我们从青岛下船后，第二天去了北京，由高教部负责招待。

    回国后的工作安排。当时王新民负责接待，他是侯祥麟的朋友，或者是同学，或者是同一个组织的。王新民对我们说，现在东北最需要人才，需要你们去东北工作。那时候，我的思想很单纯，想法很简单，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东北沈阳。去哪里都需要通行证，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随便乱跑。侯祥麟人脉广，帮我写了几个地方，作为通行证，告诉我去哪里，找谁联系。我拿着通行证去了沈阳化工局，大街上人非常少，可是我一个人也不感觉害怕。后来又把我分到大连，接待我的是时任大连工学院院长曲百川。曲百川的上级领导是吕振羽。吕振羽在东北的职务很高，跟我谈了几句，把聘书塞给我，让我立即上班。可是我刚回国，想回上海看看家人。他给了我1个月的假期。家人知道我要去东北了，都不愿意让我走。因为那时候上海人认为东北很可怕，可是我已经拿到了聘书，他们只好同意了。

    如何与陈绍澧相识？到了大连，我才认识我爱人陈绍澧。当时大连来了一拨人，有陈绍澧、张存浩、陶玉生（音）等，大概有10个人，他们都是留美的。我是散兵，通过侯祥麟的关系独自去的。

    大连化物所成立经过。大连化物所前身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1907年由日本铁道株式会社成立的，抗战胜利后，移交给中长铁路局接管，改名为中长铁路大连科学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前夕，又交给大连工学院托管。1950年我去大连的时候，这个所已经交给了中国，但是留用的日本人还在。研究所的所长和领导都是日本人，我记得非常清楚，所长叫丸泽，我的直接领导叫井爪。当时大部分日本人已经离开了，这几个人可能是比较负责任，还没有走。他们在等待命令撤退。当时中科院还没有在大连设分院，我的聘书是大连工学院给发的。

     侯祥麟回国后去了石油部。当时石油部没有研究单位。我比侯祥麟去大连早一些，后来侯祥麟带着石油部一批人去了大连，呆了起码两三年。以前挂的牌子是大连工学院附属大连科学研究所，不久就变为中科院大连石油研究所的牌子。1952年研究所才归属中科院管理，60年代初改名为中科院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科院兰州分院成立。1956年，中央制定了新政策，要建设“三线”，当时中苏关系还比较好。中央有意在西北设立一个科学院的分院，还要在广州、四川各设一个分院。1956年，中科院西北分院的轮廓已经基本形成，但是工作条件比较差。我当时还不知道，比我岁数大的都不愿意去。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运动过后，上级一号召，大家都去了。大连化物所有三个研究室，凡是与天然气和石油有关系的研究室全部搬到兰州，大概109人左右，一个不剩。中科院兰州分院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主要有几个研究所组成，一个是兰州化物所、一个是物理研究所，一个是气象所，还有一个是地质所。施雅凤就是地质所的，后来去了冻土研究所。当时中科院兰州分院院长是刘永忠、董杰，他们都是老干部。刘永忠曾是解放军方面的医生，董杰是知识分子出身。在科学院来讲，兰州化物所在物理方面很强，我们有一个杨澄中，即大家所称的英杨（即留学英国），他在放射性研究方面很强；北京也有一个杨澄中，他是法杨（即留学法国），他在原子能研究方面很强。中央很重视我们，三年生活困难时期曾给予支援，因为害怕我们离开兰州。

    俞惟乐又回到美国。我是1990年退休的，要来美国。当时所里不同意我退休。可是，我的女儿陈爱莲在美国，为了她，我执意退休了。我女儿没有在兰州生活过，而是在上海跟着她外婆一起长大的。我们觉得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的女儿，所以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她（俞惟乐的女儿陈爱莲说：我和我的爸爸总共在一起也不超过半年，我对他基本上不了解，现在了解的也不多。）。那时候，我带着几个没毕业的研究生。我告诉兰州化物所，我一定会把我的研究生负责到底。因此，我几乎每年都回国一次，有时3个月，有一次长达6个月。直到2000年研究生全部毕业以后，我回去的就没有那么频繁了。我现在在中科院兰州分院挂着一个头衔——测试中心主任，基本上不做事。虽然我不让挂，可是还给挂着。我以前的老同事、老同行差不多都已经退休了，也有一些已经去世了，比如侯祥麟刚去世。

     我差不多每年都回去，先回上海老家，也会去北京、天津、兰州，有亲戚在那里。我今年已经84岁了，快要85岁了。我现在走路不太利索，在上海腰扭了一下。我现在主要是关节炎。

     后来，我们探讨了，文革期间，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的不同遭遇。

    萧光琰被迫自杀。在访谈过程中，我向俞惟乐提起，80年代中央召开了一次50年代留美科学家的座谈会，会上说，文革期间，50年代从美国回国的科学家有9个人自杀了，萧光琰是其中之一。俞惟乐告诉我们，萧光琰和他是老朋友，他们差不多是同时回来的。

    陈绍澧受迫害致死。俞惟乐的爱人陈绍澧也是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自杀的，1968年2月22日在兰州去世。俞惟乐告诉我们，他的爱人陈绍澧是1925年在广东东莞出生的，1948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50年获美国爱何华州立大学硕士学位，同年9月回国。他是和涂光炽、陶玉生等（音）一大拨人一起回来的。他们同船回来的还有一个是搞原子能的，可能是赵忠尧。我爱人在美国参加了很多活动，认识留美科协的很多人。比如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的丁儆，丁儆和我爱人关系很好；刘复光是无锡轻工学院的教授。他们差不多都是那时候回来的。

    谢毓章蹲监狱了？在文革期间，有很多留美回来的人被关进“牛棚”，但是正式进监狱的很少。我告诉俞惟乐，谢毓章当时在监狱蹲了5年，俞惟乐对此感到非常惊讶。俞惟乐表示，我不知道谢毓章进监狱了，没听说。我后来去清华看过谢毓章一次，当时他女儿已经出国了，他没跟我提起这件事。谢毓章和华罗庚差不多是同时期的。谢毓章和我是同学，性格很直爽，胆子非常大，为人也很傲慢。谢毓章学习非常好。我跟谢毓章一起上数学课，老师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我做不出来的题目，都是他帮我做的。钱三强等很多名人都是他的同学。谢毓章回国后去了清华大学，我去了东北，从此就再也没有联系了。不知道后来谢毓章工作情况怎样？有没有什么成就？现在人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