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9日上午，知名中国科技政策专家、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理查德•萨特米尔再次到访北京长城战略研究所，双方就中国知识产权机制和现存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交流。

     萨特米尔教授非常关心中国知识产权政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长城所高级顾问赵慕兰系统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当前的知识产权体制和一些问题。在当前体制下，我国有以下知识产权方面的现象：企业的科技成果，有许多并不是以专利形式存在，而是以“技术诀窍”（硅谷通常称之为“know How”）的形式存在，虽然专利可以受专利法保护，但企业更倾向于用“技术诀窍”的方式来保护知识产权。另一种现象就是大学和公司之间的知识产权合作。这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学和公司之间的合作，由公司提出需求，并且双方往往约定，专利权由公司申请，而大学研究人员则有发表论文的权利。另一种是当学校研究出来的成果走向市场时，一般情况下是由学校的资产经营公司拥有专利权，但是在实际当中往往面临一些突出的问题。

     我提出中国知识产权之所以现在问题较多，主要是在于把大学和科研院所理解成国有资产，而完全依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虽然，九十年代中国国企抓大放小进行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大学院所也都变成了国有资产，采用了相同的方法予以管理。近年来，中国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给予了大学院所相当大的自主权，但大学院所还要遵循另一套国有资产管理的体制和规定，他们的技术成果要形成专利进行转移，要经过国有资产投资的审批，不能自已处置产。大学的资产处置要经过教育部批准，重大的项目需要教育部再报财政部，这种情况实际上严重阻碍了大学院所的科技成果转移。虽然美国也有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区别，但拜杜法案之后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可在国内，清华一个研究生的论文甚至都被认为是属于国有资产范围内。而且九十年代末的科研院所转制成为企业归入国资委也使得技术转移受到了很大的束缚。

     萨特米尔指出，和美国靠法庭、律师来处理知识产权问题不同，中国是靠政府处理问题，他本人觉得还不能说哪种方式更好。我们也向他介绍了中关村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近年来，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在中关村成立了知识产权促进局，代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受理、申请，帮助中关村的企业、联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鼓励相关联盟的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同时，中关村被国务院批准挂牌成为“自主创新示范区”后，开展了探索和试点，包括给予大学院所对评估值在800万元以下的科技成果的自由处置权，但是目前没有解决科研人员通过科研成果获得收益权的问题。萨特米尔教授对于这些动向非常关注，尤其是技术联盟方面的问题。我们介绍了中关村一些在知识产权工作方面较为成功的联盟的经验，在于它们组织框架十分完整，投入多，人员质量高。劣势的地方主要是联盟的法人地位问题。

     我们介绍了中国目前知识产权政策的文化和制度基础。追根溯源，中国知识产权问题有着深刻的文化涵义，根源是文化差异。在中国有句古话，“偷书不是偷。”——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点。这样的文化差异点点滴滴地渗透到中国知识产权的领域中去。第二点是所谓的“穷和富”的问题。美国很多公司可以仅仅依靠知识产权案件来打官司赚钱的时候，中国还远没有到这一阶段。中国当前知识产权工作的重点仍然是在创造和利用。同时，中国也因相关工作的落后，面临一些知识产权被侵权的问题，像这样的问题就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工作重点不仅是在国外政府的压力下保护知识产权，更多的关注点仍然在本国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经营上面。

     萨特米尔教授对于中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和创新的关系尤为关注，特别向我们提问：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是否对创新网络有损害，以及对联盟是否有损害？我们认为，中国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商标侵权领域集中，而知识产权对于创新方面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技术转移成本过高，而且因为专一双方对于效用的判断不一致影响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