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央行再次发行520亿元人民币一年期央票，中标收益率为3.4875%，这是央票发行利率继上周下行1.07个基点后，再次下行8.58个基点。

　　央票发行利率的连续下行，扭转了近28个月以来“只上不下”态势。而这正预示着从紧货币政策的转向，降息通道可能因此打开。与此同时，本月另两则消息似乎亦为此提供了注脚：一是11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0月份物价指数，CPI为5.5%同比跌幅高达0.6%；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拉加德主席访华期间表示，中国应尽快放松银根，迅速改变政策方向为经济活动提供缓冲。

　　但是，如果我们因短期经济下行、以及CPI短期受到抑制，即放松银根改变货币政策方向，则不仅会令历时1年多的从紧货币政策前功尽弃，更会为未来更为扭曲的经济结构埋下隐患。

　　事实上，对我国当下经济增长的趋缓，我们不但要相对增加容忍度，而且要洞察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当下我国经济的趋缓态势，货币政策的从紧仅是表象，其根本却在于我国经济对于投资和外需的过度依赖。

　　就货币政策而言，虽然我国近1年多实行持续从紧的货币政策。但这种“从紧”仅是相对自身纵向比较而言，而如果与发达经济体作横向比较的话，则我国的货币政策相对所谓“宽松”的发达经济体，实际上更为“宽松”：截至2011年6月，我国M2总量为12万亿美元（换算），与同期欧元区相当，超过美国的9万亿美元和日本的10万亿美元规模。而如果计算M2与GDP的占比，则我国已高达1.8，高于日本的1.5，更远高于欧元区的0.9和美国的0.6。

　　在这种实际层面几乎已是全球货币最为“宽松”的国家，我国持续从紧的货币政策，本应成为未来中长期的国策，而不仅仅是为了抑制短期通胀的应急政策。如果反其道而从之，虽然可以缓冲短期经济的下行趋势，但之于中长期而言，则必然会将本已扭曲的经济结构推向更难根治之境。

　　无论是缓冲短期经济的下行趋势，还是中长期经济结构的扭转，均不应紧盯货币政策的转向，而应着眼于财政政策的转变。只有减少财政增收的冲动，才能给实体经济过重的税负松绑，也才能变相减少政府主导投资的冲动，从而给产业结构转型和刺激内需提供空间。但是，扼制财政增收的权力之手显然很难，截止今年前10月，我国财政累计收入逾9万亿元，已超过2010年全年财政收入总和。

　　放松银根不如减少财政收入。在财政增收冲动没有彻底扭转的情况之下，贸然放松银根改变货币政策方向，则不但会令本已扭曲的经济结构更加扭曲，更可能会让业已初步成效的“控通胀”形成反弹。

　　当前，虽然我国CPI已连续4个月呈下行趋势，但整体物价仍处5%以上的高位，且如果结合当下国内货币政策的小幅调整、以及全球经济的短期走势，则CPI年底前迅速反弹走高并非没有可能。

　　首先，在当下出口受挫、中小企业倒闭频现的压力下，货币政策层面的应急举措已经频繁推出。而信贷环节的相对放松，即意味着市场流动性会相对增加，而这对于2010年下半年至今所持续形成的物价抑制，极可能在年底前相对反弹。其次，就输入型通胀而言，在年底前极可能因全球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从而对我国形成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就在10月6日、27日，英国和日本已分别推出750亿英镑、55万亿日元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而美国在9月通过“卖短债买长债”扭曲操作刺激经济无效后，亦已于近期释放出QE3的信号。而美国一旦年底前推出QE3，全球大宗商品短期内必将大幅上涨。此外，之于我国消费习惯而言，年底的消费需求会相对旺盛，而这亦会对未来几个月的物价下行形成阻力。

　　放松银行将前功尽弃。这不仅因为放松银根，极可能让仍然高企的CPI实现反弹；更因为我国货币政策实质已过于宽松，放松银根将会是“河床筑坝”，虽可解短期增长之危，却会将我国经济悬于更为扭曲之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