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对于国民党来说，是一个悲惨的年份，因为，他们被赶出大陆，溃败至台湾。如果没有朝鲜战争，那么台湾的今天会是如何？却也难说，好在历史不能假定。

但是对于台湾来说，国民党的到来又意味着什么呢？有一个我认识的台湾清华大学的杨儒宾老师说，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来到台湾，迅速提升了台湾的文化，这个大概没有啥疑义。

今天去台北的故宫玩，并非只是为了去看那棵白菜和那片腊肉，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去拜访钱穆先生的故居，素书楼。

跟故宫距离不远的地方，是台湾一所不大的大学东吴大学的所在地。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所学校和大陆的关系，其英文名字则是“苏州大学”。

双溪流过校门，往里走就会看见钱穆故居的字样，这样的山水，能不忆江南。

钱穆先生是苏州那厢的人，住在跟苏州有关的地方，应是自然的倾向，自从1967年从香港迁入台湾，他们就选择了在这个地方自己建楼居住，地址选择在双溪边上的一个小山坡上，一个二层的小楼，夜深人静应是能听见溪水缓缓流过的声音，屋前种有松树，旁边是竹子，只是寻梅不见。

故居的管理人员坚决地说，钱穆故居和东吴大学没有关系，而是台北教育大学管理的物业。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是这里的管理员，跟我们介绍钱穆故居的一些情况。

钱先生除了去中国文化大学上一些课之外，因为来访问学的人众多，就顺便在客厅上起课，约每周一次，听者不少，照片就是讲学之状况。

  “素书楼”之名源于钱穆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先人取名来源已不可考，钱穆尝自解，或脱衍自《中庸》所记，“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胡美琦指出，钱穆年幼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怠危，全赖母亲日夜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而得痊愈，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因此命名。

   二楼有一个很敞亮的厅堂。这是钱穆先生自己坚持的。

   自己能盖房就是好，不管好坏，起码是自己喜欢的。

从二楼望出去，除了双溪之外，远处的屋顶就是故宫博物院。

钱穆先生晚年在这里读书写字，生活了将近20年，但是在阿扁任台北市长的时候，素书楼便因为是以总统府的名义盖的，就成为公产，因此，就认为钱穆先生是霸占公产，而钱老先生也因此愤而搬出素书楼，不到一年钱穆先生便离世。

阿扁曾经向钱穆家人道歉，后来小马哥又道了一次歉。不过钱先生虽不属于政治人物，却与政治有很多的关联

1948年，毛泽东曾经撰文8月14日发表的那篇题名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新华社论中点了三个文人的名字：

　“对于这些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最后，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其实，历史很有一些不能说清的东西。

   就被毛点名的三个人而言。却都成为台湾文化史的里程碑式人物。傅斯年，做了台大的校长，死后埋在台大门口的“傅园”，胡适做过中研院的院长，死后埋在南港。而钱穆，长寿，可惜到了晚年还不免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