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自 由(2006-07-20 15:48:17)
（接前）
“自由”一词，汉语原为无拘无束或“率尔径行”之义，如杜甫诗：“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柳宗元诗：“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将“自由”纳为政治、意识形态范畴用语，源于西方liberty（希腊文libertas）、freedom等词。前者有“从被束缚（或压迫）中解放出来”之义，与“专制”、“独裁”……等词相对立；后者有享有某种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之义，并与哲学上的“必然”相呼应。
古往今来，特别是在“资产阶级”登上统治地位前后的所谓“文明社会”中，可能很少有像“自由”一词这样具有如此强烈的敏感性、争议性和解读上的“反差”性。据说法国大革命时，“主其事”的罗兰夫人曾称其为“杀人之具”，后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又说它是比生命和爱情都更重要的争取目标。在中国，在新、旧资产阶级革命中，有多少仁人志士高喊着“不自由无宁死”的口号勇敢地走上了断头台，可是后来，即便在所谓“改革开放”过程中，又有多少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身的或宽容他人的“自由化”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历史上还常见这样的一些个人或群体：当其自身的“自由”遭遇到妨碍、侵害或剥夺时，就把“自由”说得天花乱坠，把“争取自由”喊得震天价响，以号召别人起来同情他、支持他、和他一起去奋争；可一旦他获得了自由，却又把它抛在一边，甚至视之为禁忌，不惜玩出种种借口侵害以至剥夺他人的自由。 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因为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总会作出有利于本阶级利益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把“自由”视为资产阶级的等同语：认为“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可是曾几何时，事过一个半世纪（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写成于1847年），这二位社会主义“始祖”的豪言壮语，早已被他的“嫡系子孙”——曾被“全世界无产者”称之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前苏联领导者们“与时俱进”得一干二净了，即在其他非正统的“臣民”那里，口号虽在，而实际上也已不存在了！在中国，1948年以前出版的辞书对“自由”一词的解释是：“凭己意行动，不受非法拘束之谓，如人民在法律范围内，有居住、言论、结社、集会、信教等自由是。（舒新城等主编《辞海》，1948年10月再版）
根据上面所引的马、恩的观念，“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自由，是指‘个性解放’、‘保障人权’、‘贸易自由’等，要求打破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让资本家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工人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在阶级社会里，自由总是同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政治上的统治联系在一起，只能为一部分人所享受；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上海辞书出版社《简明社会科学词典》，1982年版。）而“无产阶级”对它的解释则应该是：“……在有剥削制度的社会中，只有剥削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自由，没有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才真正获得有领导的自由，如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并享有法律的、物质的保证。”（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1977年11月）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时代，一般被认为最感匮乏的精神财富就是自由。但是当时的一首苏联歌曲却唱道：“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人民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上世纪40年代初所谓“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曾专门以《反对自由主义》为题批判“自由主义”，罗列出它的十一条罪状痛加批判，其中有：“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等等。但到了晚年，毛泽东应该说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许多别人绝对不敢说的话、不敢做的事，他可以脱口而出，随意而做，没有人敢于说“不”。如在上世纪那些风风雨雨的年代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无视党的原则和纪律，实行绝对的独断独行，他可以“自由地”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给党的事业造成显而易见的损失。在1957年“整风反右”前夕，他又满怀豪情地说：“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事实是，有数不清的人因为轻信了他所作的“舆论导向”而犯了“罪”，遭了殃；很多人被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或“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不是一般的反对“自由”，而是要看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反的是什么样的“自由”。特别是学术上和文学艺术上的自由探讨，曾受到许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赞颂。毛泽东写道：“……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他们是香花，反而把他们看作毒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前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也说：“我国自民国初年开始创立正规大学以后，在蔡元培先生的苦心创导下，就在全国大学教育中相当普遍地培植起自由研究的学术空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这种自由研究自由讨论的学风，对于多少世代以来蜷伏在封建枷锁下面的我国落后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曾尽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五四”以来在我国思想中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几次大论战，如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战，“科学人生观”的论战，以及“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等等，无一不是学术自由下面的辉煌产物。假使说自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的话，把么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自由”的深厚传统，应该是其中之一。这是我国教育事业上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加以尊重。 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深信唯物辩证法是几千年来人类思想之最高成果，一切学术研究，唯有应用马克思唯物辨证法的方法论，才能获得最高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仍还衷心拥护“学术自由”的口号，赞成在学术研究上，能有西洋人所说的Fair Play精神，个人可以自由假设命题，选择方法，彼此作公平之竞赛。因为谁是真理，单凭一方面主观上的标榜，不足以使人心折，必须经过各方面的研究和客观实践的印证，最后才能叫大家承认。而自由研究，正给予一切追求真理者以比较研究的平等机会，提供了真正到达真理的一个必要前提。在今天的中国，仍还是万分需要的。……（《论现在的学生运动》）
总之，“自由”，确实是个“变化无常”、“难以捉摸”、令一些人谈之色变、望而生畏而另一些人则趋之若骛、求之若渴的敏感问题。实际上，也确实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即无视实际情况而提倡盲目的、极端的所谓“自由”，特别是在关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掌握”不好，确实会出“乱子”；确实需要有头脑、有智慧的政治家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条件加以处理。但是和平、民主、自由毕竟又是社会发展和当今国际交往的大势所趋。也不能“投鼠忌器”，害“自由”上的“叶公好龙”症。特别是不能因为问题棘手，泼洗澡水时连孩子也不要了。因为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和学术的发展而绝对需要的自由（西方叫liberalisim或freedom）和为了利己或“乐利”而慌称的“自由”（西方叫libertinism）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实际上，很多人忌讳、害怕甚至反对“自由主义”，是由于没弄清“自由主义之真谛”之故。如梅贻琦所说：“今人颇有以自由主义为诟病者，是未察自由主义之真谛者也。夫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荡放主义（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或乐利的个人主义，亦截然不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实者，斯病矣。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则荡放之弊又安从而乘之？”（《大学一解》）
尤其是思想上、言论上、特别是教育和学术研究上的“自由探讨” （academic freedom），乃是发展学术所绝对不可或缺的，而且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如果放弃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讨论，什么“发扬真理”、“发展学术”、“造就大师”、“创造世界一流大学”等等，最终都将变成空话。梅贻琦写道：“……此犹仅就学者一身内在之制裁而言之耳。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则学术自由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于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职是之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适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同上）
为了一己自私的利欲，“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实”固然不可取；而为了一己之私利或私欲而杜绝言路，也是历来专制主义政治家的惯用手段。当年蒋介石就曾企图用古人所说的“思不出其位”来企图钳制教育、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了联大许多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反驳。梅贻琦、潘光旦在在其合著的《大学一解》中曾引用宋代大教育家胡瑗的一段话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大学之新民之效，可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
记得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庸碌之辈不需要自由”；我国文史大师陈寅恪先生则把它提高到极端神圣和无与伦比的高度，他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此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2006年春写成7月修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