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一曾说过：“1980年，在一曲《乡恋》引发下，我成了中国乐坛上离经叛道的众矢之的，招致了如同政治事件般的批评和批判，几个月里眼中淌泪心灵淌血。”　

           有文章指出：“1980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 王任重这位时任中宣部长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他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          

           作为过来人，我感觉那时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然而就在这极左的高压形势下，依然会有人不惧风险执著追求美的声音、美的享受。

           那年我刚调到报社不长时间，一日出家门去上下午班，迎面碰到了报社政教部的徐编辑和一位年轻的编辑。徐编辑把我拦了下来，非让我跟他们去他家听歌曲《乡恋》。我说不行得上班呀。徐编辑说今天礼拜六，下午单位不会有啥事。我说，《乡恋》不是被禁唱吗？徐编辑说，在我家里听录音带，别人不会知道。无奈之中，我只好跟他们去了。

           徐编辑为什么非要让我去他家听《乡恋》？我想，他认为我在当时的形势下，还算是思想不保守的编辑。就在让我听《乡恋》的前几天，我在编辑副刊《周末》时，刊登了一个豆腐块的小文章，内容是写毛主席在延安学跳交际舞的事。我没有想到徐编辑看到后如获至宝。他在单位二楼走廊评报拦上贴上了评报意见，认为当期的《周末》编排得非常好，很有新意。

           这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徐编辑是地区交际舞协会的主席。这个交际舞协会是个民间组织，在当时左的气氛中他们只能是暗中活动，没有开会场所，当然更没有跳舞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们那里不准跳交际舞，如有人敢跳被发现就被指责是封资修思想在作怪，是要受到批评的。

          在徐编辑家听《乡恋》，音质并不太好，是录音带转录的，声音有些失准，但我们还是被陶醉了，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一个下午。等发现时间要到下班时，我开始想礼拜一主任要问我礼拜六咋没有去上班，我得怎么回答呢。

          听完《乡恋》不几日就临近五一了，地直机关在体育场举办了“纪念‘五一’振兴中华”歌咏比赛大会。地委、行署、军分区主要领导到会、地直机关各大局领导亲自带头参加比赛，有的局长还担任了本单位合唱的指挥。歌咏大会上地直机关党委当仁不让的获得了冠军，大会在《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中结束，领导陆续退场了。这时徐编辑他们的交际舞协会的人陆陆续续走进了体育场内要跳交际舞，徐编辑走到我身边说：“你把我们跳舞的事在新闻稿中也带一笔。”

           不巧，主持会议的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陈局长退场路过这听见了徐编辑的话，他把我拉到一边说：“王奕，你要报道他们的交际舞吗？”我回答：“带上一笔吧，也就是一句歌咏大会后举办了庆‘五一’舞会。”陈部长很严肃地说：“我建议你不要报道他们的舞会，如果要报道，后果你自己要承担！”

           那时我们报社记者写各种会议新闻稿件，都必须由主办会议方的领导审稿，并由他们提供出席会议各方面领导的名单和先后顺序，一旦报纸出错还要据此追查责任。那时我们常有记者把领导的名字弄错了、漏了或顺序颠倒了的事发生，为此记者和校对员一般要在报纸四版左下方发重要更正，并扣罚10元钱。

           回到报社写稿时，思前想后，我还是没把跳交际舞的事带上一笔，因为那时正在批判那些被称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歌曲和被斥为格调不高的各种舞姿。更因为陈局长已明确意见，我写了送审稿件时还不得被删去，何必自讨苦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