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问题
宋圭武
现将本人这些年关于教育方面的讨论集中在一起，供大家参考。
目录
一、中国大学不大气
二、大学是造就大人的学校
三、可悲的教授与可怜的女孩
四、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大夫
五、谈学术研究中的“杂”与“专”
六、话说论文的“长”“短”
七、骂人不对，但比谗言和媚语要强很多
八、对完善甘肃社科评奖的几点思考
九、“家长签字”的利弊
十、论体育
十一、慎防学术行为“企业化”
十二、“一稿多发”的“是”与“非”
十三、简论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十四、“毛泽东之问”VS“钱学森之问”
十五、校长推荐制：人VS制度
十六、中国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十七、正义和创新是学术人的两条腿
十八、道德的价值永远高于知识的价值
十九、教育拒绝重点
二十、教育如何均衡
二十一、幸福是教育的最高目的
论教育问题
一、中国大学不大气
中国大学处处充满小气。
小气之一：只看到眼前，看不到长远。竭泽而渔式的扩张。
小气之二：只看到物质，看不到精神。注重课题、项目，大多按金钱来衡量业绩。
小气之三：只看到形式，看不到内容。管理学术，注重形式，很少关注创新。
小气之四：只想当处长，不想当教授。处长是实惠的，教授是空闲的。一个小小的基建科长都可以贪污上千万，而教授从哪儿贪污去？教授冷板凳坐上几十年，谁理你？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处长自然就是宝贝，教授就是一碗清汤。
小气之五：只看到自己长处，看不到自己短处。老师个个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对别人的成果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嫉妒成了无法救治的病。
小气之六：只看到小利，看不到大义。一些人为蝇头小利打破头竞争，连面子也不要。
小气之七：狭隘丰收，宽容贫瘠。没有宽容，学术的创新就没有温床。
小气本质是世俗的，金钱的，短期的，个人的，狭隘的。
大气本质是超越的，精神的，长期的，国家的，宽容的。
中国大学需要大气，不需要小气。
大气需要救赎、虔诚、卓越、自由。
没有大气的大学，社会就缺乏大气的人才。
大学本质是大气，不是小气。有大气，才会有大器。
二、大学是造就大人的学校
大学不仅仅是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是培育学生品德。大学不仅仅是要教给学生利器，更重要是要教育学生如何将利器造福人类。这里知识就是利器，而品德就是如何将知识造福人类。
大学塑造的是大人，而不是小人和愚人，更不是坏人。小人就是掌握利器而不造福人类却对人类有害的人。愚人就是没有利器的人，也不知道如何为人类造福的人。大学造就的，既不是愚人，也不是小人，而是大人。所谓大人，灵魂是有大德，而有大知识，仅仅是一个人成为大人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有大知识，而无大德，就是大小人；有大德，而无大知识，就是大善人；若既无知识，也无德，就是大坏人；若既有大知识，也有大德，就是大圣人。大学，就是要尽可能塑造出大圣人。大学绝不应是出大小人的地方，更不应是出大坏人的地方。
目前，我们的大学过于注重交给学生大知识，过于注重利器的交付，而不注重大德的培育，这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培育学生的道德，也要注意正确的方法。作秀是万万要不得的。如让学生集体为父母洗脚，这就是道德作秀，不是道德教育。从实质看，这对道德培育是有害的，而不是有利的。
道德的生长是一个自然过程。父母有病，儿子尽孝，这是天然的，没有必要去表演。如孩子割肝救父，就不需要表演。需要儿子割肝，自然有孝心的儿子就会出来割肝。若需要表演，两个人早就没了命。
如今中国的作秀太多了，连感恩也作秀，太让人恶心。不知道主办方是无知，还是无德，二者必居其一，或都具备。
让受到救助的孩子到电视上痛哭流涕感恩，虽然让资助人的人满足了虚荣心，但这对孩子的自尊心未必就有好处。若一个人真正想救助一个人，就没有必要想感恩之事的，因为更重要的，是救人或帮助人。而若想到感恩，其心就自然有利欲熏心的不纯动机，其救助也就具有了口是心非的嫌疑。另外，若一个人真正感恩，也用不着到电视上去痛哭流涕，因为这也需要表演的才能，而有些人就天生缺乏这些才能。所以，这种作秀式的感恩，对一个内心有真正感恩情结而又不擅于表演的人而言，就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所以，由此可知，大学也需要大人管理，这大人就是教育家，而非政治流氓。若大学让政治流氓来管理，大学就可能会成为政治作秀的大地方，大学就会为政治作秀派上大用场。
道德作秀，是道德建设的死敌。道德建设就像书的生长，关键是气候和土壤。另外，拔苗助长也是万万要不得的。而道德作秀，就更像是人工制造一个假树一样，其害更大。
三、可悲的教授与可怜的女孩
教授忽悠女孩，女孩报复教授，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
教授要自律，这是学者的本性要求。女孩要自爱，这也是女孩的天性。
中国文化本质是忽悠的文化，忽悠遍布社会各个阶层。教授忽悠女孩，只是这个文化的一个层面反映。
北大现在也真正是“兼容并包”，有绿鸟，有红鸟，有黄鸟，有蓝鸟，五彩斑斓。
