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房地产调控，始于2005年，掐指一算，到如今已经有6个年头了。每次调控，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以至于政府的公信力大受影响，总理的威严也蒙上阴影。为了挽回败局，总理在1月18日上午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布置和落实今年一季度的工作任务时，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搞好楼市调控”。与此配合，《人民日报》翌日刊登文章称“房地产调控将常态化”。只要还提“调控”二字，就表明中央政府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政策思维没有质的改变。

　　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既然用“调控”的方式努力了6年，均颗粒无收，是否可以试图放弃那种一根筋地“坚定不移”，而把“调控”转为“化解”呢？“化解”是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大智慧，在古代叫做“化”，属于五行思维模式之一。“化”的学问和功夫如同中医和太极那样，西方没有。“调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词汇里叫“克”，这种模式中、西方均有。“化”与“克”的不同之处在于：“化”不是消灭对方，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高境界为因势利导，化敌为友，最高技巧为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克”志在消灭或者制住对方，是一种力敌和针锋相对的行为，对进攻方的实力要求非常高，有时候即使可以“杀人一万”，也免不了“自损三千”。相对而言，“化”的功夫不易掌握，但效果很好，“克”的功夫比较简单，但结果往往不尽人意。

　　中国的房地产，其问题远不止高房价这么简单，但这是最突出的问题。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用化解这个单一的问题，其它问题所带来的矛盾就不尖锐了。

　　中国的高房价，集聚了5种力量，此5者错综复杂，扭成了一股绳，任凭“调控”的大刀如何挥舞，始终是“剪不断，理还乱”。这5种造就高房价的力量分别是：1、宪法规定的土地国有（实质上是地方政府所有），2、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3、贫富分化大；4、中央银行超发货币；5、“求田问舍”是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共同观念。

　　这里需要略作说明的是第3条和第5条。为什么许多专家几年前就高喊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要破，然而时至今日，不仅不破，这个泡沫还有边夯实边扩大的趋势？因为贫富分化大，有机构称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1，高房价的支撑者都是那些相对富裕的家庭，而相对贫穷的家庭往往连入门的机会都没有，这一点与美国的情况截然相反，美国的金融杠杆让相对贫穷的人也贷款买房兼超前消费，所以一旦加息周期到来，穷人还不起贷款就只好破产，直接导致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但美国的病虽重，但尚未到达五脏六腑，因而有救，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只要中国的富人不大面积破产，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就能支撑下去，但如果中国的市场营商环境持续恶化（比如“百万雄狮”争考公务员、国进民退、民营资本撤出实体经济等，背后所折射的正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当而显现的市场环境恶化），一旦中国富人大批破产，就会导致“中国式的金融危机”，而这种“中国式的金融危机”，爆发时早已病入膏肓，毒达五脏，因而无药可治。

　　为什么说“求田问舍”是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共同观念？翻开《史记·货殖列传》，从司马迁记载的第一位“富豪榜”人物春秋时期的范蠡起，到近、现代社会熟知的晋商、徽商，无不以大量积累固定资产作为其事业的结束，司马迁以“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来总结了经商的不确定性，中国人所寻求的终极安慰，是慎始善终，叶落归根，居有其所，即使谋求有立锥之地，也是中国人颠扑不破的理想。因此，一些专家所提出的“中国自有住房的比例超过80%，比西方发达国家高，不利于人才流动，建议限制居民购房”之类的言论，在西方也许可以行得通，但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人在哪里有房子，才愿意到哪里流动，政策只可以扭曲但无法改变中国人的人性，孔子在2500年前对中国人的人性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说“性相近也”。

　　这5种力量，有些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比如第2条和第4条，有些是短期内不能改变的，比如第1条和第3条，有些是几乎永远不能改变的，比如第5条。这5种力量，目前不仅拧成一股绳，还汇成了一股洪流。再看看中央政府的历次“调控”，那一次是针对这5股力量中的其中一种呢？回答是否定的。既然中央政府的政策没有“攻城拔寨”，何不转变思维，以柔克刚，寻求“化解”而非“调控”目前的房地产问题呢？

　　一旦采取“化解”的策略，中央政府所面临的风险和阻力都要小很多。这里试举一、两个例子，以期抛砖引玉。

　　众所周知，60%以上的购房款落入的是政府的腰包，政府不必要去打压房价，而应该趁房价尚处高位之机，赶紧完善自房改伊始应该完成而有一直没有完成，拖延了超过十年的住房保障体制，要补以往的缺课，没有钱不行，以目前的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制度安排来看，要钱最快捷、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从楼市上取得。利用高房价所收取的土地出让金、相关税费去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能使50%的中、低收入阶层对未来的居住状况都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是一种借力打力的做法，这就叫“化解”。这种做法的实质是让有钱人主动消费来补贴相对较贫穷的人，有效化解了第3股力量：贫富分化大。目前政府还是幻想可以通过“调控”获得所要的结果，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只收“房”钱，不办“房”事。据凤凰网《一虎一席谈》节目透露，2009年全国的土地出让支出为1.42亿元，在这支出的构成中，由大到小的排列次序为：1、征地拆迁补偿占40.4%，2、城市基础建设占27.1%，3、土地开发支出占10.7%，4、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国企破产或者改制安置职工、安全等支出占9.7%，5、耕地开发、土地整理、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支出占3.9%，6、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占3.5%，7、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占1.6%，8、廉租住房支出占1.5%，9、农业土地开发支出占0.9%，10、土地出让业务支出占0.7%。只有区区的1.5%用到了住房保障建设当中！从这一连串的数字来看，政府要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如孟子所说的，“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要扩大内需，同时缩小贫富差距，就要把国企、特别是央企所掌控的庞大的资源通过市场化的运作配给民企，最好能够做到凡事有民企能够进入并且愿意进入的行业，国企就退出，坚决不与民争利，政府只要定好制度，把好监管，就可以达到老子“无为而治”的境界和孔子所赞扬虞舜那种“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的功效。这样可以在有效“化解”贫富分化大的同时，更重要地是通过扩大内需，“化解”了政府为保持经济增长而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从而减少为保持投资力度和控制人民币汇率的过量的货币供应，“化解”第4股力量。

　　地方政府的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一开始多少有些“逼上梁山”的味道。如果中央政府能够以“化解”的心态来对待地方政府，自然会重新审视目前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度是否合理，而不会动辄加税，怒就罚款。须知，只要对老百姓的存量财产进行征税的话，根据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演变和历朝历代的政治经验得失，以及中国人几千年来所形成的道德人伦心性习惯，一定会遇到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制造的矛盾比平息的矛盾大。中央政府对待地方政府，不能只“给力”，而不“给钱”。在中国，合法而不合理的制度很难行得通，如果非行不可，就会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有合法合理的制度，才能畅通无阻。这就是中国的“中庸”的国情。

　　最后以我们中华民族最杰出的一个智者——老子的一段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箴言作为本文的结语：“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道德经·第二十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