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模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三十年
秦 晓
共和国成立至今，已走过两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计划经济的三十年，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中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化基础，但僵化、封闭的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摒弃了斯大林-毛泽东的计划体制模式，推进了市场化改革，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实现了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发展失衡、社会公平公正等方面的问题。
我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起飞和崛起的基础和特征可以归结为“规模红利”。其外生因素是制度变革，包括中国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改革和冷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其内生因素是“人口红利”，即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高储蓄率。前者扩大了生产边界和市场需求，后者使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得以保障。在新的三十年中，前三十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包括内生、外生，需求、供给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尽管变化的过程是平滑的、缓慢的，但从趋势上看现已接近或达到拐点。在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前三十年的简单外推，而是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增长将会从高速转向常规，增长的动力将会从“规模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这也标志着中国经济从前一个三十年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一、中国特定的“增长红利”面临衰竭
1.人口结构老化，城镇化进程放缓
人口红利是指一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超过被抚养人口增长，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积累。人口学（demography）研究表明，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超过总人口增速（图1），抚养比开始显著下降（图2），人口红利开始形成。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展望 2008年修订版
图2：抚养比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展望 2008年修订版
对比人口红利形成前后，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由1950年锥形逐渐变化到2010年呈现为梭形，劳动年龄人口由1950年的3.37亿增长为2010年的9.18亿，抚养比也由1950年的61%逐渐上升，至1975年开始下降，由78%下降到2000年的48%。蔡昉[i]（2005）曾以人口抚养比为代理指标,估计人口红利对1982年至2000 年期间人均GDP 增长率的贡献为26.18%。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展望 2008年修订版
但是，200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开始放缓，过去十年平均每年增长率约为1.3%。《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在此之后的十年停止增长，从2025年开始转为负增长（图1、图3）。虽然未来十几年中劳动年龄人口仍维持在峰值水平，但由于老龄人口的增长，抚养比（图2）在2015年就出现拐点开始上升。就20岁至34岁年轻劳动力总量而言，2010年与2000年相比，已经缩减了近7%。未来20年内，该人群组总量还会缩减近17％。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目前为1.11亿，2020年将增加到1.66亿，2030年时则高达3.16亿，届时约占中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社科院研究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在2009年已经达到最高获利点，此后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有西方学者甚至断言中国将“未富先老”（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当然，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地域差别导致中国内陆地区仍然存在人口红利。但基于总体的人口统计数据，未来三十年中国人口红利减弱是可以预见的。
“人口红利”减弱并由正转负在经济上的含义是：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居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的下降。过去三十年的低消费、低劳动力成本支持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变化。
除了人口学的一般观察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中国“二元经济”下的人口迁徙问题，即城镇化的进程。过去三十年，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中国工业化是先于城镇化的，工业化为涌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没有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形成了“贫民窟”现象。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体”。根据刘易斯（Lewis）的观点，“二元经济”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劳动力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两个阶段的临界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观察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情况（表1），可以看出外出农民工在城镇总劳动力的占比经过快速增长之后，2005年以来开始趋于稳定，农民工就业数量增长率也有所回落。主要是由于农村户籍的人口逐渐老化和依然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知识、劳动技能不能适应城镇化的要求。劳动力市场也反映了上述变化，农民工中青年比例不断下降，东部沿海地区“民工荒”现象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农民工工资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图4），2004-2007年期间，农民工的工资年增长率大约7%，2008年增长了19%。这些现象揭示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尽管部分学者认为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但我认为制度（城乡双重身份）、农村劳动力结构（年龄、技能、知识）及城市公共产品的供应（社保、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等因素阻滞了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因而导致路易斯拐点提前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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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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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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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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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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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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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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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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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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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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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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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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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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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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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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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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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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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
2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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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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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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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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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0
