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周四的联邦议院投票，德国有可能决定扼杀自己创造的最佳产物——而恰恰是在它真正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如果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支持、许多反对党议员赞同的欧元区纾困方案遭到否决，就将出现上述结果。（编者注：德国议会已投票通过了欧元区纾困方案）

  欧元面世时，同时被赋予了两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首先，它必须向众多国家提供与之前的德国马克同样稳定的单一货币。德国不可能接受比这更低的目标——一定程度上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恶性通胀，德国让自身和世界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其它的大多数欧盟(EU)国家迫切希望本国有一个“稳定之锚”，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

  第二项使命甚至更为艰难：不仅要促成经济政策和结构的深远变革，同时还要改变决定两者的制度与文化。变革的推动力是支撑欧元的原则和规则，它们被写入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稳定和增长公约》和《里斯本条约》。在这些条约中，整个欧盟采纳了最初曾在上世纪50年代由德国实施的“高度竞争的社会市场经济”的规划。欧洲当然要保留各国的特征，以体现欧洲的多样性，但由于共同使用欧元这一种货币，所有欧元区国家将逐步变得多少更像是德国的“秩序政策”(Ordnungspolitik)模式——即对自由原则的有序结构性运用。

  13年后，欧元显然相当出色地实现了第一个目标，这主要归功于欧洲央行(ECB)。而实现第二个、也更为艰难的目标——欧洲经济文化和政策的结构性趋同——则远没有那么顺利。

  在希腊危机——很遗憾地说，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反对欧盟委员会加强对各国财政账户的审查，从而促成了此次危机——之后，欧洲在加强财政纪律方面一直慢半拍。看看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周三通过的新治理方案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的声明就会明白这一点。欧盟委员会称，将考虑发行欧元区债券这一选项。

  希腊是最好的例证。希腊很可能没有在真正施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达成一致的某些措施。但希腊已经做出的决定和已经施行的措施，是迄今为止表明欧元作为一种结构性变革手段仍在生效的最佳信号。对于任何对历史和政治复杂性稍有了解的人而言，希腊政治家和社会如此迅速地投身于通常需要一代人时间才能做出的改变，的确令人吃惊。希腊有着腐败、逃税和裙带关系盛行的记录，甚至把不道德和反竞争作为行动准则。

  在周四投票之前，德国必须考虑这些利害攸关的根本性问题。在对希腊保持适度压力的同时，德国肯定有必要向公众解释：欧元正在证明，它可以以一种符合德国抱负和欧洲共同价值观的方式，逐步改变各个经济体。

  恕我直言，我们可能无法指望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或荷兰仇外的政治人士认识到欧洲一体化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期待德国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凭借他们的坚持不懈和身体力行，德国人已经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更接纳他们的模式。

  其它正经历动荡和出口波动的国家必须给出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说明自己会信守承诺。鉴于其自身规模和在欧洲进一步一体化进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意大利在这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但我相信，如果周四德国没有偏离一体化进程，在公正地谴责金融市场短期主义的同时、没有屈从于短期主义的诱惑，那么意大利也会感到更有义务去遵从欧洲对于自身的期望。

本文作者是米兰博科尼大学(Bocconi University)校长、前欧盟专员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