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王岐山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地方金融工作座谈会。有媒体把王岐山的讲话理解为“防止地方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这虽说没错，但在我看来，王岐山最重的一句话是：“对于各类金融风险的处置，要坚持‘谁的孩子谁抱’的原则，明确责任，确保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这实际是告诉地方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不要什么事情都指望中央支持，如果地方金融机构发生风险，中央是不会帮忙的。而所谓“防止地方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这不过是个风险提醒。

　　当然，如果地方机构的网点铺到全国各地，地方机构机构变成全国性金融机构，那地方金融机构问题就会扩散，也会给问题的解决带来很大麻烦。最重要的是：这将绑架中央政府。

　　王岐山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对还有一个重要目的，让地方金融机构和政府认清当前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早做防备，不要盲目扩张，否则风险巨大。

　　我们注意到，王岐山在谈到国际经济形势时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不确定之中可以确定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将长期化。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不要总说不确定，不确定之下会让决策左右为难。而确定“世界经济衰退将长期化”的认知，是希望地方政府注意，现阶段试图以原有的、简单地招商引资的方式扩大出口产业，风险巨大。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对外依存度很高的国家来说，关键要认清形势，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什么是“办好自己的事情”？金融系统要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这条主线，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执行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灵活性，按照“有保有压”的要求，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这实际是告诉地方金融机构，必须注重内需拉动的产业投向，而不再是拉动外需。重点应对防范传统出口加工企业的风险，有市场的企业支持，市场萎缩的企业谨慎。

　　王岐山之所以在此时召开这样的会议，恐怕和“温州高利贷危机”密切相关。这次危机的处理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其一，中央必须协助解决问题，否则风险会扩散；其二，中央不该管，一个温州出问题不会影响大局，而且中央要是管了，也会向其它地方扩散，并向中央提出各种要求。

　　从处理结果看，最终解决问题是中央和地方共同参与，以地方自己解决为主。不过，现在“温州事件”的类似情况已经开始在其它地方出现，尽管规模不是很大，还不可以用“潮”字去形容，但问题显然摆在了中央政府面前。

　　王岐山处理问题的风格一向是“SARS风格”――先隔离后治理的方式，不主张中央包揽一切风险，否则拖累大局。此前无论是广东金融问题、还是海南金融问题的处理，都是这样，风险控制在一省之内，决不向中央伸手。

　　现在，控制地方金融风险的任务恐怕非得落到王岐山头上不可。无论是职务使然还是经验使然，这事儿都跑不了。同时，这也事关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明摆着，如果地方金融出问题拖累全局，那就麻烦大了。现在，国际评级机构和金融巨头都在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而他们“做空中国”的重要理由：一是地方债等金融问题；二是房地产泡沫会导致房价大跌、并拖累银行的问题。估计未来还会有实体经济越发虚弱的问题。

　　我们本来可以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但由于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失当，现在似乎已经晚了。解决这些棘手的事情，又是亡羊补牢的被动应对。但即使如此，也总比不解决强。不过，现在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性问题，根源在于“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的错配。或者说是“稳健货币政策被执行为紧缩货币政策”，这是严重失误。

　　如果不承认这个本质问题，而非要“让干旱的土地上长庄稼”，不仅徒劳，而且会越搞越遭。经济事务往往如此，方向对，不一定结果好，关键是“度”。现在，从根本上说，让M2的增速回到16%，哪怕是15%，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