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文化语境看当代中国问题，确乎可以超越文本层面的无休止争论，而直面全球化处境中的当代问题。如今，本质主义被逐渐消解，多元文化日益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基本共识。这意味着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只能在多元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框架中，既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使自身文化保持持续敞开性和长久交汇性。这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有可能使边缘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换言之，只有在开放的文化语境中，在多元文化交流的框架中，跨文化对话才具有真正的建设性意义。

　　 一  超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峙

　　全球化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复杂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语境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提供一个清晰的坐标。东方主义话语大抵是边缘学者用来拆解主流话语的一种策略。在西方话语中心者看来，东方的贫弱只是验证西方强大神话的工具，东方那充满原始的神秘色彩正是西方人所没有而感兴趣的。于是这种被扭曲被肢解的“想象性的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将东方纳入西方中心权力结构，从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二元对立中，怎样既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去审视当代文化问题，又具有本土化的意识对全盘西化加以警惕，变得殊为重要。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是九十年代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近些年这种不断增长的全球化过程具有技术的全球化、经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和新信息网络技术全球化等新特征。全球化导致许多新的、跨国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并走向新的政治组合形式——“后政治”（postpolitics）。事实上，“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后冷战时期两种相辅相成、相对立又相统一的重要现象。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二者间差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者的冲突和融合。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从来都是彼此依存的，而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是在冲突中融合而成的。同时又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新更高的融合。所以，从宏观上和微观上说，“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融合”具有普遍性，单独抽出任何一维作为未来世界图景来阐释其发展轨迹，认为未来世界是“文明的冲突”或是“天下大同”，无疑都是有其盲点的。

　　我主张“文化对话论”。既不是完全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走向所谓的“全球化”，融合为一体，形成新的单一的文化（西方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而将人类未来看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藉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参照系。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后殖民文化理论，对当代文化和文论研究有其深化作用，并有可能使我们摆脱一般狭隘的地区意识，以一种新的更大的跨国际语境来看当代西方和中国的文论问题，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

　　二  跨文化跨语境的文化对话

　　在多元文化观念的播撒中，不少第三世界的文化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以一种跨文化的眼光对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远景加以深度思考，积极参加这场深入广泛的国际性文化对话的讨论，探讨多元文化前景和自身文化出路的选择，弄清“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分析仇外敌外情绪与传统流失的失语尴尬处境，寻找到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核心问题，为自我的文化和文学身份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加以定位，使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作家和理论家逐层审理之中，变得日益清晰起来。

　　因此，在东方西方、男性女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加以强调强弱的对比，中心和边缘的消解而达到矛盾的化解呢？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思维，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冷战后的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冲突”、“斗争”，使得差异性逐渐渗入人们思维的统一认同中呢？这些关键性问题，绝不是可以轻轻滑过的。

　　平心而论，全球化语境确实在文学创作中提供了重要的想象力和全新的民族精神，甚至也表现了共同传统基础上的群体意识及其理论依据。它使得西方文化乃至西方文学，再也没有足够的权力和活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第三世界了，同时也使得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一切语言游戏的“虚假乐观主义者”（或文学享乐主义者），以及对世界未来充满危机意识的“新悲观主义者”，有了一个重新看世界看世纪看文化的新的基点，并使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命运加以正当的而非游戏的书写成为可能。进入全球化话语体系中，多元话语、国家、民族、性别差异、文化资本、跨国资本、话语霸权、权力运作等概念和批评方法必然要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成为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当代话语。在我看来，坚持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对话，坚持多元文化视野中自身文化精神重建，才有可能使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不断建构出新的内容和形式。

　　三  全球化语境中的“权力话语”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疑问无处不在而且难以消除。我们在民族主义现象背后往往能触及到更多的问题，诸如：全球化理论是否能够给中国提供面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新支撑点或新价值选择？用后现代性去反现代性，是否可以使中国获得一种超越西方权力模式的正当形象？挪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中断、颠覆、转型、反中心与反权力的解放性话语，在文化多元主义中消解文化身份的焦虑并获得国际性地位是否可能？可以说，关于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都与全球化语境中的“主体文化身份认同”和“主体地位与处境”紧密相关。从民族寓言、历史记忆、母语经验、种族性别、文化政治批评、重新书写身份等角度展开分析，使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敞开“问题”。