教授是可悲的。教授学了多少年，研究了多少年，也白学了，白研究了。好好反思，没有敬畏，学者是可怕的，有敬畏意识，学者就是可爱的。女孩是可怜的。贫穷让人无语，幻想总是在贫穷中产生。弱者也容易走极端，因为弱者没有合法的武器。
平等、爱、自由，这是真正的教授要追求的，但这里的“爱”是人间的大爱，而不是自己的小爱。女孩，要懂得自尊、自信，否则，就容易掉入陷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上北大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谁会成为真正的“清”者？
教授要自律，女孩要自信。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既缺乏自律，也缺乏自信。
焦虑，没有生活和工作的目标，似乎只有肉体的存在，灵魂不知归何处？于是，在缺乏自律和自信的情况下，恶就泛滥了。一方，想通过恶的形式实现自律的缺乏；另一方，想通过恶的形式完成对缺乏自信的弥补。
缺乏自律与缺乏自信，往往是最容易结合在一起的。
富人，在没有灵魂自觉的情况下，往往就会成为一个缺乏自律的群体；穷人，同样在没有灵魂自觉的情况下，往往会成为一个缺乏自信的群体。
社会发展，灵魂的自觉是最关键的。拯救灵魂，比拯救物质更重要。没有灵魂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也是可怜的民族，最后就是可怕的结局。
四、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大夫
医生是一个人的大夫，救治的是人的肉体的创伤和病痛。而知识分子是制度的大夫，是整个社会的大夫，救治的是社会的创伤和人的灵魂的疾病。
社会打击知识分子，就象病人打击大夫，是自取其辱。
当然，社会需要好的大夫，也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坑蒙拐骗的大夫和假知识分子。
社会应当宽容一些学者的不同言论，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高明的统治者是善于利用知识分子的力量的。只有愚蠢的统治者或无能的统治者才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和封口。
对知识分子打击本身就说明了统治者的软弱，或者统治者就是另有所图，或者本身就有病，或有见不得人的地方，所以，也就不愿知识分子这个大夫挑毛病。
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没有保证自己江山的万万年，相反，更加速了自己统治的灭亡。
对知识分子打击的社会，必将在以后的历史中，受到知识分子更多的抨击。对知识分子打击更多的统治者，也必将受到后来的知识分子的唾弃，这是个别统治者所左右不了的。所以，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惹不起的群体。
知识分子本身是软的，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硬的，也是长久的。
知识分子应当脱离利益的原点。
知识分子若站在利益原点的左边，就是左派；若站在利益原点的右边，就是右派；若站在利益原点的过去，就是保守派；若站在利益原点的未来方向，就是激进派。
知识分子不管是当左派，还是当右派，或是当保守派或激进派，若始终站在利益的原点上，就始终处在真理的彼岸。
知识分子只有站在真理的原点上，才会脱离所谓“派”的低级趣味。知识分子本质是无派的。知识分子若有“派”，就只有一个，就是正义和真理。
五、谈学术研究中的“杂”与“专”
做学术研究，“杂”有杂的好处，“专”有专的好处。
“杂”有利于形成杂交优势，有利于学科之间方法的互相借鉴。科学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不同学科只是从不同角度认识世界，不同学科有不同学科的方法和思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可以互相借鉴，自然科学不同学科之间和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也可以互相借鉴。研究者多涉猎一些学科，有利于拓展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有利于研究者采用不同学科的方法，这样也就有利于创新，有利于更全面认识问题。
“杂”的不足是不利于研究的深入。由于学者的精力和时间有限，“杂”就可能导致一些学者的研究只停留在浅层次。
“专”的优点是有利于深入。“专”有利于学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一个问题进行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专”的不足是视野有限。只“专”不“杂”，最终成不了大家，只能是专家。因为“专”导致认识局部化，不能在更大范围内考虑问题，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更多具有局部性，而普遍性就有限。