|
8.8
|
2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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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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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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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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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3
|
3.8
|
26476
|
3.3
|
4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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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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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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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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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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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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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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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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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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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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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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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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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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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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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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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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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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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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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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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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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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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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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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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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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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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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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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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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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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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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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历年）；
2009年数字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0）。
资料来源：蔡昉《中国发展的挑战与路径:大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
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随着人口红利减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这种趋势不仅源于劳动人口供给的变化，同时也与城市吸收就业的能力有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高经济增长伴随着高就业增长，就业年均增长率在3%左右，“十一五”以后，就业年均增长率只有0.43%。现象背后的原因包括：长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向重化工业和建筑业倾斜，而服务业的发展相对不足，后者吸纳就业的能力恰恰是很大的；其次，政府注重经济增长，而非提供公共产品，因而交通、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再次，城镇化过程中对于环境、资源、治安等外部性的忽视导致了一系列自然环境和社会问题。
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指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虽然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是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出现“九五”、“十五”期间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图5）。
数据来源：CEIC，国家统计局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所导致的城镇化速度放缓，在经济上的含义是：城镇化拉动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将放缓，例如公路、建筑业、建材、汽车、通讯等，从而抑制了投资的需求。
2.全球化红利透支，世界经济走向再平衡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彻底改写了世界经济的版图。中国无疑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过去三十年全球贸易量增长不到5.9倍，而同期中国的出口总额增长了87倍。中国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由0.83%上升到7%，特别是过去十年里该比例的增长曲线愈加陡峭，平均每年增加0.45个百分点。
从自身经济结构的角度，中国经济对于出口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中国在过去30年里，平均每年出口增长是GDP增长的1.5倍，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6%上升到2007年的37.5%。1998-2007年间，中国出口部门就业人数介于3700-5900万人之间，在全社会就业总人数中占5.2%-7.7%，在工业领域的就业中占38.6%至47.8%。马骏[ii]（2010）估算过去十年里出口贡献了约3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日益呈现出一种失衡的状况。在这种不平衡之中，中国处于新兴经济体的最极端，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同时将外汇储备投资于发达经济体的国债；而美国则处于发达经济体的最极端，依靠借贷来消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产品，积累了巨额的债务。
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暴露了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这表明全球化进程不能以每个经济体经济结构失衡为代价，特别是经济的大国，必须小心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和经济增长的均衡。当然，此轮经济全球化出现失衡，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经过再平衡后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更加均衡的经济全球化。
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外部市场需求的结构性调整无疑会使得中国过分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做一个粗略的计算，当美国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由目前的70%回复到1985年至2000年的平均水平66%，美国的私人消费会减少5600亿美元（图6）。从储蓄率的角度看（图7），1959-1999年美国平均储蓄率约为8%，金融危机前下降到2%左右，而1个百分点储蓄率的提升对应着2009年美国居民消费约1000亿美元的缩减，储蓄率反弹6个百分点即意味着消费需求萎缩6000亿，得到的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美国私人消费的减少必然导致进口，特别是低端消费品的下降。中国2009年对美出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3%，这一结构性的调整必然会对中国出口产生长期、重大的影响。由此可见，外部市场需求无法继续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的增长必须立足于自身的市场才能维持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增长。
