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对“温州模式”能否持续，形成终极拷问的事件，共有两次：一次是当下由高利贷引发的温州老板“逃亡潮”；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温州货的“假冒伪劣”。

　　1个月时间，多达近30家企业老板的逃亡，并由此导致高达万亿元贷款链条的可能崩溃。这场由高利贷引发的温州地震，与20多年前温州货因“假冒伪劣”，而使温州产品在全国无人问津，其严重性可堪一比。只不过，20年多年前的产品质量危机，最终由1987年杭州武林广场的一把大火，重新点燃了国人对温州的信心，温州经济在此后10年，持续保持着近乎全国两倍的增长，“温州模式”的不败神话持续在上演。

　　但是，在当下高利贷的严重冲击下，温州还能一如既往地涉险而过，继续上演“温州模式”的不败神话吗？

　　这显然不可能。即使逃亡在外的老板，在地方政府的维稳号召下，陆续返回温州；即使从紧的信贷闸门，能够对温州部分企业网开一面，进行应急式输血；即使温州老板们，能够丢弃自身的投机性，远离高利贷的诱惑……均难以扭转温州经济下行的颓势，更难挡“温州模式”消逝的命运。

　　事实上，当下温州老板逃亡潮的引发，高利贷仅是最后一根稻草。隐身于高利贷背后，造成本轮温州企业倒闭潮的频现，更为本质的因素，却是创业要素成本的企高、产业升级的迷茫，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对缺位。

　　这些结构性的困境，显然无法一朝一夕予以解决。而这些阻碍温州经济前行的瓶颈，仅须与“苏南模式”样本的苏州进行比较，其弊端就会一目了然，其严重性即会突显。

　　就创业要素成本的企高而言，虽然温州在工业土地、电价、水价、税费等方面，并不比苏州高出许多。但食品价格、房价等隐性的创业成本，温州却高出苏州一大截，其食品价格高过苏州近30%，商品房均价更是早已突破两万元，高出苏州逾一倍。而之于高利贷普遍横行的温州，其创业资金成本之高，更令苏州望尘末及。

　　再论产业升级的迷茫，我们从温州老板辗转全国各地，频繁不断的炒房、炒煤、炒蒜等，即可见其实业的虚枉之气。以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例，苏州早于10年前即已布局高端装备、新型平板、智能电网等新兴产业，其利润现已占到规模工业的40%以上，而这些产业温州企业近两年才开始涉足，且参与的规模和深度均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作为产业转型标志之一的专利申请量，2010年温州才刚刚破万，仅占到同期苏州专利申请量的15%。

　　正是之于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产业规划、引导的相对缺位，以及温州民营经济粗犷生长的野蛮基因，才造成当下温州的上述两大窘状。在地方政府层面的筹划方面，温州要比苏州逊色许多，苏州早于2004年前后即启动“腾笼换鸟”战略，以为当地企业的转型、升级挪腾空间，而温州在这个环节上却明显言急行缓。再以基础设施的投入比较，近10年温州在基础设施上的总投入，仅占到同期苏州的1/4。而就产业园区规划的前瞻性，以及助推其成长而言，温州更是被苏州拉下许多，现今为止国家级开发区温州仅有1个，而苏州已多达8个。此外，苏州早于2007年就已成立百亿规模的官办创投，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高新企业的创建和发展之中，而温州却迟于去年才设立5亿规模的官办创投基金。

　　我们今天对温州政府“相对缺位”的质疑，却历来作为“温州模式”的灵魂受到推崇，在30年前更是赋予了温州无与伦比的力量。彼时的温州，以地方政府放手、不干预为特征，给予民营经济大胆尝试的空间，并创造了全国诸多经济领域的第一——1982年，温州个私企业超过10万户，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总数1/10；1983年，全国第一座专业市场，在温州正式成立；1984年，全国第一座农民城，在温州集资兴办；1987年，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制的地方规章，在温州诞生颁布……