对于研究者而言，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家或思想家，一般是先“专”，后“杂”，再“专”，如此循环，最终才能成为大家。也就是说，学者在研究时，在起步阶段，可以相对专一些，可对某些问题进行集中专题研究。但若需要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就需要涉猎更大的范围，需要对更多问题进行思考。然后，在此基础上，会对原来研究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会重新认识自己以前研究的问题，会产生一些新看法。这时，可对自己以前的研究重新整理，形成更全面的观点。如此反复下去，从“点”到“面”，再从“面”到“点”，研究就成为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最后，你的研究视野就会越来越宽广，研究成果也就会越来越多。最终，你的研究就会形成体系，你也就会对世界有一个你自己的认识和解读框架，这时你也就成了大家或大思想家，而不仅仅是一个在某一方面有较高造诣的专家。
在历史上，任何大思想家的研究都是广泛的，其研究成果也是多样的，而不仅仅是局限在某一个方面。孔子的论述涉及修身、齐家、治国等多个方面，孔子本人也是多才多艺。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也是多方面的专家，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研究。马克思的研究范围不仅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而且也涉及数学。
另外对“杂”的认识的一个不好方面是，在现实中，在同一个单位，或是同行，有些人看到别人研究成果多，涉及论题也多，而自己的研究范围有限，成果也不多，就说别人研究杂，不深入，这实质是一个人深层一个不好心理的外泄，是在为自己的存在意义找借口，实质也就是嫉妒的一种表现。
人类对于恶的本能，由于受到社会性的制约，总是会将这种本能放在意识的深处，或处在潜意识层面，并总是要不断的压抑这种本能。但人们总是会将这种受到压抑的东西找一个合适的理由释放出来，否则，就会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但人们在释放出恶的本能的时候，总是要披上伪装的，这伪装就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被社会所认可的理由。比如嫉妒本能的释放，就是这样。如一些人说你研究“杂”，其理由就是会导致研究不深入，因为这理由大家都是承认的，这就是伪装，但其实在潜意识里却说：够了，留给别人一些地方，别你一个人都沾上，你一个人研究那么多，提出那么多观点，让别人干什么去？让别人如何体现生命的价值？
当然，对于研究者“杂”的一些批评，也有一些好心和善意的，这也是客观存在的。
从客观角度讨论，判断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关键是要看创新，而不是看人家研究什么。研究什么，这是研究者的自由。对于别人而言，你可以评论人家研究结论的对错，有没有创新，这是关键的，但说人家该研究什么，不该研究什么，就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研究者自己比别人更清楚自己该研究什么，不该研究什么。
总之，我们应正确看待学术研究中的“专”与“杂”，我们应抛弃在这个问题上的私利偏见。我们既希望产生更多的专家，也希望产生更多的杂家，同时，我们更希望产生更多的大家和大思想家。因为中国社会更需要大家和大思想家，更需要大师。
六、话说论文的“长”“短”
论文长短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论文是“长”好，还是“短”好，其实，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
长论文，有利于更深入和更细致地论述问题。但长论文也有长论文的不足，如需要人们花费较多的时间去读，这就是一种成本。另外，有些写长论文者，往往会产生拼凑的倾向，这也不利于学术的纯洁。写论文，应当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味求长，就勉为其难或画蛇添足。
考核论文质量的高低，关键在创新，不是“长”“短”。长短只是形式，创新才是内容和灵魂。论文不是工作总结，工作总结有“长”有“短”，长的工作总结和短的工作总结有区别。但论文不需要长短，需要的是创新。没有创新，再长的论文也是垃圾；有创新，论文短也是精品。就像钻石和石头，钻石再小，毕竟是钻石；石头再大，毕竟是石头。
有些学者喜欢做长论文，实质是重了形式。另外，也可能具有忽悠的倾向。让一些不懂的人一看，这么厚实的论文！其实是一堆垃圾。真正的学者，没有必要去纠缠论文的长短，关键是要提出一些新观点，并且能用最普通的语言和最简洁的语言将其表述出来，而不是将其复杂化，弄成玄学。
另外，文人相轻也造成对论文长短问题产生错误评价。在一些单位，有些学者说别人论文“短”的闲话，其实也有一个利益博弈的因素。有些学者不做研究，看见别人论文多，就说他那都是短文章，都算不上论文。其实，说这些话的人，心里未必就不懂学术研究的道理，关键是利益蒙蔽了道理。你可以说人家论文没有创新，这是对的。因为没有创新的论文，实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但说人家论文短，不算论文，这就有些外行，就有些离谱。
从社会角度看，应当提倡写短论文。也就是在有创新的前提下，在满足论文规范的前提下，能尽可能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出来，这样的论文就是好论文。因为这样的论文有利于读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索取最大的信息，同时，也节省纸张。另外，短论文，看的人也多，也有利于更快传播学者的新思想。所以，提倡写短论文，对社会，对个人，都有好处。
