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持续的高通胀，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近期，一则“江浙等16省中小企业目前经营困境或甚于金融危机”的消息将我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再次公之于众。

　　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8%，同期增长0.3%，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而工信部表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亏损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事实上，关于江浙等省份中小企业该方面的报道并不陌生。2008年，这些中小企业几乎处于同样的状态：大量停工、停产甚或破产，加上农民工的返乡潮，使国人对当时国民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忧虑。

　　历史似乎在重演，只是社会反响远不如当年。这需要从产业困境的根源出发进行分析。2008年的中小企业困境源自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属于外生冲击引起的增长问题。而当前的产业困境，则来自高通胀、国民经济活跃度不够、内需不足形成的内生冲击。

　　这种状况与我国长期以来的产业粗放发展有关。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科技创新能力差、产品技术附加值低，导致产业发展严重依赖外围环境。

　　与科技进步重要性匹配的城镇化，在过去亦是一个粗放推进的过程。僵硬的行政体制忽略了城镇化的内涵，只追求城市的大而新，忽略了城镇化应该是个集区域发展与产业发展于一体的过程，结果城镇化变成了存量土地资产的变现，既得利益者的寻租行为使少部分强势阶层暴富，同步推高的还有关乎国计民生的住房价格。

　　我国从2010年始进入新一轮通胀期，政府采取步步紧缩的金融政策为经济体降温。此举可能会让过热的市场退烧，但对产业规模化不足、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过低、走粗放发展模式的中小企业而言，却意味着资金困境和大面积停工、停产—毕竟，除了银行等渠道，我国的民间融资渠道并不畅通。

　　通胀与增长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二者是一个矛盾体。想要保持高增长，就必须容忍一定水平的通胀存在;但是通胀率过高的话，又会影响到民生，使宏观政策的发力点更加难找。这也是在当前特定阶段，中央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政策极其谨慎的重要原因。

　　危机来时，出台四万亿元刺激计划;危机过后，投资拉动的滞后效应又使经济出现过热态势，为了应对逐步走高的CPI，政策重新转入紧缩。一松一紧的表面，是政策的即时性与经济实体反应力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揭露了我国宏观经济特别是发展模式的弊端。

　　政策的两难性在于，造成当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还是外向型经济，外围经济体高通胀的输入、出口需求不足，都会对中国的产业发展、经济增长造成冲击。

　　其次，我国经济的发展尚需时日，改革开放至今迅猛的发展速度是以落后的发展模式、不健全的产权体系为代价的。积弊由来已久，解决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尤其是加入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后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转型期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城镇化是任何国家从不发达向发达转型的必经过程。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中国城镇化与新技术革命是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我国是一个地域差异显著、人口基数大的国家，国民中大半是农民，城镇化在经济转型及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更加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