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顽固”
中国文化中有许多故事，但它们大部分只是体现了人类现存状态下的渴望。这些故事缺乏超越的意识。即便有着超越的意识，也缺乏质的超越。但也有故事充满了超越的意识和神圣的LILA（宇宙游戏）意识。这些故事和印度的《摩诃婆罗多》颇有相近之处。例如《西游记》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LILA意识的大故事。
《西游记》是我最喜欢的书。但我没有看完它。我对它的理解主要是通过电视剧以及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某种意义上，《西游记》是一场人间游戏，并且是一场悲喜剧游戏。这些故事对那些觉悟者是很容易理解并觉知其本质的。
然而，对于还没有觉悟的，他们可能非常容易沉湎于游戏现象而不知跃出。和像唐僧这样一个有灵性的人一起生活，可能是痛苦的。因为你可能无法真正理解他（她），无法体验到他（她）的体验，换言之，彼此间无法达成同步。猪八戒就动辄想着要离开唐僧回他的高老庄。圣雄甘地的一位秘书曾说，在天堂和圣人在一起是一种幸福，在人间和圣人在一起是一种痛苦。一个“古板”的圣人可能让他（她）周围的人难以生活。圣人顽固啊，只是这样的顽固是神圣的、是光亮的。
觉悟者、解脱者和得救者是这个世界的灯、这个世界的光。但这样的光再强、再亮，也是和你自身本含的光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别。只是，你把你那自有之灯放在乐私处，放在遮蔽之地。你认识到了，你就和他们一致。这在基督信仰中被称为“圣徒相通”。人人都是圣人，人人都是潜在的佛、解脱者、得救者。问题的关键是：知识还是非知识（无明）。
愿你的努力配上尚好的恩典，觉悟、解脱，达到新的纯真，成为新人，成为显明了的佛、原人、神之通道。
儒家的未来和孔圣的答复
当代儒学和儒家走向哪里？
早在1988年，余英时教授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中就谈到儒学已经真正地陷入了困境。当时他没有给出儒学的出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依托，成了“游魂”。 而这个游魂曾经是中国无数人的生存之根。1997年，余教授似乎找到了儒家在当代发挥作用的地方。在《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一文中，他认为儒家不可能直接在公共空间发挥作用了，儒家只能走向日常了。这是教授给儒学开出的“药方”。
但国内有很多人根本不接受这一药方，他们希望恢复儒家的政治传统。一时间，呈现出儒家多元的繁荣景象。一种出路是复古，甚至走政治儒家道路，如蒋庆；一条出路是自我抛弃或扬弃，适应西方/西学，儒家研究就是否定儒家；第三条出路是儒家分层，采取不同的或政治或日常或其他的态度；第四条道路是附和现代性，在现代性这面旗帜下有所作为；第五条道路是弥补现代性，如杜维明；第六条是创造性转化，走向第二轴心时代之儒家。当然，还可以有其他选择。
近日去曲阜拜访孔子老师。顺便问了问孔师，儒学是否可以成为第二轴心时代的儒学。
问曰：“儒学有明日否？”
默然片刻，子曰：“为何无明日？儒学在天在人。”
又问：“儒学之髓何在？”
子曰：“性也。自然之性，人之性，天地之性。吾人言儒性也。吾弘道于雅氏所言轴心时代，同行于东西圣哲。愿汝辈众人担当儒性再现于卡氏所言第二轴心时代。儒家气象自有天地之境，其光当显，天地日月之光尽在其中。求道、同道、享道、弘道为一。”
如此默观，乐归。
国学的终结？
什么是国学？很多人说国学主要是儒学。但如今这样的观点受到很多批评。
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季羡林教授认为，“‘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季教授的看法可能是合理的。但如果沿着这个路子，那么，历史上的基督教文化也成了国学，例如唐朝的景教文化。元朝的耶里可温教文化、明清的天主教文化，也成了国学。当然，中国的回教文化也更成了国学。还有，历史上学者们的诸多翻译，例如大量的希腊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它们可能都成为了国学的一部分。
然而，这样看起来，对很多人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的“国学”终结了？我的看法是肯定的，他们的国学终结了。