其实，做人与做学问有许多共同点。做人要提倡诚实、简单、智慧，这样社会就有秩序、发展就有效率。做学问要提倡求真、简洁、创新，这样学问也就是真学问，而不是假学问。有些学者在论文上故弄玄虚，其实也是人品的一种反映，是非常不好的。
目前，中央提出文化建设大战略，提倡走、转、改。其中改掉又长又空的文风就是改文风的一项重要内容。做学术研究也一样，也要走、转、改，要提倡深入实际的研究作风，要提倡平实、朴素、简洁的文风，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假、大、空。
七、骂人不对，但比谗言和媚语要强很多
看到网上有人说孔庆东说粗话，说孔庆东不文明，其实，也该问问孔庆东为什么要说粗话？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孔庆东的不是，是孔庆东不文明；另一种情况是对方不文明，导致了孔庆东失去理智，也不文明。
孔庆东就是一个性情中的人而已。说一两句粗话也是正常的，再说了，是什么原因造成孔庆东说粗话，也该查查，也不要一味责怪孔庆东。
网民要关注更为重大的事情，不要为一些小事纠缠不休。
其实，孔庆东也许中了计。成天讲江湖的人，未必就熟悉社会这个大江湖。江湖高手，是不应留给对手把柄的，否则，就是麻烦。也许，孔庆东就是一个理论上的高手。
学者也需要宽让。坚持宽让的原则，这就是君子的原则，对方也是没有办法的。魔鬼遇到没有缺点的君子，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学者既需要学识，也需要人格，既需要大才，也需要大德。
有时候面对复杂情况，沉默也是一种选择。沉默是金。
中国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三十六计在中国的行行业业都在用。这是一个到处都是陷阱的社会。
孔庆东敢说粗话也是一种胆量。有些知识分子不敢说粗话，其实也是知识分子软弱性的一种表现，是礼仪包裹下的一种软弱。
说粗话比说谗言要好多了，说粗话也比说媚话要好多了。
一些知识分子文质彬彬，说话很注意分寸，可就是不知廉耻，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
一些所谓的学者，对老百姓，是忽悠，对领导，不是谗言，就是媚语，这些人，比孔庆东的粗话，差远了。
八、对完善甘肃社科评奖的几点思考
多年来，由甘肃社会科学联合会组织的甘肃社会科学评奖活动对推动甘肃社会科学的繁荣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总体情况看，评出的奖项大体反映了实际情况，奖项级别与作品的学术水平基本持平。但在评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这些年有一些评奖结果与实际情况相比误差较大。对此，笔者建议应进一步完善评奖机制。这对推动甘肃社会科学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否则，就会产生许多消极作用。
对作品要多注重内容和创新，少注重形式和杂志级别。对作品打分要多注重引用率指标。引用率是作者作品受到社会评价和重视的一种重要指标，在评奖记分中应占到较大比重。对于杂志级别等指标，可重视，但不要太重视。另外，要注重内容的创新，不要太注重形式。对一些有创新，但内容较短的文章，应当给予重视。有些文章，看起来很长，很像回事，实质是拼凑之作，无任何创新内容可言。
可将参评作品拿到省外或北京去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并尽可能多一些保密。由省内专家评奖，尽管可采取一些回避制度，但还是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熟人较多，这会影响评奖的公正性。二是相互之间都有利益瓜葛。由于名额有限，各高校之间会展开激烈竞争。这时，评奖就成了一种利益的平衡，而作品学术水平的高低倒成了一种形式。所以，我们要尽可能采取一些好的回避办法，在评奖中尽可能使其脱离利益的瓜葛和影响，使评奖结果尽量减少误差，使评奖结果更具公正性。这里，评奖制度创新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摆脱利益相关者的干扰。利益是影响结果公正性的最重要因素。在利益面前，正义就成了幌子，正义就只有了形式价值。
要少一些意识形态类的东西，多一些学术性的成果。意识形态类作品主要作用是宣传，而学术性成果的根本特征是创新。省上可专设意识形态类的奖项，意识形态类的作品可参与此类奖项的评奖，如《求是》、《党的建设》等杂志发表的文章就应参加意识形态类的评奖，而社会科学类的评奖应以学术类成果为主。
四、要重视评奖的公开透明性和反馈机制的建设。凡是获得奖项的作品，其内容或简介要尽可能公布在网上，供大家监督和评价。对有异议的作品，要建立取消奖励的有关办法或搁置处理。对一些遗漏的优秀成果，应建立一种补救制度。由于是每两年才评一次，又由于评奖与职称等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没有补救措施就会有失公平。要对评委的推荐意见也要进行公开，对评委也要建立一种约束机制。
总之，由于大多数社会科学成果的价值取向总是与一些人的特定利益有关，所以，人们对社会科学成果进行评价就不象自然科学成果那样超脱客观。另外，在具体的评奖过程中，由于部门与个人利益的干扰，也会影响结果的公正性。但只要我们尽可能进行一些制度的完善，我们还是可以将误差减少到合理的范围，而不至于较大或很大。评奖是对科研人员劳动成果的一种肯定和鼓励，而扭曲或误差较大的评奖对学科建设的负作用也是巨大的。
