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党”与“灯下黑”

经济思想史是“标签党”的舞台。通过将历史上纷繁复杂的思想、学说和主张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贴上不同的标签，建立起不同的阵营，人们在学术市场开展竞争，在思想战场上展开战斗。“标签党人”是那些对思想和学术有着浓厚兴趣并对思想和学术的实际影响力有着强烈信念的人们，当然他们也相信“标签”对于辨识和鉴别不同思想和学术取向进而判断人们的利益立场的重要价值。“标签党人”有新闻记者和研究人员，有大学教授和江湖人士，还有商人和政客。其中，最为积极，最为活跃也最具历史影响力的当然还是经济学家。

从认识的角度看，给思想和学术贴“标签”是提高认识效率所必须的。通过“标签”，可以节约辨识和区分的“交易费用”，加快思维的进程，提高认识的效率。“凯恩斯主义”的“标签”代表的是关于市场有限性、政府干预必要性及萧条背景下扩张主义政策等一系列的内容，有了这一简洁明了的“标签”，可以大大提高理论研究或学术辩论的效率；至少，利用这一言简意赅的概念可以提高“语言效率”。况且，专门化的范畴是思维必不可少的工具。不过，在经济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思想家们将思想和学说划分为不同的流派，贴上不同的标签，更多的是出于学术竞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学术不仅是学术，更是权力和利益。凯恩斯给他之前所有的经济思想和学说贴上“古典学派”的“标签”，为的是干脆利落而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革命的立场。

出于学术斗争的需要，“标签党人”会给特定的思想和学说涂上特定的色彩，这种色彩体现其特别的观念偏好。如果“标签党人”同时是思想和学术市场上竞争的优胜者的话，其偏好会成为流行趋势。——其实，思想和学术市场同商品市场一样，只有那些具备强大竞争力的优胜者才能成为标准的制定者。即使某个流派或者思潮有着关于经济问题的丰富而深入的思想和学说，在“标签党人”出于竞争需要的研究和宣传中，也只会选择便于自己利用的某些方面，这叫做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由于优势而流行，由于流行又增强了优势。这样，一个流派或者思潮的内涵会被优势的“标签党”所定义，在人们的认识中，一个流派或思潮就只是优势的“标签党”所定义的样子，而不是它实际的样子。人们注意到事物的某些方面而忽视或者看不到事物的更多的其他方面，这就是所谓的“灯下黑”。

“重商主义”是被“灯下黑”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知道，斯密为了宣扬其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需要树立一个靶子，他找到了这个靶子并给其贴上“重商主义”的“标签”。由于他的目的不在于客观描述经济思想的发展也不在于对重商主义给予公正的评述，因此他的态度不是继承和发展，而是清算和批判。于是，重商主义在斯密的笔下就不再是它本来的那个样子，而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形象。重商主义作为历史上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经济学思潮或流派，不可能是斯密的描述的那个浅薄而粗俗的样子——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外贸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实际上，重商主义有着比这丰富得多和深刻得多的思想和主张。要是它果如斯密所描述的那样，相信它不会流行上百年并影响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尽管不客观也欠公正，但因为斯密是经济思想史上最卓越的经济学家，于是他的思想和观念也就成为思想史的主流，他所描述的猥琐、贪婪而虚伪且无耻的守财奴和吝啬鬼形象也就成为重商主义的标准照。

最近再次阅读都铎王朝时代的约翰.海尔斯的《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一书，对于“标签党人”所营造的“灯下黑”现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一书被认为早期重商主义的经典，而“早期重商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比“重商主义”更加猥琐和贪婪的形象，其对金银的崇拜达到了非理性的程度，因此被马克思鄙夷地称为“重金主义”。在该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的前言中，编者对该书主题的概括完全是主流经济学“标签化”了的重商主义教条——（1）只有金银才是一国的真正财富；（2）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来源；（3）对外贸易的原则是少买多卖；（4）提倡保护关税。这种归纳纯粹是为了迎合“标签化”的重商主义观念的断章取义和牵强附会。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理解，作为思想史经典的这部著作的丰富内容只能被“灯下黑”掉。

实际上，该书的主题是对圈地运动背景下英国时局的考察，探讨通货膨胀、种植业的衰落、市镇的凋敝等问题的原因及治理思路。相对于那个时代经济学智识的发展水平而言，作者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有相当的深度。即使对思想家的贡献评价比较苛刻的熊彼特也认为它“超越了常识水平，实际上已接近于分析”。（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一），263）。比如，作者分析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性质的人群的不同影响；在阐述币制改革的主张时，作者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在分析圈地运动的影响时，作者分析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等等。

将该书的主题理解为“标签化”的重商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学术上的简单和武断。在主流经济学所定义的“重商主义”中，强调国家干预而反对自由市场是其典型特征之一，但在《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一书中，作者的观念绝不仅仅是简单化的主张干预而反对自由。实际上，作者在解释和解决某些问题时，还体现出对干预的怀疑和对自由的信任。比如，在讨论由于圈地运动导致农业衰落的解决思路时，作者对管制尤其是通过法律进行的强制表示了怀疑。作者似乎更加相信通过利益和报酬来影响人们的行为，相信经济利益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有着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力。再比如，在讨论如何解决畜牧业和种植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时，作者认为关键在于要是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收益率趋于一致；解决思路之一是提高生产小麦的收益率，具体办法废除小麦出口禁令，允许自由出口。针对英国限制小麦出口的禁令，作者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做法，忽视了国与国利益的相互性。作者甚至认为，所有的国家都需要相互帮助，这种相互帮助能够促进共同繁荣。这样的表述，已经有了自由主义的大卫.休谟的世界主义的观念。

《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确实体现着某些自由主义的观念，但是，如果将作者理解为自由主义者，这比将其理解为被主流经济学“标签化”的重商主义者更不靠谱。在干预主义流行的时代，作者更多的是一个干预主义者。比如，在作者的观念里，政府不仅可以规定货币的成色，甚至还可以规定价格；作者仍然主张国家干预对外贸易，主张禁止羊毛的出口，主张限制奢侈品的进口，主张对外贸易的顺差，等等。客观地看，作者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简单的“标签化”的重商主义者。他并不一味地主张放任，也不一味地主张干预。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最终取决于国家的利益。或者说，干预或者放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讲，作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就认识的要求而言，“标签”有其存在的意义。如果将“标签”理解为分类或者辨识，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在某种意义上，认识需要以分门别类作为起点，没有起码的分类，对于纷繁复杂的世界和众说纷纭的思想，我们根本无从认识。但是，任何“标签”在给我们提供某些认识的便利的同时，也可能会遮蔽掉某些关键性的东西。我们需要“标签”，又不能过分依赖“标签”。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利用“标签”提供的辨识帮助的基础上，深入了解“标签”背后的实际内容。利用“标签”而不迷信“标签”，我们的认识才能趋于真实和全面，才能避免“标签化”带来的“灯下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