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化是由社会变迁引起的，当社会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整合就成为客观需求。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是指调整或协调社会中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和纠葛，使之成为统一的体系的过程或结果，其前提是社会各构成要素的共同性和相互依赖性。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在其创立的AGIL模式中也曾经指出，所谓整合（I功能），就是指“借以调整和协调系统内部的各套结构，防止任何严重的紧张关系和不一致对系统的瓦解的过程”。正如前文所述，农村分化的种种现象本来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只是由于它与社会整合的脱节带来了发展的障碍与不利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发展的逻辑必然内在地包含着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只是要把二者都控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也可以这样认为，分化是一种手段，整合才是目的。只有经过分化后的整合，由整合走向新的分化，最后经过新的分化而走向新的整合，社会才算真正完成了一个层次或阶段上的发展。因此，社会分化与整合不断交替的过程，实质就是社会发展的过程。

　　农村发展问题绝非是涉及一个或几个领域，而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带有错综复杂的现象和因果关系的社会问题。它需要包括政府官员、各领域专家学者和一般民众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关注来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和途径。社会成员如果没有经有效整合产生的共同的信仰系统，特别是如果缺乏文化层面上的高度整合，就很难谈及农村社会的发展。因此，在中国农村业已发生较深层次的社会分化的前提下，谋求持续、稳定、和谐发展的关键必须得完成若干社会整合过程：

　　第一、实施经济整合，加快消除二元社会结构鸿沟。经济整合的实质是一种利益的协调与分配，其正在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社会空间结构上实现发展的全面与协调，即消除城乡之间、阶级阶层之间、不同经济性质之间收入差别过大的问题，特别是城乡协调，这也是十六大以来政府所强调的核心问题。其途径在于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下长期形成的僵化的人事管理制度，僵化的劳动制度和不公正的利益分配制度。

　　第二、实施政治整合，强化国家政治制度对民心凝聚力和在民众中的威信。有学者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状况与该国的社会结构有着直接联系。通常，存在严重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国家，政治稳定的实现就较为困难；而那些在社会结构上基本消除了二元差异和对立的国家，政治稳定就有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在深刻的二元社会背景下，我国农村不同利益群体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迫切希望将自己的意志输入政治系统，基层村民自治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环节，它是农村政治民主化要素整合的起点。因而，以推进基层村民自治为切入点加强政府在广大民众中的威信显得十分重要。

　　第三、实施文化整合，构建统一、和谐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任何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都需要有一种作为基础的文化的有力保障。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急剧转型与变迁，各种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发生了激烈碰撞，产生了许多矛盾与冲突，导致人们信仰危机、理想危机时有发生。以当前文化领域实际论，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统一大众文化品味，在对传统文化价值进行重估与解释的基础上，构建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道德水平的新的价值体系，已成为深层文化整合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从社会学视角看，必须在“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递进逻辑中把握农村发展。我国农村分化的现状要求把社会整合提上重要日程，要求在社会保障、国家政策和政府决策上突破以往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和做法。即“社会整合必须改善和保护人权与人的基本自由，培育具有和平、忍让、非暴力特质且尊重文化和宗教多样性的文化氛围，消除各种形式的歧视，保证全体成员具有获取或使用生产资源、参与治理的平等机会”。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持久、和谐的农村社会发展必须得考虑到两种策略：一方面，社会要构筑起通畅的供个体排遣不满的心理疏导机制，并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实施引导；另一方面，政府要竭力构建起社会公正运行机制，让身处不同阶层地位、不同地理区位和不同民族身份的农民在获得发展的机会上享有平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