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运后广州中心城区缓解交通拥堵方案（讨论稿）》出炉之后，媒体仅节选了其中部分条文进行公布和解读，有些不满足于此的广州市民，想上网搜寻文稿原文，以便全面领会和把握，哪知道遍寻而不获，牛贾因此在《新快报》撰文质疑道：“既然是‘讨论稿’，怎么就看不出要让我们参与‘讨论’的诚意？”

对文件标题进行严格的语义分析可知，牛贾表错情了。“讨论稿”没有主语，不写主语方便不同的人作不同理解，比如市民牛贾觉得主语包含了他，不过有人可能会对牛贾自作多情冷笑几声，这也是一种潜规则。官样文章的惯例是不把真正的主语写出来，写出来便政治不正确了，因为省略的主语多半是上级领导。

“讨论稿”通常是主管部门提供给分管上级领导参考定夺的草案，而非交给市民讨论。一旦完全公开，假如领导和市民意见分歧太大，虽然可以按领导意思办，但是让领导很没面子，不好收场。但是小圈子决策容易出现意料不到的疏漏，为免贻笑大方，所以有限公开成了权宜之计。

全体市民参与决策，搞直接民主，并非高效率的决策机制。但是对于治堵这类大范围涉及市民切身利益的政策，至少应该交给人大审议讨论。

从制度建设上来说，交给人大讨论决策，比全文向市民公开的意义大得多。只不过，市民的批评意见可以看作免费的咨询顾问，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七嘴八舌总能说出一些有价值的办法来。连这种免费的顾问都不用，充分说明现阶段政府已经不差钱了。

即使全文公开，我也不认为进步到哪里去。我要给热衷于义务献计献策的市民朋友提个醒，“治堵”其实是在给交委减压卸责。因为“治堵”隐含的前提是堵车责任全在汽车和车主，而不是道路和政府，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堵车不仅给市民生活造成很大不便，也给市交委造成很大压力。无论如何“治堵”，唯一的净受益方是市交委。对于市民来说，是一种不便代替另一种不便。限行等于把车“堵”在停车场里，连见机行事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堵车本身对车主来说已经构成“限行”压力，无需另外画蛇添足。究竟选择开车出行冒着堵车的风险，还是乘坐公交地铁，应该交给市民自己去选择，他们都是成年人，无需外人指指点点。

大禹治水是疏导，而不是限流。彻底的治堵方案也应该是疏导，向公交疏导、向地铁疏导，而不是限行。“治堵”话语的暗示之下，千万不要忘记“不治堵”也是一个可选项。或者说，堵车本身就是医治堵车的药。只要堵车，领导的板子就会不断打在交委屁股上，催促它赶快解决，现在广州市的道路和地铁系统就是在屡堵屡疏之间发展起来的。假如“治堵”把车堵在停车场，留出畅通的道路，只会让交委偷笑偷懒。小心“讨论稿”是草船借箭，借民意限民权。

（文章发表于2011.1.13《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