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以“我”为主导的完全畸形化了的人性主宰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理想的经济社会目标将会怎么样地演化而得以实现呢？现实是那么样顽强地给以警告：人们决不可、决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经济本身来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的确，尽管即使是最糟糕的事件和行为，亦有可能显现出某些宝贵的新理念的星光、斑点。然而，若真要大视角地、长时空地、切实有效地强化职业道德、优化事业素质、培育良好社会公德，以期打造起新时代文明大厦的时候，这些微弱但新生的“元素”便早已被人们践踏的不像样子了（央视每晚黄金时段推出的感动中国的好人好事并不被重视，就是一例），由此，人们就不得不真正从道德哲学之根底上问个究竟了。

　　诚如人们熟知的那样，亚当·斯密在撰写其古典经济学大作《国富论》，在深入分析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同时，似乎看到了资本“恶”的一面，于是，同样下大气力地撰写了《道德情操论》，空前地强调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期望人们在从事商品交易，商品经营行为中不断地提高道德水准，以避免“资本主义”的沉沦。

　　现在看来，多年来对于我们这些经过革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演化过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者们来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制是有其片面性的，或者此议暂且不论，不管我们过去的批判片面与否，可是，最起码在今天的情势下，我们必须在反躬自问中深醒这样一个理论节点：这就是当时仅仅注重了其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斗争这一方面的问题这是不够的，很不够的。不屑说，这在当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使处在饥寒交迫下的劳苦大众实现翻身解放的夙愿，关于如何搞造反，打江山当然便成了第一位的任务。然而到今天，则必须将这这一页翻过去，继续向深层拓展，进一步剖析、认识资本；更深入地、更全面地、更系统地解读其作为在今天仍为市场经济核心范畴之一的资本的机理特点，以利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

　　众所周知，资本，其实体单元形态乃个别企业，而企业的其整个生命存续期间，其一切经营行为的核心理念便是“将本求利”。全部的市场经济发展——直至今天——它始终被人们当作金科玉律而顶礼膜拜，甚信不疑。也正因此，可以豪不夸张地说，如何科学认识和界定资本即个别企业之“将本求利”这一核心价值观，对今天的个别企业、产业以至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运行发展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人认为，时下社会上——市场经济发育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乃不负责任，也就是只顾“将本求利”绝不“将责求利”，只讲利益——一天到晚24小时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把利润最大化当作一切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当作检验一切行动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至于顾客、服务对象则完全排在视野之外，他们被异化为“资源”，当然也就没了“责任”。由此，便形成了矛盾百出，弊端丛生，又令人人纠结的氛围。

　　如此这般，把一切的真理的标准和最高原则定位在将本求利上（无视“将责求利”）——定位于资本的无限扩张性，它把人的贪欲空前地激化起来、发展起来、发散开来，放大到极限，最终导致以华尔街为全球地标的金融——经济危机。马克思当年讲的300%利润资本便可铤而走险，而对今天的资本及其野心运作来说，那简直是小儿科了！有人说，在今日的中国，150个央企掌握了中国2/3的财富。尽管这可能有一定的水分，也不可认为它们完全是利润最大化的产物。但是，有一点应当肯定，秉持着资本（主义）无限扩张欲望的疯狂的利益追逐，把人们的贪欲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确实定不移的；使一批又一批的人争先恐后地成为“拾钱司令”的社会文化癌变，这是确定不移的；正在形成所谓的利益集团即一小撮贵族的现实这是确定不移的。显然，这是比什么都可怕的陷阱和危机。事情到了这步田地——我们的整个价值体系，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那我们到底是在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日本《外交学者》刊发戴米恩·马的文章指出，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突出现实是，正在兴起的利益集团——正是他们千方百计的抵制、阻挠改革的推进。而他们之所以抵制改革的推进——从根本上来说，正在于他们的扩大化了的“将本求利”价值观（毫无疑问，这里的“本”已非严格经济意义的“本”了），他们使自己的利益通过种种运作放大了百倍千倍万倍，不仅如此，他们掌握了权利，实际上在开倒车，这怎么还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