图6：美国居民消费占GDP之比
数据来源：Bloomberg
数据来源：Bloomberg
3.市场化改革面临瓶颈，要素价格扭曲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它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巨大的动力。80年代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90年代国企改革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而进入WTO之后，中国的产品开始走向全球；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制度因素。
然而，近些年制度改革放慢了脚步，市场化进程面临瓶颈。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素价格长期管制，其市场化进程未能适时推进。要素价格从广义上讲包括：资本（汇率、利率）、土地（特别是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矿产资源（税），此外还有公用设施、环保和安全的成本。
资本方面，在利率管制条件下，一方面利率水平低于资本的边际收益，迫使居民财产收入转移支付给企业，削弱了居民财富积累和消费能力,也间接造成企业争相扩展产能和投资效益低下；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享受着高于国外同业约1个百分点的净息差，以2010年第三季度14间上市银行的平均生息资产余额48.8万亿元计，1个百分点的净息差减少将对应于约4880亿元的银行净利息收入，假设维持现有的40%的成本收入比和23%的有效税率，则净利润将下降约2000亿元，占上市银行全年净利润的30%，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非市场化的汇率制度也使中国受到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国际关系的双重压力。
劳动力价格偏低。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比重由八十年代初的60%左右下降到2007年的45%以下。与此同时，加工制造业对低成本劳动力依赖严重。例如，目前服装出口业，人工成本占营业成本的比重在30%以上。假设今明两年，人工费用的增长率均为20%；而其余成本的增速与行业收入增速持平，为15%。即劳动力成本比其他项目多增加5个百分点，企业毛利率将损失1.1个百分点，净利润率损失0.92个百分点，这对净利润率只有2-3个百分点的行业将是很大的打击。
土地的征收和转让价格不是市场化的，补偿性质的征收价格使得农民失去应得的收益，同时地方政府为了招商低价出让工业土地，利益向资本所有者倾斜。
对能源和资源价格的管制客观上形成了对工业生产、资源垄断部门和出口（国外消费者）的隐性补贴。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开采所征收的资源税率偏低，通讯行业频段也可以获得廉价的使用，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垄断部门利润过高。
政府对部分要素价格管制的同时，对公用事业产品、环保和安全的成本定价明显缺位，这种缺位使得企业追逐商业利益而造成社会成本。
总之，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国进民退”现象产生，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使腐败和寻租愈演愈烈。
而要素价格改革，即从管制造成的扭曲的、低估的价格转变为市场的均衡价格，将使长期存在的“价格红利”难以为继，这部分红利从本质上讲是不合理的财政补贴和不公平的财富转移，它也是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中享有的“规模红利”的组成部分。投资和生产的成本、回报（利润）将更真实，国民财富的分配将更合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也会因之得到市场机制激励和约束的推动力。
4.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维持了年均9.8%的增长速度。但支持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这些因素都将出现重大的变化。未来三十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城镇化速度放缓，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透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这意味着中国储蓄率将出现下降趋势，资本形成的增长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放缓。考虑到劳动力供应与资本形成增速的趋势性下降，以及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减少，中国的GDP潜在能力的增长将出现趋势性的下降，在未来十年内可能会从目前的9%-10%下降到约7%-8%。由于中国在启动内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制度改革方面仍然拥有巨大的政策空间，因此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更有可能表现为渐进和可控的方式。
增长速度下降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和代价，如失业率上升、通胀、企业利润收窄等，但总体来讲是合理的、健康的、可持续的，因而是一个向常态回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能处理好转型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二、从“规模红利”到“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5000美元之后，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顿失，典型的表现就是拉美国家经济经过一轮高速发展后，由于创新不足，经济发展出现停顿，即所谓“拉美陷阱”。同样，中国过去三十年所享有的“规模红利”，将在未来的三十年逐步消失，中国经济再次站到了历史性的关口，必须寻求新的增长动力。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应从获取“规模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的红利”。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转换政府职能，摒弃“东亚发展主义政府”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重点是人力资源的改善和技术进步。
1. 追求“劳动生产率红利”
应对短期周期性波动，政策制定者一般采用凯恩斯从总需求的角度出发所构建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的框架。然而，凯恩斯所开出的“药方”不能解决长期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结构性问题。回答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问题，须从供给层面寻求答案。古典的生产函数理论以及索罗（Solow）对这一方法进行的检验和修正，都较好地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学术界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效率水平。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虽然计量结果有差异，但基本结论是一致的：至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靠大量的投入尤其是资本形成所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很低。一些基础性的指标，如能耗、材耗，技术创新（原创技术、专利）等也印证了这一结论。譬如，2000-2008年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2%，但是煤炭消费增长率也达到10.8%，能源消费增长率为9.4%，发电量增长率更高达12.5%。又如，尽管早在200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宣布，中国专利申请总量突破300万件，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人均专利注册量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0.6倍，远远低于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专利申请的质量备受质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甚至被认为是 “问题专利”和“垃圾专利”。具有显著溢出效应的重大发明等核心专利缺失、以及专利转化率低等问题，仍然是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
所以，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改善实现的“劳动生产率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未来30年发展的主题。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未来驱动力主要依靠较高的TFP增长率，2005-2020年，其增长率应达到3.5-4.0%。根据胡鞍钢、鄢一龙（2010）[iii]的计算，2006-2015年，中国经济要保持8-9%的增长速度，TFP增长率需要达到3.3-4.3%。
2.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催生新一轮“制度红利”
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处于工业化转型的国家，政府的特殊职能应主要表现在对不发育的市场机制的补充和替代，并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相机淡出，而不应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选择。目前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干预和替代，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产业政策应由倾向重化工业转向服务业，倾向资本转向劳动力，政府职能应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中心。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劳动生产力，扩展了社会的生产边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注入了强有力的“制度红利”。但不可否认，迄今为止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不彻底，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仍然处于瓶颈阶段，例如：要素价格扭曲，金融、电信、能源、交通等行业的高度垄断等问题。因此，下一阶段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加快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清晰界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并逐步消除过度垄断。
由于政府目前承担了过多的经济建设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而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维护市场秩序（法治、信用）方面却未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因此，在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如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换，从而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为中国经济发展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将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