佛教的核心
佛教经典很多，对很多人来说经典中的很多内容实在很玄妙，并难以理解。但无论如何，佛教是有核心信息的。他的核心就是：尽诸法要，去烦恼即为正果；不去烦恼即非为正果。
不管你学什么法门，不管你跟从哪个大师，不管你居家修行还是出家为僧，不管你持有怎样的佛教理论，对照这个核心，就可以成了。
活的佛陀，活的耶稣
当今世界的舞台上，佛教和基督教是两个重要的角色。
佛陀和耶稣，人们各有说法。在我心中，他们就是两位人文主义者。几千年来，他们散发的人文主义力量具有无比的意义。尤其是他们之间以及由他们的传统而引发的文明间对话则更加具有非凡的魅力。
佛教和基督宗教之间的对话，其实质是两个巨大文明传统之间的对话。在两大传统之间，我们对话什么？具体操作起来非常困难。但是，尽管困难，佛教和基督宗教之间的对话却从未停止。
历史地看，在基督宗教初期，我们就开始了佛教和基督教间的对话。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材料极其有限。有学者认为耶稣是佛教徒，或者匿名佛教徒。而有的神学家则是来个乾坤大翻转，说佛陀说的真理是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争论因为缺乏材料和证据，我们还不能谈。
在中国，佛教和基督宗教的对话，时间应在唐代、在景教出现之后。那时，景教吸收了佛教思想，语言上采用了某些佛教词汇。元朝的耶里可温教则是基督宗教第二次来华。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很短暂，少有佛耶对话成果。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和佛教之间的对话则是另一次。当时的利玛窦走佛教路线，自己剃了光头。然而，利玛窦是实用主义的。碰壁之后，他就转向了儒家，成了“西儒”。在他那著名的《天主实义》一书中，他批判佛教，说中国人求道取经弄错了，千辛万苦得到的并不是真经。近代的太虚大师，他和一些传教士（如艾香德牧师）有着良好的宗教间关系。佛耶对话也出现过一次小小高潮。对此，中文大学赖品超教授等做了很好的研究。
新世纪开启以来，佛耶对话已经经历了三次。2003年，大陆召开了第一次佛教基督宗教对话会议，这是国内第一次正式的佛教和基督宗教学术对话，开启了佛耶对话一个新的时代。2006年，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第二次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会议。2009年，大陆在浙江大学召开了第三次佛教和基督宗教对话国际会议。这次主题为“文明的对话和对话的文明”的佛耶会议，进一步推动了佛教和基督宗教的对话活动，加深了彼此间的理解。由对话而来的佛耶碰撞、彼此间的互动，进一步显明了活的佛陀、活的耶稣在尘世间的人文主义光辉。而未来，佛教和基督宗教的对话将对中国以及世界的文明之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可以预期的。
耶稣和佛陀
有神学家说，佛陀具有救赎能力，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做功。这样的说法估计有很多人不会赞成。但耶稣和佛陀的确具有很多的相似性。
从神秘的角度看，耶稣和佛陀都是觉悟生命的展现。他们是同一的。虚己和无我，让佛陀和耶稣走向同一成为可能。虚己和无我，让身份危机和压力得以消除。
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生活在灵性层面，我们一定执相。执相则不是佛陀和耶稣所希望的。这是信仰耶稣和佛陀中的问题。
如今，似乎我也在叠置佛陀和耶稣，我从没有和佛陀以及耶稣在一起生活过，不能直接询问他们。即便一起生活过亲自聆听过他们两位的教导，我的理解就是否一定会符合他们的原意？估计很多其他的神学家也和我一样，叠置着或叠置了佛陀和耶稣。
但有一点则是我坚持的，即，佛陀和耶稣的核心信息都是非实在论的。他们并不关心形而上学问题，并不执“我”。他们关注人的现实问题。
佛陀是觉悟的人，没有烦恼的人；耶稣是要把人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人。他们都是人，但他们和我们不同。你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神。但我觉得说他们神圣化了。
