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见证与人性的见证
——读李彦的《红浮萍》
刘再复
（一）
刚到马里兰，剑梅就把言砾（李彦）小说的中文打印稿交给我，说“这部小说的英文版已在几年前推出，读者反应很好，这部中文稿是作者自己译写出来的。”使用“译写”这一概念，还是比较准确的。尽管是翻译自己的作品，但翻译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再写作再创作的过程。这之前，剑梅就通过电话告诉我，李彦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教授，也是该校的孔子学院的院长，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研究生，还听过我的课。经剑梅一说，除了“出处”使我有亲切感之外，就是立即明白，这又是一个产生于现代文化大摇蓝的“两棲性”生命：身兼中与西、土与洋、学者与作家、英语写作与汉语写作。对于这种又教书又研究又创作的“三头六臂”的现代知识女性，我比较敬重，知道这其中包含着怎样的辛勤汗水与灵魂活力。但是，对于学者从事小说创作，我总是心存疑虑，怕他们落入车尔尼雪夫斯基似的理性陷阱。这位俄国思想家与批评家的思想是杰出的，但他的小说《怎么办》，则只是社会问题的形象转述，完全是失败之作。李彦毕竟是学院中人，她会写得怎样呢？看看再说吧。
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我把小说一口气读下来了。三十万字的阅读之旅，中间没有逗留过，没有疲倦过。读完后我惊喜不已，对剑梅说，李彦很了不起，她没有辜负大时代苦汁的养育，从噩梦中醒来又真实地呈现噩梦。这部小说成功了。这是一部紧贴现实、紧贴中国苦难大地、既见证历史又见证人性的精彩作品。我虽然也是个学人，但审美判断时不从概念理念出发，只从艺术感觉出发。读《红浮萍》，我的感觉很好，无论是对其叙事语言的感觉，还是对其精神内涵的感觉。
（二）
《红浮萍》是一部作者自叙性的小说。叙述者“平”，被作者界定为加拿大一位中上层阶级孤身老太太的“小保姆”，家中除了她和老太太之外，还有一只名叫“麦可”的小狗和一个名叫“乔治”的老园丁。“平”是个机灵鬼，她除了打工赚钱之外，还偷闲读书写作，这部小说正是她在偷闲中写出来的。这一设计是很聪明的。如果叙述主体界定为等同作者的现实主体，让一个学者、教授来讲述自己的身世和家族故事，势必太理性，太学院气，也势必要以批判过去的历史为自己的写作出发点。可是，文学创作一旦以批判社会和改造社会为前提，就不能不落入“谴责小说”的模式，进入不了人性深层。但作者没有选择这种写法。她大约意识到，她要展示的是一部很重的中国当代生存苦难和心灵苦难的历史，可是，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充当政治和道德裁判者，也不能充当伤痛的抚摸者与控诉者，而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与呈现者。于是，她选择一种“以轻驭重”的写法。设定的叙述者扬弃“教授学者”这类太重的符号，而用一个与世无争的边缘人的疏离角色作为叙事主体。由她把故事款款道来，自然、真实、准确，沉重中放入冷静，质朴中放入深邃，在叙述中尽管充满泪水，但读者与作者一样，不会被泪水所淹没，仍然在哀伤中保持一双冷观的眼睛。叙述者是充分感性的，文本中也溢满大悲情，但只是悲情，并非怒吼。所有的哀伤、叩问、怀疑、思索，都化作平静平实的讲述，震撼我们的，正是作者如实呈现历史真实时的自然汹涌的情感力量。然而，叙述者毕竟与那个噩梦般的时代拉开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写作的位置站立在地球的另一个边缘，因此，这种情感力量也显得更内在，更实在，没有矫情，也没有空洞的呐喊。