　　其一，反理性成为当代时髦。这主要表征在人们对非群体性的个体“软性”问题的思考上，诸如博德里亚等提出的个人、身体、文化等“软性”问题，成为当代理论关注的热点。现在世界盛行的是对理性本身的反动，而事实上理论家们又找不到取代理性之物，于是在思想的空场中，理性日益丧失其当代合法性。更为严重的是，当代中国在加入国际化思潮的同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被现代科层机构和跨国金融资本主义所制约，并将个体与群体日益整合进一个时尚消费的总体潮流中。应该看到，后殖民时代的官僚机构和国际金融资本仅仅按“超理性”模式运行，这使得超理性和非理性成为今日的行动指南。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日益重视偶然原则、赌博原则、机遇原则，于是抛弃理性标准成为这个时代的思维惯性，并遭遇到若干严重的后果。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在认真思考多元文化问题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对后殖民状态中西方对中国文化身份的凝视和歧视加以拒斥和批判，并对其根本片面性进行认真审理和批判。不妨说，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一种正常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这个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一种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一切价值加以解构，走向绝对的个体欲望和个体差异性。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使我们在新理性指导下，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被压抑的中国文化形象。

　　其二，当代权力话语特性。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后殖民理论以不断翻新的“后”权力话语去命名，如“后现代”、“后启蒙”、“后当代”等，有可能遭致一种命名的危机及其思想的危机。因为，这种“后”的滥用，事实上表征了未来的意识形态的全球性危机，尤其是现代化或进步思想的危机。但是在反后殖民话语的同时，过分鼓动民族主义和东西方差异性，却有可能使宽容精神和远景胸怀消失在紧张对峙或者消费性大众文化中。甚至张扬民族差异而差异却不复存在，张扬民族精神而消费策略却使民族精神隐没不彰。如何避免这种反西化、反现代化导致的第三世界的相对贫困，如何在多元历史和多元权力的世界新形式下，使“第三世界”的文化不成为一种“后历史”，并在保持自我相对的差异性的同时，而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标准的认同，确实是非常值得冷静深思的事情。

　　在“后”现象的审理中，我注意到，90年代具有一种非连续性权力话语更新的特征，或者说是一种话语权力杂糅史，即由多种理论、思想、意识的合力构成，由东方、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多重语境所构成。长期以来的巨型权力被分散，成为小权力的相互制约，甚至是知识权力的相互制约，出现了各种知识群体、话语层次和思想学术领域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战。同时，过去那种计划经济的总体格局被分割，而出现了私人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经济的多重属性。因此，在这种复杂的不同往昔的语境中，关注知识分子的言述方式、知识生产方式和谱系学的研究思想方式，就变得非常急迫了。

　　其三，后殖民语境中的民族主义话语。民族主义是后殖民时代的热门话题。民族主义在张扬民族的正义和民族精神方面有着重要的功能，它不仅可以在有效的范围内团结民族的知识精英和民众，对西方的文化政治凝视和种族阶级歧视做出反弹性批判，而且可以对自身的文化策略和话语机制进行有效的改写，对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形象加以定位。但是，如果一味张扬民族主义而对抗世界主义，则有可能走向事情的反面，即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对自身文化形象加以夸张性申述，从而重新走向冷战意识，走向自身的封闭和精神的盲目扩张。因此，对其正负面效应做出公正的评价，是当代真正知识分子的重要工作。无论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知识分子，都只能从中国的当代实际出发，面对中国开放的新世纪图景，进行切实地有效的文化分析。

　　在当前复杂的后冷战文化氛围中，要使倡导全球一体化理论和坚持民族主义观念的人完全达到共识，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在实践中我们既不可能完全走向西方中心主义，又不可能彻底坚持文化相对主义，而只能清醒地对这二者的问题加以审理。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很多，怎样才不至于走偏锋而正确地洞悉问题的难点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认真清理其中的基本问题，看哪些是假问题，哪些是真问题的虚假解决；二是从中国文化身份的立场重新界定自我的文化发展战略和基本价值走向等一系列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说，当代知识分子在强调自己的本土独立性的同时，又常常标榜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二者在矛盾中却似乎又相反相成：作为世界公共权力话语场中的一员有着“走向世界”的自觉，但同时在整合进国际新秩序中时又深隐着失去文化身份的不安。民族文化身份成为自身的本土身份符码，而身份确认之时又向往成为世界公民。应该说，那种对西方的新冷战式对抗，只能获得一种狭隘的身份意识，这有可能既断送了现代性也断送了本土性。而只有在东西方话语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问题使我们明白，当代中国问题决非任何单一模式可以解决，这种呈现交织状态的话语纠缠，使问题的任何解决都变得相当棘手。这使得我们必须既认识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同时也厘清全球化理论的某些误区；既清醒地审理这些日益严重的网状问题，又不是情绪化甚至煽情式地决然对立，从而对新世纪的跨国际语境的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走向，对复杂的文化冲突和对话中的华夏文化策略有着正确意向性判断，并有效地树立新世纪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