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都县人民法院一审以交通肇事罪判决李刚的儿子李启铭6年有期徒刑。对照交通肇事罪3-7年的刑期，一审判决并未轻判。但是如果对照“危害公共安全罪”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期，则一审实实在在地轻判李启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规定：行为人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构成该罪的要件是：1、醉酒驾车；2、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3、造成重大伤亡。至于意见中的“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不是构成犯罪的要件，而是解释为什么要将此类行为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原因。
望都县人民法院不认为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原因是：
1、醉驾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被告人李启铭违反交通法规醉酒驾车，在他人善意提醒其慢速行驶时，过于相信自己的驾驶技术，称“没事”，轻信能够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属于过度自信的过失。”
2、没有证据证明放任结果的态度——“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启铭对其驾车撞倒被害人陈晓凤、张晶晶的结果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
3、没有逃逸；
4、没有继续冲撞；
5、没有造成更为严重后果的行为。
对照犯罪构成要件，醉酒驾车和造成重大伤亡显然毫无异议，唯一可能存在的争议是“是否有继续驾车冲撞”。但是望都县人民法院的解释显然是没有说服力。原因如下：
1、所谓“过于自信的过失”来否定《意见》中的“放任结果发生的过失”是偷换概念。
刑法中的过失确实存在两类：过于自信的过失和放任结果发生的过失。在本案中，“过于自信的过失”是醉驾本身，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醉驾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而《意见》中的“放任结果发生的过失”指的是：肇事后继续冲撞，证明存在“放任结果发生的过失”，而且放任的不是前一次已经造成的人员伤亡，而是放任可能继续造成伤亡发生的这种行为结果。因此，望都县人民法院显然是以“醉驾是过于自信的过失”来掩饰“李启铭在肇事后继续驾车，放任再次肇事的结果。”
2、“没有证据证明放任结果的态度”完全是对《意见》的错误解读和适用。
所谓“态度”完全是一种主观意识。主观是否存在过失是根据客观证据进行判断，而且根据《意见》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意识”不是定罪的依据。《意见》的立法原意是根据“三要件”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或过失。而不是只有证明了犯罪嫌疑人有主观故意或过失，才能将醉驾者定罪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以，主审法官如果不是存心想放纵李启铭的话，那就是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并且，是否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主观故意或过失，这完全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这成为一个定罪的主要依据，那么法律就变得无足轻重，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完全是法官说了算。
3、“没有逃逸”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什么是“逃逸”？发生事故是不停车积极抢救伤者，不报警，而继续行车，这就是逃逸。李启铭那一条够得上“没有逃逸”。在此，主审法官又继续偷换概念，其用词是“没有逃逸的目的”。这再一次将客观标准主观化。都“逃逸”了，还“没有逃逸的目的”。主审法官估计是中文系出生的，非常善于玩弄词藻，模糊焦点。
4、“没有继续冲撞”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作为构成要件之一的“继续冲撞”才是本案定罪的焦点。在这一点上《意见》在立法上存在不足。“冲撞”不是一个清楚的客观标准。什么样的情况才叫“冲撞”？窃以为，肇事后不停车，或者短暂停产后继续高速行车；或者继续行车后再次造成事故，这些都是冲撞。但是对于定罪如此重要的一个要件，主审法官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无论其结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都是难以向公众交代。
5、“没有造成更为严重后果的行为”再一次错解《意见》。
《意见》并没有规定，第一次肇事后，继续冲撞，只有再次造成事故或更为严重的后果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否“造成更为严重后果”不是定罪标准，而是量刑标准。
由此可见，虽然李启铭案异地审判，李刚局长的“威风”仍在，望都县人民法院绞尽脑汁、极尽全力维护“李公子”。6年刑期也不短了。如果媒体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关注李公子是否真正在监狱服完6年刑期。不过热点如此之多，估计也没有媒体以后去炒这份冷饭。
特权和不公正的事还少吗？多一件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