西方的当下状态与东方的历史记忆的互映设计，还让人感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困境、人性困境是普遍的。在西方中上层阶级老太太的这一端，她的生活是如此孤独、如此苍白，记忆中可缅怀的只是那四条已经死去的狗，由于年老神衰，连狗的名字也没全记住。现在生活中唯一的“伴侣”就是“麦可”这条还活着的狗。她和在东方的叙述者的母亲（雯）一样，同样没有真的爱情，没有真的生活。这是一种被堂皇富丽的物质所掩盖的令人难以承受的“轻”，与东方那种由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物质匮乏所构成的令人难以承受的“重”，形成一种对照，一种张力，一种人类社会的巨大矛盾场。小说作者面对生存困境只作呈现，不作价值判断，也不开“改造”的药方，但它引发读者思索：荒诞，无论是轻的方式还是重的方式都如此荒诞，那么，意义在哪里？人的存在意义在哪里？《红浮萍》的叙述框架是双向的，与前些年家族小说《鸿》（张戎）那种单向性叙述（只写中国的一端）不同。我相信，双向性结构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更为深邃，其叙述艺术也更为多彩。
（三）
所谓自叙史，其实是家族史。因此，除了叙述者（平）本身之外，主角便是母亲（雯）、父亲（楠）、第二父亲（诚）、外婆、祖母，这之外，便是母亲的梦幻般的恋人和父亲的流放似的弟弟、弟媳，叙述者（平）的静山叔和风娥婶等。
第一主角是母亲雯。这个人物是个地主家的女儿。因为生身母亲是唯一拥有儿子的续弦，因此，丈夫死后便拥有遗产而成了家族争夺的中心，雯在漩涡中充当母亲的护卫者，居然在争夺父亲的遗产中，抡起斧头吓退了“六叔”等财产窥视者，从小就以其雄性的豪爽而闻名家乡。尽管天性中有男性的铁质，但因为父亲早逝，她又天然地开始寻找可以作为自己肩膀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父亲（叙述者也在寻找真正生身的父亲）。在新旧时代的大变动中，雯推动母亲（叙述者的外婆）捐出财产，成为“开明地主”，而她自己也找到了伟大的、终身崇拜的父亲，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从找到的这一刻起，她就走上抗美援朝的前线，把身心交给“父亲”，她以绝对忠诚对待“父亲”，于是“入党”也化作她终身的魔幻似的“情结”，这不是一般的情结，而是压倒一切的，包括压倒爱情、亲情、友情的情结。不管“父亲”怎么对待她，怀疑她，以至把她打成阶级敌人（因为她带着向父亲撒娇的天真对党提了意见而被定为右派分子），几乎把她置于死地，她都没有改变对“父亲”绝对的爱与忠诚。但是，她的这种爱的代价，是让她丧失了其他一切的爱和几乎是贯穿一生的身心大折磨。伟大的父亲不仅不领她的情，而且还把她打入无所不在的地狱，报以她劳改场、牛棚和种种批判会。最为可怕的是，这种地狱还伸延到她心爱的子女—平和她的弟妹们，使她们也蒙受一种贱民似的生活，无处可以安生，连在北大荒那种奇穷不毛之地也难找到一个立足之所。“右派分子”这个命名像毒蛇似地缠住与雯相关的所有人。和母亲雯一样，好胜的“平”也被缠住而丧失一名“红卫兵”的资格即丧失即少年生命的尊严。父亲的命运也极为悲惨。平的生身父亲（楠），早就投身革命并投身朝鲜前线，但当了胡风分子之后，则只能被妻子抛弃，像鬼魂似地活着。平的继父（诚），一个留苏的技术知识分子，尽管通过“离婚”的手段企图摆脱纠缠，并驯服得像一只可怜的羊羔，但还是无处可以逃遁。最让人惊心动魄的是，在一九七七年毛泽东去世时，母亲雯竟感受到一场绝望，觉得这个可以还她政治清白的伟人死了，没有人可以断定她不是阶级敌人了。于是，恐惧仍然占据着她的人性深处，当平的弟妹们被大学录取时有人告诉她还有政审的关卡，她竟点起香火祈求邓小平护佑，表示自己愿意用生命换取儿女渡过政审关卡。雯对“父亲”的寻求，最后只剩下这点残存的血缘良心，这点可怜的卑微祷告。然而，正是这点可怜的祈求，让我们看到一点人性深层的“亮色”：当大时代的风暴席卷一切的时候却留下了人性深层那点对于无辜儿女的爱，或者说，当“寻父”情结吸干了一个女子全部生命激情和改变其生活的全部形式之后，并没有吞没掉人性深渊中那点最坚韧的善根。历史翻开了另一页的时候，雯最终还是入了党了，但入党这一刻到来时，她已失去激情。她的宣誓只是向人间宣示：她是清白的，不是敌人，而是人。人是要有尊严的，不能像牛马那样让人任意吆喝。而历经了种种苦难的“平”，最后也向“组织”要求入党，因为她能报答可怜的母亲的，也只有让母亲“放心”：女儿也是清白的，也不是敌人。饱受苦辛的母亲，她的灵魂应当永远远离恐惧。
