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背后的原因与隐患


                 最近上网的时候,看到网上疯传某村长因为上访被活活的碾死,不管这则消息是不是属实,但全国各地上访的农民却不停见涨,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宁死去冒犯某些“官老爷”。为什么很多上访的农民都会受到层层阻碍,如果上访制度成为一纸空文,那么会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隐患呢?看着某村长被碾死的惨状,看着一幅幅血淋淋画面,我不仅陷入了沉思也在怀疑这个社会的人性。看着那么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过着衣不蔽体的生活,我内心的震撼变成了悲痛。思绪了些许日子,我终于无法按捺住自己内心的呐喊,打开电脑在深夜里写下了这篇博文。
                       低级需求被权利滥用与资本运作剥夺
任何事情的发生必然有其原因,任何种类的原因都会引起不同形式的事情发生。上访事件自建国以来空前高涨,要知道这种事件频发的原因还需从人类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上访者所处的动机开始。动机分两种,一种是外部动机——是指个体在外界的需求或压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动机;另一种是内部动机——是指由个体的内在需要所引起的动机。一旦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双向挤压的时候,人类往往就会受动机的需求进而采取某种行动。如果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受到的是好的因素影响,那么人类所采取的行动通常是正面的;反之如果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受到的是坏的因素影响,那么人类所采取的行动通常是负面的。如果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存在矛盾,那么人类通常会受到两种因素的互相斗争,在行动上就处于行动与静止的临界状态。从上访事件可以看出,农民已经采取了行动,从上访行动的形式来看,是受到好的因素影响,从而采取正当的程序上访。假如农民采取的是暴动形式谋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采取正规的程序上访,那么暴动就是受到坏的因素影响而采取的行动。再往下剖析原因,就会轮到动机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只就这个问题来考量,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的低级需要无法得到正常的满足。在人类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或生理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
低级需要是人的根本需要,一旦人的低级需要得不到满足,通常这种无法满足的低级需要会给人带来生命威胁或者需要忍受着最初自然赋予人类的痛苦。例如:饥饿、寒冷、疾病等等。一旦这些基本需要被剥夺便会引起强烈的反应,最强烈的反映就是恢复到动物的本性——进行残杀。
农民之所以上访就是因为他们的低级需要被侵犯了,影响到了他们的生命安全,所以才会上访。土地是农民低级需求的根基,土地之于农民的需求必要性远远大于某些官老爷和房地产公司的需求必要性程度。食物是所有生物的共同需要,作为农民,食物的主要来源就是土地。农民通过辛苦劳作,按季节收获播种来满足自己的低级需要。如果土地因劳动生产所得到的劳动产品满足了自己需要以后,就会拿到市场上交易,通过交易产生了资本,农民再用资本用于满足别的高级需要,比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旦部分官老爷通过权利的暗箱操作和房地产公司的资本运作,双方面谈判而把农民排斥在外,就等于权利的滥用与资本的运作剥夺了农民的低级需要,低级需要得不到满足,农民就无法获得食物,也无法从土地获得剩余劳动产品通过交易所产生的资金进行满足其他形式的高级需要类型。简单地说,就是某些官老爷与房地产公司剥夺了农民获得食物的权利,一旦食物无法满足生命的需要,那么上访便会因低级需要无法满足促使内外部动机的产生,内外部动机的产生就会传导到行动,也就是所说的上访。如果农民的基本需求被破坏到相当的程度,这种程度一旦超过文明社会所无意识中形成的约束与道德谴责,以及人民对国家负责的最低底线,尤其是无法找到解决途径的时候,上访便会转化成暴动,暴动之于上访的后果就不言而喻了。
             权利的傲慢与资本的贪婪成为土地的蚕食者
权利往往带来傲慢,胃口有时会越吃越大。任何拥有权利的人很难抵御权利的诱惑,因为人性生来就带着支配的欲望,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支配别人而不被别人支配的权利。权利支配的最终形式通常都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个人或者某个组织是没有最终权利支配的,因为只有政府才可以通过法律、监狱、警察、检察院剥夺别人的生命、只有政府才有权利无偿剥夺个人财产的权利,如果个人去剥夺别人的生命与财产的话,那么他自己就会在理论上受到法律的制裁,最终的剥夺权还是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政府不仅仅掌握着权利还掌握着本国内的一切自然资源,上到领空下到土地和海洋在我国都属于政府的。自中国独立以来,第一代领导人实行计划经济,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计划经济比较注重社会资源的分配,虽说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生活水平不高,至少社会资源的分配比较平衡。农民通过个人承包制都有土地耕种,工人都有房子分配,社会问题比较平衡。经济体制的转变改变了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取舍问题,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最大区别就是资本的价格调控与政府分配。