同样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却是自觉的、观照的。他们自然地生活在正反合的第三阶段。我们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佛教徒与基督徒
世界是人创造的，佛教是人创造的，基督教是人创造的。本质上宗教间的和谐是人的和谐。人间不和谐，宗教间和谐是不可能的。所以，潘尼卡强调对话者本人的预备。
当今，不同信仰者对于自己心的理解还有太多的空间需要发展。在这个时代，人的命运更多地取决于人自身的选择。用佛教的语言表达：共业可能完全决定了人类整体的命运和走向，别业（个业）则影响个人的命运和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共业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个体的命运，超越了别业之力。同样，别业以其特别的方式影响着共业。共业之力和别业之力相互影响，共同影响着我们人类的命运。
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佛教徒和基督徒的关系非常必要。佛教徒和基督徒都有义务和责任为这个世界的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传统的思维已经不太合适。佛教徒和基督徒都需要自我更新，怀着开放的态度，反思自我、定位自我，让佛性和基督性展示出来，在这个脆弱的星球上荣耀生命，让人类的眼睛穿越时代的阻隔，直视全新的生命。
如今，我们越来越需要让佛教徒直面佛陀所言的奥义：法性展示的奥义。也越来越需要让基督徒直面耶稣的话的奥义：我是生命、我是道理、我是光的真实奥义。
吠檀多哲学家耶稣
《多马福音》是一本很靠近耶稣的书，类似佛教中的《法句》。《多马福音》不是耶稣的传记，据说是由其弟子多马记录下来的耶稣的灵性指导语录。总共只有114段话。让我惊喜的不是这本书中的语录，让我惊喜的是：耶稣是个伟大的吠憻多哲学家！
《多马福音》是一本哲学语录，体现耶稣哲学思想的语录。它不关心事件，它只关心哲学、精神和灵性。这一特点和印度灵性传统一致。根据一些说法，耶稣可能去了印度，学了一些吠檀多哲学。传统西方的许多教导可能和耶稣的信息并不相符。
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理解耶稣，我们需要认识一个更真实的耶稣。这个耶稣突出了每个人内在的神性，突出了他作为智慧之师（智慧瑜伽师）的身份，突出了他的超越二元论的不二论之伟大哲学，突出了非教条的信仰。
如果你问我耶稣是谁，那我会告诉你：耶稣是东方人，耶稣是吠檀多哲学家，耶稣当然是吠檀多的实践者和灵性导师。
未来神学的芳香
如何处理基督教和其它宗教之间的关系是当今基督教神学面临的重大问题。从卡尔·巴特的排他论、天主教的兼容论、希克的多元论、再到弗雷德里克和克卢尼的比较论，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当今许多基督徒依然不承认其它宗教的他者身份，依然持有一种帝国主义色彩的一元论。
只要我们的基督徒朋友持有这样的立场，他/她就不可能真正承认其它信仰的合法性，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和爱的展示。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基督徒不能转变意识，而停留在传统的图像中，在处理和其它信仰的关系上，在处理和其它信仰者的关系时，他们就不可能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做一个合格的基督徒。换言之，他们就不可能表现出基督的真爱。事实上，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是痛苦的、也是麻烦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无法体现耶稣的那伟大的非二元之真爱。
兴许很多基督徒朋友看了这样的话会不高兴。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只要人们生活在一种过时的信仰图像中，生活在一种自欺的图像中，生活在某种利益关系中，人的信仰就会有问题。如果我们以寻求真理而不是以控制真理的身份出现，如果我们是开放的而不是唯我独尊的，那么，这样的基督徒是非常值得尊重和学习的。