（四）
但是，阅读了“雯”的家族历史后，我们并不感到灰心。这不是因为她终于得到了好人的正名，而是因为她的下一代儿女，尤其是“平”，在苦难的重压下，展示出另一种不屈不挠的生命的风貌—另一种历史沙尘无法卷走的生命的版本。她天生反潮流，天生地信赖母亲，无论什么风暴，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动摇这种信赖。没有人暗示她，也没有神启迪她，但这种信赖却如此坚定。她天然地拒绝强加在母亲身上的各种恶名，天然地相信自己的母亲属于人的行列。母亲除了头上的一顶黑帽之外，一无所有。她除了给儿女带来出身的重负之外，对儿女一无所助，但“平”永远地牵挂着母亲。明知关怀母亲将一无所获，她也要跋山涉水去“看看”母亲，这种超势利的情，如此真，如此善，如此美，凭这一点，人间就值得眷恋，灰心与自杀就没有理由。更何况这个“平”自己是在一种没有任何养分、没有任何阳光的土壤下硬是生长起来，尽管个子长得不大，但灵魂都是健康与茁壮的。她凭着那点不屈的意志，自己闯开中学的大门，大学的大门，研究生院的大门，最后又闯开西方文化的大门。她的坚韧的善根和慧根是从哪里来的？追究起来，有点神秘，然而，作为读者，我们从她的身上会相信一条真理：生命是不可征服的，潜伏在血液最深处的那点人的尊严与骄傲是不可征服的。那一点骄傲，正是中国文化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的积淀，这种文化永远不会灭亡，它比庞大的号称四海而皆准的各种理论建筑更有力量。
（五）
《红浮萍》通过一个家族的沧桑写出了一个大时代。它见证了时代，也见证了人性。写时代容易写得空洞、空疏。但《红浮萍》里的时代是具体的。我们仿佛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肌里。因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父母与儿女，朋友与兄弟，其关系，其人际间的疏离、紧张、冲突、困惑，其心灵的重负、苦难、变形、变态，无一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有泪有歌有哭。所谓质感，乃是血的质感，泪的质感，歌哭的质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每一大情节，都是根本。不能抓住时代的根本，哪有什么质感？抓住了根本，如果没有根本中的细节和肌里，也谈不上质感。而《红浮萍》的可贵，恰恰是它抒写时代从这一页翻到另一页，每一页里历史跳动的脉搏，每一行间中国人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尝到的生活的苦汁，每一沧桑过程中那些生死的挣扎和良心的呼唤，那些麻木的恶的惯性，那些不甘麻木的善的无助，一切都在作者富有才华的笔下得到活生生的结结实实的呈现。文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但她呈现的历史比历史学笔下的历史更丰富、更真切，更有生命感。这一切，唯有用“大时代的质感”来表述，才是恰当的。所以我要说，《红浮萍》是一部具有大时代质感的大悲歌，而因为作者拥有以轻驭重的叙事才华，因此，它又是一部具有大潇洒的真文学篇章。
（六）
近几年，我“返回古典”，投入《红楼梦》的感悟与“双典批判”的讲述之中，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脚步已跟踪不上。然而，我又不甘心丢失一个“文学中人”最宝贵的艺术感觉。当代文学批评的难处是艺术感觉，这种感觉能力固然有天生的一面，但也与后天大量阅读的积淀有关。因此，在对“古典”的沉浸中我也常挤出时间读读刚问世的汉语文学作品。能读到既有文采又有思想的作品总是由衷高兴，而且总是顺手把心得书写下来。今天写作《红浮萍》中文版这篇序言，其实也只是高兴之余的心得记录而已，没有学术姿态，但也没有细密的分析。除了给成功的作者鼓掌之外，想说的只是，一个作家，能真诚地见证历史、见证人性与见证自己的生存环境就够了。当个正直的见证人与呈现者，便是使命，便是文学的初衷。
