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常去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调研和讲演，发现当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都在反应融资困难，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国内媒体这段时间的密集报道印证了这一现实。

　　广大遭遇“钱荒”的中小企业，很多原来从事的行业都是金融危机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控制的“三高一低”的行业，油价、水电煤价的上涨和人民币的急速升值，以及拉闸限电等节能措施都给它们的产业生存条件增加了巨大的负担。本来我们都期待它们发挥 “船小好掉头”的产业升级优势，但事实上事后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今天他们几种不同的“尴尬”：

　　一是很早就放弃实业，拿着自己的产业资本和抵押所获得的银行低息贷款去追逐高收益的楼市投资、一路上涨的大宗商品、被市场看好的字画名酒收藏行业以及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并带来这些行业的商品价格急剧膨胀的效果，实现了它们今天“以价补量”、“以钱养钱”的盈利模式。但是，一旦价不涨，钱没有，就逼得他们要么卖手头的资产，要么去高利贷市场借钱还贷，现在看来，在通胀预期还没有消失的情况下，它们选择的是通过高利贷来弥补资金链的缺口。中小企业是支撑民间借贷市场的“需求方”，一旦它们没有了资金的需求，民间借贷市场的高利贷泡沫就会崩溃，这将影响到为了抗衡银行 “负利率”而贸然参与到这场金钱游戏中的大量不知情的消费者。

　　二是那些一开始“心不活”的中小企业，吃过去的老底，等待产业的春天到来，它们因为人才的匮乏和资金的短缺，并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升级，虽然近期一些中小企业都拿到了不少出口的订单，但是，民工荒、生产成本的高企和贸易摩擦的升温，让它们也只好稳重行事。不过，现在高利贷市场旺盛的资金需求却吸引了这批还在坚持干着实业的企业老板，他们开始把自己的产业资本以私募或小贷公司的合法身份投到了看上去能够赚到快钱和暴利的民间高利贷市场，满足了今天不想自己砸盘而急需偿还债务的企业家和个人的资金需求，他们成了如今拿宝贵的产业资本来做民间金融借贷的“供给方”。而且，尤其吸引他们介入民间借贷市场的是，随着紧缩货币政策力度的加大，放贷利率也在一路飙升。短时间就能从高利贷中获取以前辛辛苦苦干一年都无法得到的收益。

　　在民间借贷的这种畸形的供需结构中，我们还看到，很多不具备条件搞国家扶持的新兴战略产业的地区和企业，为了能让自己方便地融到低成本的资金，一窝蜂都集中在新能源等国家扶持的项目上。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些行业还没有开始进入实质性的高附加价值增长的阶段，就已经暴露了重复建设的泡沫问题。这样的结果带来了两大负面作用：一是通过国家扶持的项目拿钱，把其中大部分投到了民间高利贷或市场高风险的项目上，二是造成资金过度地集中在强调“创新概念”的企业手中，而给其他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资本的发展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钱荒”负担。

　　三是依然见缝插针坚持干自己擅长业务的企业，也在这轮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问题上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后危机时代的通胀特点是成本推动型的，而且，在目前遏制通胀还没有有效手段的时候，更加剧了市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于是，出现了今天“以价补量”、“以价牟利”的盈利模式。比如，囤积商品（“电荒”也有这方面的因素），高息短贷等企业行为变得普遍起来。这样使得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愈演愈烈，而那些缺乏资金而又行事谨慎的中小企业，就更加会感到“钱荒”的压力。为了平衡这种压力，他们也在跟风，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的产业资本，将其投到自己完全不擅长的高回报高风险的投机项目上，这更加剧了产业资本“钱荒”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为了解决中国式的 “钱荒”和“钱流”问题，从而改变今天国家产业资本（看得见的手）和民间金融资本（看不见的手），包括热钱之间激烈角逐的现状，在此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其一，多元化的产业结构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和需求，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当中国经济目前人才和资金以及金融体系的成熟度还相对不足的时候，全国各地都搞同样的新型战略产业的发展规划可能会占用资源、形成低端同质化生产的恶性竞争。反而，在传统行业，通过这些年来的学习和磨练，附加价值实际上已有可观的提高，但却可能遭遇到地方政府的政策歧视。因此，我们认为应该给予所有的生产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政策扶持，降低它们的税负、物流成本，给它们以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产业资本重新站上经济发展的大舞台。尤其是目前在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下，阻止产业资本走向金融资本的途径，就更显得必要和紧迫。

　　其二，我们要警惕目前金融资本快速膨胀、从而导致产业资本也集中往上游转移的现象。这表现在今天不少企业和机构的盈利方式已凸显出“以价补量”的格局。为此，在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下，一定要强化专业型和市场型的监管方式，及时释放金融投机属性所积累的价格膨胀的风险。否则，金融资本必将挤出产业资本，造成最严重的经济滞胀的后果。在这方面，我们还要规范财政投资的项目运营方式，严防产业垄断资本和金融投机资本结合在一起牟利的不良现象，严厉打击企业“以价补量”盈利模式中寻租的行为。现在应该做的是尽快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减少不计成本的投资需求。把经济运行的重任交给市场和按市场规律办事的企业家，而加息的紧缩货币政策只会增加外汇占款，挤出产业资本的风险。企业搞活了，制度搞好了，“负利率”现象就会因为新一轮由企业家推动的增长方式的形成而消失。

　　其三，我们要通过制度的完善和政策扶持的手段，来疏导今天过度集中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货币流动性。具体而言，就是要用税收等激励机制来充分调动和发挥专业投资团队金融资源配置的能力，让他们将从淘汰行业中退出的“产业资本”，通过金融创新的工具，再带回到国家需要扶持的新型战略性产业中，而不是简单地靠放松货币政策和增强银行的信贷能力来帮助所有打着新型战略产业旗号的企业，如果那样做的话，很有可能会埋下未来更加巨额的不良资产和恶性通胀的后果。眼下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的成熟度才是中国实现成功结构转型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