有人说，我对基督徒是恨铁不成钢，所以有很多批评。我批评基督徒或者基督教，不是基于任何利益，而是基于理性，基于人类生命一体的良心自觉。我尊重耶稣，热爱耶稣，肯定耶稣，但我不认同后来者加在耶稣同志身上的诸多教条和教义。可以说，跟随耶稣应该是没有教条的，而只有两个词：信心和爱。信心，是指对上帝的信心，对父的信心。人和宇宙的终极，可以用人格的语言表达，可以称之为上帝或者父。用天主教神学家潘尼卡的话说，此即宇宙性信心。而爱则是最重要的。
《圣经》说，上帝就是爱。而最高的爱应该是超越二元的爱。上帝的爱是非二元的，耶稣的爱充满着非二元性。但人们似乎不太明白。耶稣的经是否被念歪了？基本上我认为，2000年来的西方主流对耶稣的理解不是耶稣的，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重新再次创造出来的。西方的神学，绝大部分和耶稣的信息没有关系。西方文明是西方文明，但不是耶稣的文明或者基于耶稣信息的文明。西方文明和耶稣基督何干？！
西方霸权主义的基础似乎是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基础似乎是基督教（文明）中心主义，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心主义的核心是上帝道成肉身教义。这个教义是一个人造物、一个人为的虚构物。如今，西方的神学家、思想家自己也已经开始解构它了。约翰·希克就把它视为一个隐喻，而非字面真理。潘尼卡则认为基督不是基督教所能穷尽的，“耶稣是基督，但基督不是耶稣”。费尔巴哈、卡尔·马克思、尼采、库比特等人对基督教、对耶稣的理解，都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耶稣解读。作为一个和平之地，中国需要对基督信仰有新的理解，需要我们摆脱传统西方基督教神学的霸权主义，摆脱基督中心论[更要摆脱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心论]。这是漫长的工作。
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在一个世纪前，我们无法理解西藏以及其他很多地方是怎么样的。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发现西藏以及其他地方都不得不转变。我们对宗教的理解也不可能封闭在某种传统的图像之中。其实早在清代，就有皇帝认为佛教中某种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当时的皇帝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立场，坚持儒家的包容性立场，接受或者尊重之。类似的观念，如今我们也是尊重的，并制订和颁布了法规。这样的尊重不是基于宗教认识论，而是基于已经有了的宗教实践和生活的实践。
全球化让世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一切都更加的不确定。很多观念会出现，更多的观念会消失。全球化对宗教具有更强大的冲击。全球化加速了传统信仰的崩溃，却可以更新传统信仰中有益的要素。传统信仰只要不断自我更新，就可以在第二轴心时代弘扬自身，并为人类的和平做出创造性贡献。但如果执著于传统的某些形式和教条，那么传统信仰很可能会发展成“宗教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宗教基要主义”，或者，面临自我彻底被抛弃或者崩溃的命运。
全球化是新的力量、新的动力，是一种彻底的转变性力量，不管你如何看待它，你都不能避开它的强大的不确定。在这样不确定的进程中，如要避免被抛弃的命运，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至上的智慧和宽大的胸怀。
我的宗教之全部
我的宗教之全部：科学，人道主义，加上不断提升人的觉悟境界。
科学，意味着理性；人道主义意味着人性；提升人的觉悟境界意味着灵性。
教授猪，哲学猪
汶川地震中有头在地下36天后却获救的猪。由此，人们对猪兄弟另眼相看。这只猪有了小名“36娃儿”，大名是“朱坚强”。
在人的眼里，猪是一个好吃懒做胆小好色的代表。以前人们嘲笑《西游记》中的老猪。随着消费主义的兴盛，人们觉得老猪最具有“人性色彩”，很多人喜欢上了猪的个性。为此找到老猪诸多的“人生合理性”。
难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渴望做个老猪。在古代印度神话中，猪曾经是上帝的一个化身、拯救过我们这个地球。那是神话传说。如今，谁可以做上帝猪呢？汶川的幸运猪被博物馆接纳了。看看朱坚强的命运，我多么希望也能成为一头被某某博物馆收藏的猪啊。我也很愿意做头教授猪嘛。