　　这种大胆放手的“政府缺位”，之于长达30年的封闭计划经济，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开明之举，亦极符合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正是对民营经济的不干预，激发了温州人的创业豪情，使温州经济一度引领全国之先，温州因此成为全国“自由经济”的圣地，“温州模式”的关健释义亦由此而来。

　　但是，时过境迁，过于放任的“自由经济”，难以保证温州经济的持续辉煌。在温州民营经济引领改革开放20年后，随着全国各地普遍的开放搞活、招商引资，“温州模式”的优势不再彰显——亦即是说，“温州模式”在政府的放手、不干预下，给予当地民营经济的宽松氛围，在赢得改革开放的早期优势，以及其后由惯性导致的高速成长后，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层面，温州已不占据任何优势。

　　2000年前后是温州经济下行的节点，其时为了平缓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陆续推行了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并于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2005年2月发布《非公经济36条》。这些政策的全面实行，直接引发了直至200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市场机制之于全国已没有边界，温州过于放任的“自由经济”亦不再具有任何制度优势。相反，在这一轮经济赛跑中，温州经济的增长速度已大为逊色，其GDP增速仅为10%左右，与全国GDP的平均增速基本持平。

　　但是，在2000—2008年的经济增长周期中，苏州的GDP平均增速却高达15%，超出温州的一半水平。这与此前10年两地的经济增速，形成了极为明显的背反效应，1990—2000年，温州GDP从78亿元升至828亿元，增加了10.6倍，而同期苏州GDP仅增加了7.5倍，温州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速高出苏州40%。

　　温州与苏州在上述两个阶段增速的背反，当然与2000年之后苏州加大外资引进力度、温州民资的大量外流有关。为此，学界曾用“骨肉”之喻，意指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苏州“国富而民穷”，而民营资本活跃的温州“国穷而民富”。但是，这显然是感觉之辞，事实上，随着苏州经济总量的大幅上升，其与温州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正在缩小——2000年，苏州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9272元，仅为同期温州的77%，但是这一差距在2010年却已缩小至94%，几可忽略不计。

　　温州与苏州在“国富”层面差距的持续扩大，在“民富”层面优势的持续减少，与其实业之根的日渐悬浮有关。而这种实体经济的扎根不深，一旦遭遇从紧的货币政策、大幅减少的外需、持续上升的生产成本，必然会难以为继。与苏州迄今已有年产值逾百亿的企业，高达100家相比，温州尚不足10家，而年产值过千亿的产业集群，苏州已有近10个，而温州仅有1个。

　　缺乏大型企业、产业集群支撑的温州，在本轮欧美债务持续所导致的外需大幅减少，以及通胀高企生产成本加剧之下，必然会选择匆促突围。当这种突围方向迷茫的心态，一旦与温州老板普遍的投机心理、当地官权谋利的冲动相结合，则“满城尽是高利贷”的闹剧必然会发生。

　　虽然，在从紧货币政策、民间金融受管制的大背景下，高利贷早已成为放之全国的普遍现象，但以温州高利贷的利率之高、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波及之深而论，绝对可以冠全国之最。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企业倒闭潮、老板逃亡潮的悲剧，最终会选择温州来为高利贷背书。

　　当然，本轮由高利贷引发的温州悲剧，在各种救急政策的出台之后，其短期阵痛定会受到抑制，部分企业的高额债务亦会受到重组、民间金融的管制亦会逐步放开、温州老板亦会反思自身的投机心理。但是，即使如此，温州经济却难在短期内彻底恢复，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亦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政府在产业层面的规划、布局和实施能力更难以在短期内具备，而所谓“温州模式”的神话，却可能就此灰飞烟灭。

　　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均与特定的政经环境密切相关，“温州模式”之所以能领风骚20年，亦与改革开放初期差别化的政策试行有关。但当这种相对独有的政策优势不再，而中国经济却迎来新的转型期时，“温州模式”却不能与时俱进，必然难逃夭折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