二00九年九月十八日
美国马里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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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后的回顾与反思
——读李彦《红浮萍》
阿朵
一
人和文字之间，是需要缘分的。
我与《红浮萍》的相遇，几乎可以说是生命中的意外与偶然。
我的闲暇，舍得交与长篇小说的不多，总觉长篇充斥过多的语言垃圾，于时间是极大的浪费。当代作家的作品，任其名声多响、作品被评价多高，极少动想读的念头，——除非偶尔读到的某个段落打动了自己，——批评家的眼光值得信赖的不多，时下舆论的炒作更让人反感。由此，所买的小说，外国的已得到公认的名著居多。
李彦，一个生活在加拿大的双语作家，尽管她是滑铁卢孔子学院院长兼东亚系中文教研室主任，但于遥远的国内的我，她是完全陌生的。茫茫人海中与她相遇的机会几乎没有，即便有，也肯定是擦肩而过，相见而不相识。同样，茫茫书海中，又怎能得知有她一本《红浮萍》的存在？即便知道了，又怎能动想读的念头。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奇特。《红浮萍》出现在大陆的书店还不到一个周我竟知道了它，并第一时间买下。从收到的那个瞬间，从翻开正文的第一页开始，整整一天两夜，对它的阅读占用了我所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与它相遇，又想到了那个“缘”字。
此缘，缘于剑梅。
——
2010年8月18日，李彦在给剑梅的信中提到了《红浮萍》，她说，我8月13日在上海书展参加了签售活动，原来是做好了冷场的心理准备的，因为我在国内默默无名。但在一小时的签售时间里，售出了三百册《红浮萍》，虽然跟莫言等大作家几千册的荣耀相比实在寒酸，我却已感到十分欣慰了。
同一天，剑梅在给我的信中，转了这一段。
剑梅转这一段，非为特意向我推荐李彦和她的新书，她信中谈的是自己之后的写作打算，她说，这一两年我主要关注自己的英文学术著作，等明年完成后，我会转向当代文学批评一些。我觉得文学批评家应该有一颗纯粹爱文学的心。出于对文学真挚纯净的爱，对当下不少劣作被炒作得沸沸扬扬，而很多真正的好作品却被埋没，剑梅很有点伤感，为作品，更为作家，——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写作者，她深知写作的辛苦和当金子被沙埋没的无奈无助与痛楚。就转的李彦那一段话，看得出李彦的感慨，剑梅对此虽没多说什么，但因此而来的感触也是不言而喻的。
她们两人的情绪感染了我，更确切地说，李彦这段话触动了我。我也喜欢写作，文字完成后对读者的那种期待，——正是李彦那段话中的心情。
这种惺惺相惜的心情之下，立刻打开卓越，下了订单。毫不犹豫买下它的另一个原因，是《红浮萍》这个名字给了我不俗的第一感觉，——文学的感觉。
二
从快递手中接过书的一刹那，想起了朱大可《记忆的红皮书》，它们的外观尤其书皮的深红色是如此地相似。读着，更加深了这种感觉，——他们的“红”的确是同一个“红”，讲述的都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只是那时朱大可显然还小，所历所见所闻从小孩子时的视角开始展开，他自己的家庭又幸免于挨批被斗，读着还不觉特别沉重。 而李彦的笔下（小平）则带着更深的生命体验，更深的痛，父亲（楠）受胡风案牵连被打成反革命时她（平）还没出生，母亲（雯）坚信组织是不会错的，毅然与反革命分子楠离婚，生下她后交与外婆抚养。弟弟出生前，母亲却又因一句话被打成右派，继父虞诚更坚信组织是不会错的，决定与母亲离婚。后来继父也陷入被批斗中，父母都自顾不暇，她（弟弟妹妹也是）成了一棵真正的浮萍。那是一个灵魂受苦的时代，到母亲被平反，时间已过去了整整22年，22年间右派的帽子象压在头顶的一座山，不仅遮住了阳光，挡住了前进的路，更让尊严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尽管文字中李彦充当的不是政治和道德裁判者，不是伤痛的抚摸者与控诉者，只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与呈现者，但在如实呈现历史时，她内心自然汹涌的情感力量（此整句借用刘再复语），着实令人震撼。