要是我做了教授猪，那会得到什么待遇呢？显然地，不用为饭碗而担心发愁，不用没完没了的考核，不用写那么多垃圾文章，不用起早摸黑地上班，不用在乎人们的评价，因为我已经是博物馆里的宝贝了。不时还有来自各界的参观者、合影者。我的名将传遍大学、传遍世界，美名在天堂传播。
但很遗憾，我是哲学的。估计无论我怎样学着去做猪，也断不会被某个博物馆接收。我做不了博物馆里的教授猪。
据说有次哲学家皮浪和人们一起渡海，船上还有一头猪。起风了，浪很大，人人惧怕不堪。风过去了，人们安心了下来。大家发现，哲学家皮浪和那头猪没有被海风吓坏。询问皮浪，他说，我们向这头猪学习，我们就可以安静。在皮浪眼里，似乎哲学的最高智慧就是猪的智慧。
我再三思考了皮浪的话。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应该向猪学习。
尼采之后的问题
人类始终是问题的来源。人类也始终是答案的来源。
人类遇到了又一次的迷惑。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确定。你的意义，我的意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在这样的时代，什么是更重要的？什么是我们值得关心的？什么是我们的哲学要做的？什么是我们要走的道理？我们历史中的神话可以解决问题？我们不是到了尼采之后了？尼采有办法吗？
尼采之后，上帝没有了声音。人只好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了。
无上的智慧
前年，有个印度来的瑜伽师跟我谈。他说人总需要询问一个问题：我是谁？这位瑜伽师体现了印度文化传统的思维。我很感动。当时我扶着他下山，感到是扶着一个解脱的灵魂。
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的，又其实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是谁。大家普遍地叠置了一个“我”。我们被这个“我”束缚着，奔波一生。生活辛苦之余，大家也非常渴望从这种不知就里的我的生活中摆脱出来。只是渴望的人多，实践的人少。
佛教早就提出了“无我”说。当然，佛陀是在没有个体自我的意义上说的。佛陀的无我意义，到了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真的理解。有个佛教学者说，没有灵魂修什么佛。换言之，人有灵魂才能修佛。
在我看来，灵魂是个假相。灵魂没有本质。商羯罗大师说，一切都是梵，哪里有“我”呢？一切的展示，无非法身的展现；一切的显现，无非梵的幻化；一切有为，无非是道之用；一切存在的，无非是上帝的气息。哪里还有什么“我”以及“我是谁”呢。
思想的用场
很多书，很多文章，很多作品，有什么用场？
从个体的角度、从集团的角度、从人的愿望没无达成的角度，这些书里的作品中的思想都会发挥作用。因为如若它们没有发挥出作用，它们很快就被遗忘了。但是，思想的意义往往不是统一的，而是制造出来去追求的。如今这已经非常普遍了。哲学家法国人巴塔耶就看到了这样的道理。
从超越的角度或者宇宙的角度看，所有的思想意义都没有意义。古代的印度哲人、古代的中国圣人们都说过，意义只是宇宙的展示。思想是没有用场可以谈的，思想是没有理由的游戏。
所以，如果一定要谈思想的用场，我们就需要把自己放入一个新的场景中。
一生学术的希克
接触希克还是在我的学生时期。从研究他的《宗教之解释》时起，希克就成为了我的精神导师，更是我的学术之榜样。如今近20年过去了，我又可以在英国拜见这位令我尊敬的思想家了。
希克早已经过了80高寿的年纪了。但是，老人精神很好。虽说是我拜见希克，但是很不好意思的却是，还得要让他老人家开车来接我。他很准时，直接带着我去了伯明翰大学。
在车上，我就看到了他的新书《谁是上帝或者上帝是什么？》（Who or What is God? and Other Investigations, London: SCM Press, 2008）。扉页已经有了他的签字和签名，是送给我的！牛津大学著名思想家伍德（Keith Ward）说，“毫无疑问，约翰·希克是在世的最伟大的全球宗教哲学家。”希克一生学术，在这样的高龄依然创作。
我问他，早年他在《宗教之解释》中表达的实在论和非实在论之区别所坚持的观点是否有所改变。老人说没有。而且，他坚持认为，他的批判实在论和唐·库比特的非实在论观点是根本不同的。在他的不同著作中，希克不时地批评唐·库比特。但希克和唐·库比特是一辈子的朋友。
