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生态”仍然是说真话难

我几乎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仔细的阅读了《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一个县的官场生态》，觉得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只是开头的一段话：“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这里浓缩了整个“官场生态”，如果让我描述这个“生态”就是说话不能太真实，这就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追溯到《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3）》中的干部思想状况问卷调查，引出一个话题：在对机关工作环境的评价方面，干部意见最大的是在机关难以做到讲真话。这个调查只是对深圳而言，我以为很有代表性，所感到欣慰的是干部们能在问卷中直言不讳的讲了真话。

而今的一个官场依旧是这个样子。

前几天有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因怀疑长沙县警方在处理一起农民工讨薪事件中有殴打和非法拘留的行为，陆群以“御史在途”为网名在微博中公开表示，“如果经公正调查证实民工诉求不合理，我立即辞职以谢天下”，并质问相关领导，是否敢“谁错谁辞职”。

人民日报为此还刊登一篇人民时评：《纪委干部“叫板官员”该由谁接招？》时评说：“激烈的言辞、愤慨的叫板，或许能解决这几十名农民工的问题，但此时此地有用，彼时彼地却可能失效。合理诉求的表达，需要规范化的渠道；公平正义的实现，唯赖制度化的保障。这也提示社会管理者，维权才能维稳，制衡才能治权，‘球来拍挡’只管一时，制度护航才有长治久安，这才是更好的接发球。”

合理诉求的表达，需要规范化的渠道，那么渠道在何方？连老百姓诉求都在寻求这个渠道，何况干部？

这里不仅是一个合理诉求的问题，究竟谁在说假话？

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民主问题，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在那篇“民主是个好东西”中说：“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换句话说一些民主过程都被“潜规则”了，这种民主还能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说得再深一点“潜规则”往往也就是一把手规则，用此注释“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一个县的官场生态》深刻反映缺少民主政治的政治生态，报道中看是光怪陆离、离奇可笑、难以置信的语言，数字，其实在基层也都是非常真实的。

我没有在机关工作过，这种官场生并不陌生。1996年我去了一个农村中学我的同学，这个学校的副校长留我吃饭，有几位老师陪客。一顿饭大家所聊的都是全县中层以上干部的升迁路线。大家津津乐道，我又听不懂，但这却深刻反映这种官场生态最真实的一面，正是这样的官场生态，由此就很难通过合法的途径，表达真实的思想。形成许多话只能背后说，而绝不能放上台面。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提出来许多年了，之所以进展并不明显还是一个说真话难困扰官场的政治生态。

被一把手否定的东西，往往很难扭转；顶撞领导往往后果不堪设想。正是因为这样“谁错谁辞职”于是就能走红网络。但并不意味问题就能解决，这个球不好接，这件事最好的结果也许就是不了了之，但也不排除说真话的人下场并不好。

冯军旗说出了官场生态的真相，也并不等于就此能改变这种生态，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官场生态不改变，就会形成整个改革继续前进的绊脚石。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