九、“家长签字”的利弊
有些中学和小学的老师，要求家长对学生作业签字。此举既有积极作用，也有很大消极作用。
家长签字，其积极作用是明显的。一是有利于督促学生较好完成作业，尤其是对一些自觉性较差和学习较差的学生，其效果更明显。二是有利于减轻老师的负担。家长签字，减轻了老师监督的工作量，老师可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备课和上课上，这样也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但家长签字，其消极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是不利于学生自觉意识的培养。自觉意识是自觉活动的产物。一个人生活在人群中，其活动既要靠它律，也要靠自律，也就是自觉。自律和它律相比，自律是更为重要的。自律有助于减少社会运行的制度建设成本。因为一个缺乏自律的社会，制度建设就得考虑各种情况，制度就得制定非常详实和完备。另外，就是制度建设非常完备，制度本身也不可能考虑到所有可能性，在有些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约束仍然少不了自律和自觉。所以，自律和自觉意识与它律意识相比，对社会发展而言，培养学生的自觉意识意义更为重大。二是不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签字本身隐含着一种不信任意识。对一个人而言，信任本身也是一种荣誉和精神收益。对学生缺乏信任，将导致学生有一种人格的贬低和损失，这样也就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尊心。而自尊心是健康人格的基础。对社会而言，公民都有自尊心，社会也就有了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基础。所以，学校和家庭，在对学生的教育行为中，既要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也要注重学生人格的培养，尤其是自尊心的培养，而不能忽略这一点。三是家长签字并非不可避免。学生在学校学习不同于在单位工作。单位要重管理，而学校要重教育。在单位，出于工作需要，让领导签字是不可避免的，签字也是一种管理功能的体现。而在学校，重要的是教育，学校加强管理的目的也是教育。学生在学校学习，改作业是避免不了的，这是出于教育的需要，但签字就并非是不可避免的。改作业实质也是一种变相的签字，也具有一种管理的功能。再说，让学生做作业，除了要完成以外，做的正确与否也很重要，但家长签字对作业的正确性就不能保证，其结果是导致只有形式而无实质，有了管理，但没有了教育。四是家长签字弱化了学生的家庭意识。家庭不同于学校，学校是非血缘的团体，而家庭是一个血缘团体。家庭的游戏规则不同于学校的游戏规则。让家长签字，实质是让家庭承担了一种社会功能，让家长扮演了社会管理者的角色，这对培养学生的家庭意识不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健康的家庭意识也是社会健康的保证和基础。五是不利于建设和谐家庭。目前，我们正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学生与老师的和谐，学生与家长的和谐，都应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家长签字，有可能激化学生与家长的矛盾，这对建设和谐家庭弊多利小。
从总体效果看，家长签字是弊大于利。对此笔者建议：一是应尽可能取消或少用。二是若要采用，应缩小范围，只可针对一部分自觉性差或学习差的学生，不要全班都采用。三是对自觉性和学习成绩有提高的学生，可适时免去家长签字的要求，这对这些学生也是一种鼓励和教育，有利于发挥家长签字的教育功能。
十、论体育
“体育”一词，据世界体育资料记载，最早是法国人于1760年在法国的报刊上论述儿童身体教育问题的论文时首先起用的（Education Physique<法>）。现在国际上普遍用“Physical Education”泛指“体育”。它的本意是指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直译为身体的教育。“Sport”一词一般认为源于拉丁语“Disport”，它的本意是指离开工作去游戏、玩耍、进行娱乐活动等。后来逐渐形成具有新含义的一个概念，即竞技运动（竞技体育）。我国是近百年来才从国外传入“体育”一词的，体育史界一般认为最早是留学生从日本传入的。当时还有从德国传入的“体操”一词。我国现代体育，基本上由大众体育（群众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三方面所组成。
体育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现象。生命在于运动,体育与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类存在，体育活动总是存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而言，体育的意义是深远的。
在政治层面，体育有助于推进政治体制的合理化建设。一是体育活动有助于推动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流，从而可加强政治主体之间的对话。二是围绕体育活动进行的一些制度创新可为政治体制创新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政治实质是一种竞争的均衡，而体育也是一种竞争，所以，政治可借鉴体育活动中的一些制度安排，推进政治的合理化建设。当然，这种借鉴是有难度的。因为体育与集团利益联系较少，而政治是与集团利益密切相关的。所以，从体育到政治，排除利益干扰是至关重要的。