约翰·希克似乎要证实他先前的一个看法，即，中国人可以同时接受佛教、道教和儒家的影响，而彼此间并不冲突。我说这是肯定的。事实上，我早上四点起来研读的《殷勤与他者》一书中就谈到了希克和雷蒙·潘尼卡的观点。雷蒙·潘尼卡本人受到基督宗教、佛教、印度教和世俗人文主义的影响，他是走的是一条融合之道，可以说是一种“混合主义”或“混杂”的道路。而希克的全球性思维让人类彼此关联。他们都是具有宇宙视野的思想大师。
约翰·希克非常关注中国的哲学。我告诉他，在中国，马丁·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尼采、德里达等等很受研究。因为这些学者的书和文章被翻译成了中文。而另一些没有被翻译的就很难得到关注了，例如非实在论哲学家D. Z. 菲律普斯就是一例。菲律普斯的书没有人翻译，中国学界对他几乎没有讨论，尽管从西方学界的影响看，他比唐·库比特有影响力一些。
我一直尝试扶着希克走路。但尽管用拐杖，他坚持独立——而且他开车载我。希克不仅仅是多元论的理论提倡者，更是多元论的实践者——他坚持实践坐禅修行。在我离开的时候，希克高兴地告诉我，目前正在写一本新书，题目叫《对话的形式》。呵呵，这就是一生学术的老人希克。
书！书？书……
在大学也就是杭州大学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单纯地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我似乎把图书馆的书都翻了一遍，只是没有什么大的兴趣，也没有什么书被我特别的记住了。后来，读书再读书。然而，读的书越来越少。
我还是常常跑书店。但那么大的书店，往往空手而归。我也已经多年不在浙大借书了。其实，历史上，人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和书没有关系，甚至和文字没有关系。如今，书被诸如电脑之类的替代了。大家就更不需要书了。
不时有人问我，你翻译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你写了那么多书有什么用。难道我们的意义在翻译和写作中吗？我思考了再思考，“出版那么多书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作用的。”我完全同意。
以前，我们没有书，书是历史的。以前，我们不读书，有了书之后我们才读书了的。
如今，我们谈书的解构，这不是基于哲学的观念，而是基于技术的理由。电脑技术的发展，我们的阅读和书写开始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慢慢看到，网络阅读已经超越了纸质阅读。这一现象还在扩张。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信息和知识主要来自网络，而非纸质书。
以后我们的纸质阅读会不会放弃？我要这是一定的。就如，如今几乎已经没有了用毛笔写字的人，除了那些小孩子在妈妈的逼迫下写写毛笔字，谁还会用毛笔书写呢？当然，书法家除外，但是书法家仅仅只是艺术的展示了。
作为生命，我们需要超越书。但是，超越的时代，我们需要看到另一种的可能。
语言-文本-世界
世界是由语言创造的。语言是最初的。
印度文化中说，最初的语言是OM。他们相信，语言OM中包含着世界的创造、维系和毁灭。
《圣经》里讲，上帝用他的话（言）创造世界。又宣告我们，上帝和言同在，上帝就是言。
世界的改变首先是语言的改变。语言改变了，世界就改变。
在一定的条件下，语言编织了文本。一个文本就是一个世界。因为文本，世界得以可能。
不同的文本构成了不同的世界。文本是理解的源头，是一切的开始。基督徒的世界由《圣经》决定。佛教徒的世界由佛经决定。无神论者由他们自己的无神文本决定……
文本是最后的图象，是世界。文本创造世界，世界被文本覆盖。
文本是一个被解释的对象。文本不同，世界不同。世界不同，文本不同。
文本的发展，依赖于解释和质疑，依赖于生活提出的挑战以及解释的调整，更依赖于文本的互动，也就是所谓的文本间性。在文本间性中，文本面临着挑战和机遇。
文本是力量源泉，而生活本身是文本的挑战者。在新的生活处境下，会出现新的文本。文本的互动导致社会和人的发展。
文本是圣言。呵呵，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不同文本的不同世界又会如何？我们正走向激进，或者正走向正统吗？对很多人来说，或许无论激进还是保守正统，都是不错的选择。
翻译和国事
再次读了郭良鋆女士撰写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再一次莫名的流泪。