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来,社会问题一直被冷落,导致社会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严重失衡。经济建设得到了国家的倾力扶持,所以我国的经济增长打破了世界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记录,这也是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事情。可是单发展经济也会引来一系列的问题。由于经济衡量的主要方式和普遍方式是GDP的总量,尤其是我国还把GDP总量的多少用来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也就是网上所说的“唯GDP是宠”。GDP的总量演变成了权利的衡量指标,普遍在地方政府中被当成了升官发财的“杀手锏”,地方官员部分认为只要GDP总量升上去了官就升上去了。正是这种想法让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去增加GDP的总量,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普遍落后,企业数量与规模发展不成气候,所以地方政府无法通过企业的带动力来提高GDP的总量。当地方政府无法找到增长GDP的支撑点时,土地便成为了GDP增长的最好源动力。在我国由于土地是国家所有,地方政府把侵占农民的土地作为国有固定资产运作,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这是个人利益驱动下的权利滥用。
除了部分官老爷滥用权利蚕食农民土地外,另一个比较狠的“黑手”就属资本。资本是贪婪的,资本是流动的。马克思曾尖刻地指出资本的本性:“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现阶段我国的土地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高的附加值,表面上看土地的基本功能主要还是用来种植农作物,那么为什么土地却那么备受宠爱呢?就土地本身而言其价值并不高,农民的土地之所以受到房地产公司的垂爱,主要原因是部分土地拥有了空间垄断开发的价值。一块远离城区的土地不管它有多么的肥沃,都没有一块同等面积靠近城区的贫瘠土地的价格高,后者的价格甚至高于前者的几十倍上百倍,这主要得益于土地的空间垄断开发价值。靠近城区的土地隐藏着垄断的空间,可开发性比较高,能带来隐形的居住价值和开发价值,而其原本的种植价值几乎可以被大量资本的流入所忽略。由于可转换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产生的利润相当可观,资本便会随着房地产公司流入到土地并购中。所以土地成为资本的蚕食对象,而公司就成为了资本流入土地兼并的代言人,一步一步地加入到土地的掠夺中。
我国土地的拥有权决定了它被谁使用的权利。土地国有制决定了农民承包制无法抗拒政府的拥有制,所以农民是不能进行土地买卖的,只有政府才有权利决定土地的分配。政府决定土地归属的权利引导了资本的流向,大量房地产公司利用贿赂或者与部分官员权利的交换同步运作掠夺土地,而最终利益破坏的承受着却是农民,所以农民就会选择上访,可是他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孱弱了,无法与部分官老爷和贪婪的资本相抗衡。
                           前车之鉴需防患与未来
三字经里的:“周共和,始纪年,历宣幽,遂东迁”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三字经里的这句话有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周厉王是周朝一个十分暴虐的君主。他宠信一个叫荣夷公的大臣,实行所谓“专利”,也就是霸占一切湖泊、河流、,不准贫民利用这些天然资源谋生;他们还勒索财务,虐待人民。
那时,住在野外的农夫被叫做“野人”,住在都城里的平民叫“国人”。周都镐京的国人对周厉王的暴虐措施怨声载道。
大臣召公虎听到国人的议论越来越多,赶快进宫去告诉周厉王说:“百姓忍受不了啦,大王如果不趁早改变做法,出了乱子就不好收拾了。”
周厉王满不在乎地说:“你不用着急,我自有办法对付。”
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还从卫国招来一个巫人,要他监视批评朝政的人,说:“如果有人在背后议论指责我,你就立即报告。”
那个卫巫为了讨好周厉王,派了一批人到处监听。有些人还趁机敲诈勒索,谁不服他们,他们就随意诬告。
周厉王听信了卫巫的报告,杀了不少国人。在这样重压之下,国人真的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了,即使在路上碰到了熟人,也只是交换一下眼神,便忽忽走开,不敢打招呼,更不敢谈话。
卫巫向周厉王报告说:“现在,批评朝政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再也不敢诽谤天子了。”
周厉王听了十分满意。正好召公虎去见他,他便对召公虎说:“你看,这会儿不是已经没有人议论了吗?”
召公虎叹了一口气,说:“唉,这怎么行呢?堵住人的嘴,不让人说话,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啊!治水必须疏通河道,让水流入大海;治国也一样,要容许老百姓说话,把心中的想法都说出来。硬堵住河流,就要决口;硬堵住人的嘴,是要闯大祸的啊!”
周厉王撇撇嘴,不去理会他,召公虎只好退去了。
三年后,“国人暴动”周厉王流落在彘(今山西霍县东北)直到死去。
这就是经典的典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来源。我不知道现在的农民大量上访,而被某些人阻止或者受到残酷的打压与迫害,是不是一种变相阻止农民说话的权利。然而历史用事实诉说着过去,但是历史不会回到过去。周朝的衰落似乎在诉说着什么,在后人重读历史的时候不免有点哀伤,作为后人如果只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最后引用华东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的话:中国就像一个非常渴望长大成人的青少年。他能够看到的目标,并希望尽快实现。他总是表现得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却屡屡忘记自己真实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