我读《红浮萍》，一直无法当它是小说，我一直以为书中的“小平”就是李彦，以为它讲的就是李彦整个家族，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不幸遭遇。尤其开篇，接到母亲的电话，得知楠——这个一生都在盼着却没等到女儿喊自己一声父亲的人去世的消息时，叙述者的身份是加拿大一富孀家的小保姆，小保姆空闲时喜欢写作，并正在写着一部书，——我以为那就是李彦初到加拿大时的生活。大陆的那段历史与加拿大的当下相互穿插，形成了《红浮萍》的整个框架。刘再复先生在他的《历史的见证与人性的见证》中对这一框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叙述者与那个噩梦般的时代拉开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写作的位置站立在地球的另一个边缘，因此，这种情感力量也显得更内在，更实在，没有矫情，也没有空洞的呐喊。西方的当下状态与东方的历史记忆的互映设计，还让人感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困境、人性困境是普遍的……《红浮萍》的叙述框架是双向的，……，双向性结构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更为深邃，其叙述艺术也更为多彩。
三
我读《红浮萍》，如陷在一个噩梦中，明知那是别人的噩梦，明知她们终有一天会走出那噩梦，却有点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她们走出阴霾迎向阳光的那一刻，却又不舍得放弃任何一页，甚至任何一行字，——这，正是李彦文字的魅力。她的语言，她的叙事，她的故事，她故事的结构与部署，无一不将我深深吸引。一个长篇，读着几乎没有一句觉得是废话，几乎没有一处觉得是败笔，没有一页让你想随意浏览一下翻过去，——这就是《红浮萍》。如此无可挑剔，在我的小说阅读中，几乎是第一次。尤其令人感叹的是她的语言，她的语言质朴得精致，精致得质朴，高贵而从容，自然而洒脱，真不敢相信，一个在英语环境中生活了几十年的作家，竟然将汉语驾驭得如此之好。
读《红浮萍》，又常常想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虽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境遇，但一个特别的动荡的时代，给人的生活和尊严造成的伤害是相近的。所幸，《日瓦戈医生》还有爱情，爱是战争都摧毁不了的存在；《红浮萍》还有亲情，无论什么时候，女儿（平）对母亲都始终如一地信赖与热爱。无论多么严酷的时代，爱都是支撑人活下去的最后的力量。
读完书的那夜，当我感叹着写得真好，又为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它的好而烦恼时，女儿禁不住好奇，放下未完成的作业捧起它，读着竟再也放不下。开学在即，我不敢让她把太多的时间放在阅读上，于是应她的要求和她一起睡，讲给她听。我没有李彦那么好的语言能力，口头表达更不行，故事经我口述已经只剩框架，然而在我的讲述中，女儿泪流满面，她紧紧搂住我将脸贴在我胳膊上，说，“妈妈，幸亏我们没生在那个时代。生活在今天，多么幸福！”
是啊，生活在今天，这和平富足自由的时代，多么幸福！读完书时我给剑梅的信中发出的也是同样的叹息，这何尝又不是李彦想要表达的主题呢？
——回顾历史，并非单纯的反省，更是期望人们能够知晓当今局面的来之不易，分外珍惜这种稳定的发展和进步（《红浮萍》的《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