郭先生是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老人的弟子。她学了梵文和巴利文，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少数几个精通梵文和巴利文的专家了。她翻译出版了非常好的《经集》，还有合作翻译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
从郭先生回想到鸠摩罗什（Kumarajiva）以及玄藏的翻译佛经，大盛之国事也。亦回思国人翻译马恩全集，大盛之国事也。
一个文明大国，亦是一个翻译大国。中国文明之伟大，受惠于她对外来文明的开放和接纳。曾有瑜伽师跟我谈话，说翻译应该是集体行为。我想，翻译应该是国事。希望当今有更多的鸠摩罗什、玄藏及郭先生，更希望翻译成为国事。
库比特映象
唐·库比特已经持续出版了40多部著作。从中世纪到现代再到后现代，他具有非凡的创造力。每次见到他，总有新书送我。这让我这个自觉也很勤奋的人汗颜得很。他告诉我，他要对耶稣作彻底人文主义的解读；他告诉我，他将再次关注伦理学问题。他最近的新书是《哲学家耶稣》……从他那里，可以看到“学术三摩地”的境界和这一境界的真正力量。
在库比特那里，我分明看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库比特，一个现代的库比特，一个后现代的库比特。
哲学做什么用
有位伟大的希腊哲学家说，哲学是为了死亡作准备。这样的哲学是哲学吗？那位伟大的儒家思想家说，未知生，焉知死？换言之，我们应该关注当下生活。也有伟大的印度知微者（seer）说，未知死，焉知生？换言之，我们需要对终极有一正确认识，我们才能好好生活。
无论怎样，哲学总是探索生和死意义的学问。这一学问是人所独有独享的。动物不会思考生死问题，不会对未来有盼望和期待，不会思考死后去向哪里，甚至也不会思考今生如何好好生活。它们只凭动物本能活着。人则不同。人不仅有生死意识，还有对生死意识的反思。哲学就是人对生死意识的意识，也是生死反思的反思。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习惯于反思。哲学家是习惯反思的一群人。在印度吠憻多传统中，我们就可以见到这样反思的一群人。读读《奥义书》、《梵经》、《薄伽梵歌》、《瓦希斯塔瑜伽》等等，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了。
然而，哲学不是坐而反思。哲学和生活不可分割。我们需要有好的生活，我们就需要有好的哲学。潘尼卡说，好的哲学是拯救的哲学。印度哲学也如是说。
拯救的哲学依赖于拯救的知识。
拯救的知识是将人从自我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知识，是人获得心灵自由的知识，是带给人自信和安顿的知识。
人获得了这样的知识并身体力行，今生他/她就生活在解脱中，成为生前解脱者，成为得救者，生活在天堂里，成为活佛，成为真正的人，成为大写的人。
一个人读了很多书，但他/她依然不能平静，烦恼多多，难以制心，可以肯定的是他/她还没有走到开悟、解脱、得救之门。
一个人思辨再多、积累再丰富，但如果心不能满足、不能从理智和生命上得到满足，那么他/她不能开悟，不能解脱，不能得救，不能有真正的快乐，不能有真正的新生命。
要在生命中过一种解脱的生活、得救的生活、自由的生活、超然的生活，这是非常困难的。困难不是外在的，困难是心的真正转变。
说到这里，这就已经不是一个哲学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实践的问题。不是理智上的实践哲学问题，而是生命中的哲学实践问题。
终究知识的优先性
这个世界什么知识都有。但只有获得终究的知识才是根本的知识。
耶稣一直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到源头。伟大的吠檀多哲学家商羯罗同样提醒我们，并教导我们。近代的罗摩克里希那也以他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获得终究的知识并实践之。源头只有一个，同质，却无边无际，难以穷尽。一切的甘露来自源头、回到源头。无论中间的过程有多么得复杂和纠缠，都需要回到源头。那才是根本，才是究竟。
人身难得，人身易逝，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我们需要明白生命的无常，六道皆苦，必需出离。但很多人只看到出离的世俗维度。当你明白了终究的知识，那么，一切世俗话语和生活才会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