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报道，一部分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回美国办厂。其中，福特汽车公司宣布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有美国的研究机构的研究发现，最可能回流美国的制造行业包括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和器械、家具、塑料和橡胶制品、机械、金属制品和电脑。这些类别的商品占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将近70%，年均耗费美国消费者大约2万亿美元。美国权威行业研究机构供应管理协会（ISM）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美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26个月扩张，增速比上月略有提高。

　　美国企业撤回的原因是美国的成本与中国的成本差不多。中国的成本究竟高在何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商学院院长W.P.凯里说：“随着中国日渐成熟，生产成本上涨，向中国行业转移（然后向美国出口）的吸引力将开始减退。” 一家美国研究机构的哈罗德西尔金说：“大约10年前，我们开始外包器械、计算机等占美国制造业相当比例的诸多产品。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因为中国正快速涨薪，而美国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4倍。”

　　如果上述原因属实，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着从未有过的被“撤空”的风险。

　　由于中国的成本上升，导致低端产业的企业向其它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将成为中国一些低端产业企业转移的重点地区。然而，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却要撤回美国，却有些出人意料，不管怎么说，一旦美国的企业撤出中国回美国，可能发生骨牌效应——其它外资企业也纷纷撤出中国。

　　当然，不是说外资企业撤出后，中国就活不了。但问题是外资撤出会带来什么影响，撤出中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值得我们思考和应对。

　　中国境内企业成本上升的原因全部真是由于涨薪所致吗？不是。只是老问题没有解决，又出现新问题而已。老问题是什么？其中之一是审批。现在来看看媒体报道的有关审批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成本。有媒体报道，从2001年至今，经过对我国行政审批项目的多次清理，国务院各部门以前多达4000多项的行政审批项目，已经减少到2000多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指出，“表面上看，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取消审批事项，但实际上，企业负担并没有减少，政府官员通过审批途径的‘寻租’合作愈演愈烈。” 在四川，备齐一个水电站的核准手续，要取得20多项行政许可，需要不同部门逐个审批，需要一个由公司副总牵头的团队跑上3-5年，盖无数个章。有时候后面的行政许可审批还没完成，前面的行政许可手续却已经过期，企业还得再重新办一遍；在甘肃，某工厂要建一栋高层住宅楼，从立项到开工，跑了38个部门，审批32个环节，交了13项费用，历时整整两年。有业内人士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表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提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2004年《行政许可法》出台后，却仍然无法突破制约其深度推进的“瓶颈”问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表示：“行政审批已经变成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怪胎，它使经济活动成本大大上升，而迄今为止我国对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依旧是形式大于内容，未能触动根基。”

　　据有关人士介绍，中央的要求因此往往被自身部门的利益取代，可以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把很多审批事项分解成很多小项，关键的、核心的不取消，取消的都是细微的、不重要的，导致很多地方改革成效并不显着。

　　以上仅是不科学的行政审批给企业造成的巨大成本，还有很多方面的成本，如过高的税收、行政摊派等，也同样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这些成本如果不降下来，别说外资企业要撤出，就是本土企业一旦有机会也会溜走。所以，中国的经济环境仍然需要下大力进行改善，真正降低企业成本，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避免出现被“撤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