在经济层面，体育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从理论角度看，体育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投资。从消费看，体育活动需要消耗劳动成果，从投资看，体育的基础设施需要投资。所以，体育活动既可增加消费需求，也可增加投资需求。另外，体育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体育运动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比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平均高出0.6％ 到10％。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其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的提高，进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可以通过开展经常性的体育活动来达到此目的。从经济实践看，体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据统计，目前全世界体育产业的年产值约在4000亿美元，而且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在体育产业发达的北美．西欧和日本．体育产业的年产值都排在国内十大产业之内。澳大利亚90％的国民经常参加体育活动，运动和休闲创造的产值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国际足联的研究表明，与足球有关的营业额每年高达2 500亿美元。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体育消费已转而成为一种刚性的需求。美国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和体育消费的体育人口比例达到77％，德国为67％，日本是65％，加拿大是50％。正是这种刚性需求给了体育经济强有力的支撑。
在人文层面，体育有助于人文精神的改造和提升。体育有助于民德、民智、民力的建设和发展。一是体育有助于民德建设。体育活动的基础是规则性和诚信，而规则性和诚信是德性的灵魂。二是体育有助于民智建设。体育既是身体的游戏，也是智力的游戏。三是体育有助于国民形成健康的体魄，从而有助于民力建设。民德、民智、民力对国家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甲午海战后不久，严复认为，中国发展关键要有健全的新国民，呼吁培育“民力、民智、民德”，依此为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严复：《与梁启超书》，《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4页。）1902年前后，梁启超撰写了《新民说》、《新民议》等一系列文章，继承发扬了严复的三民思想，明确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梁启超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并认为“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梁启超：《新民议》，《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0页。）
在社会层面，体育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体育为人类能量的释放提供了一条和平的途径。体育有助于提高人的幸福度。有关研究表明，短期的锻炼可带来积极的情绪状态，而长期的锻炼可产生更强的幸福感（Argyle,2001;Sarafino,2002）。锻炼的短期效果归因于锻炼导致大脑产生的内腓肽和类吗啡的释放。长期锻炼导致幸福感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有规律的锻炼减少了抑郁和焦虑，提高了工作的准确性和速度，提升了自我观念，促进了心血管的健康和机能。另外，体育锻炼中的结伴行为也使人容易得到社会支持，从而增加幸福感。战争也是人类能量释放的一种途径，但体育与战争是一对互反的命题。体育是正命题，战争是反命题。体育是神的盛宴，战争是魔鬼的游戏。体育使人成为天使，战争使人成为撒旦。体育成就天堂，战争打造地狱。体育让人类成为朋友，战争使人类成为敌人。
在文明演进层面，体育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先进方向。休闲文明将是未来社会的一种主要文明形态，而体育文明将是休闲文明的主要构成之一。大体看，人类文明将经过这样几种形态：一是原始文明阶段。原始文明的主要特征是部落制体制，经济形态主要是以渔猎经济为主。原始文明代表了人类的蒙味时代和野蛮时代。二是传统文明阶段。传统文明的主要特征是集权和神权政治，经济形态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三是现代文明阶段。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是民主体制和市场体制，经济形态主要以工业经济为主。四是休闲文明阶段。休闲文明的主要特征是和谐与人本，休闲经济将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其中休闲经济将主要包括旅游产业、体育产业、娱乐产业和文化产业等主要产业形态。休闲文明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将为人类进入休闲社会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说：“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人类将会有越来越充足的时间和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休闲活动。二是人类发展理念的不断创新将为人类进入休闲社会提供观念支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关于发展观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和提升的。人类社会发展观的演进过程，实质就是对人的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和不断追求的过程。人的本质是追求闲，而不是忙。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讲，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亚里士多德说：一切事物都是围绕着一个枢纽在旋转，这个枢纽就是闲暇。目前，我国在发展中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所以大力建设休闲文明也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实质要求。这里其中之一就是国家要大力和积极推动体育建设，这对推进国家健康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意义是巨大和深远的。
从现实层面看，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并非都是健康的，体育发展也存在异化。一是体育与国家的不合理结合。国家的产生，使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规模收益和合作收益，从而也极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改善了人类的福利。但国家的存在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国家的优势也有可能转化成对人类文明破坏的优势，如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就是例证。在国家存在的历史发展阶段，体育的存在和发展是离不开国家的，但体育与国家的结合应当体现理性精神。体育本质是无国界的。体育需要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但体育不应带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否则，体育就违背了体育精神，体育体现的就不是和平和友谊，而是冲突和暴力。二是体育与商业的不合理结合。体育需要商业的支持，但体育的目的不是商业，体育的目的是人类本身的发展。体育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钱为本。对利益的追求是产生体育异化的深刻根源。
十一、慎防学术行为“企业化”
学术行为“企业化”，就是将学术活动等同于企业活动，一切围绕利润进行展开。
学术行为“企业化”在现实中有多种表现。
一是一些学术性杂志报刊收取版面费，杂志报刊成了赢利的工具。学术性杂志报刊主要功能应当是为学术研究提供服务，应当主要用于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和扩散。但现在一些学术性杂志和报刊将自己的功能等同于商业性的杂志和报刊，而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倒成了次要的东西，杂志报刊成了有关人员寻租和设租的工具。
二是科研收费评奖。一些学会或机构设立各种名目的科研评奖，名为促进学术研究，实则是以赚钱为目的，奖励的等级与交费的多少成正比例，并喜欢用一些假大空的名号做幌子，借以蒙骗一部分人。
三是跑项目。国家在科研管理方面，通过项目形式，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现在跑项目成了一些学术研究人员的主要任务。学术带头人就是“企业老板”，所带研究生就是“企业员工”。“老板”跑项目，“员工”在“车间”做项目，最后是进行利润分割。由于从跑项目到最后的项目鉴定，大多环节都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于是，项目产品大多就成了学术垃圾和原有材料的堆积和拼凑，无任何创新价值。
四是学校专业设置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学校设置专业以市场为导向，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有利于就业等。但学校毕竟不同于企业。企业可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但学校是知识的集散地，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应当既要考虑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人才，也要考虑为学术研究的需要培养人才，而不能完全以市场为导向。
五是百家讲坛成百姓讲坛。笔者认为，百家讲坛的主要功能应当是学术性的，其受益的观众只能是少数研究群体。但现在百家讲坛大众化，变相追求商业效益，将自己频道的功能与其它频道混同，变成百姓讲坛，这也不符合分工效益原则。百家讲坛这样做，虽然有了局部的经济效益，但失去了整体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六是收费研讨会。有一些学术机构以各种名义办研讨会，虽打着学术交流的幌子，但实则是谋取金钱利益，对研讨会以企业方式进行运作。研讨会收取高昂费用，参会人员良莠不分，学术交流是形式，主要是进行一些旅游休闲活动。
学术行为“企业化”，本质是学术研究的异化，是借学术的名，从事不利于学术的事，是学术自身对自身的违背。学术行为“企业化”的危害是巨大的。一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污染了学术空间。二是败坏了社会风气。三是不利于学术队伍的建设。四是浪费了国家资源。
对学术行为“企业化”要进行综合治理。一是知识人要多一些淡泊之心。有位哲人说，科学之门就是地狱之门，科学的入口也就是地狱的入口。这句话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古人云：读书乃为养正气,位卑未敢忘国忧。如果一个人想立志学术，就应当有一种献身精神，就应当有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就应当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二是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国家要加强科研项目的管理和监督，提供公正性和透明性。对一些科研项目成果要公布在网上，供社会监督，借以防止抄袭和拼凑。高校要不断完善职称评定制度，要尽可能减少形式化评定条件，要更加注重学术研究的创新性。对研究生毕业可不要硬性规定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级别，但要对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进行多环节鉴定和严格把关。要不断规范科研评奖，要重视评奖反馈机制的建设，对有疑义的评奖可取消或搁置再讨论。在科研评奖中，要尽可能减少利益相关者的参加和渗透。
十二、“一稿多发”的“是”与“非”
对“一稿多发”现象，笔者认为，适当多投，可不提倡，也不反对，但对过度多投要坚决反对。
首先，“一稿多发”是作者的一种无奈选择。一是有些文章的时效性很强，作者在写作时又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若不及时发表不出来，文章就有可能永远作废，这对作者也是一个大损失。二是与学术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有关。当今时代，也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面对大量的稿件，编辑不可能都能对其进行有效识别。另外，由于不同编辑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偏好，对同一稿件，有的编辑可能采用，有的编辑可能不采用。所以，一篇好的文章，若想增大采用的可能性，也就不得不一稿多投。
其次，从长远和整体角度看，“一稿多发”对社会发展也没有什么大害处。学术不同于其它，应当是大力普及和宣传。“一稿多发”可以使新观点迅速得到传播和扩散，受益者是整个学术界和社会整体。另外，“一稿多发”从一个侧面对文章的质量也是一个证明，而好文章就应当多传播，因为这对社会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再次，“一稿多发”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作用。一是对局部利益会有所损害，主要是对一些刊物会产生一些利益损失，如影响阅读率和刊物形象，给编辑造成用稿困难等。二是过度多投对学术市场的规范发展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如一些人无限制的十几家或几十家的去投，结果你一个人的文章占了多家杂志的版面，别人的文章就上不去，这对社会和他人也是一种损失。所以，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坚决反对。
所以，为了寻求一种平衡，作者在进行投稿时，可有选择的多投一、二家，并且一旦有了确切的采用通知，就应当告知其它杂志编审。对这种情况，可不提倡，也不反对。但对一些过度多投现象，我们应坚决杜绝和反对。
十三、简论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教学与科研，是学校工作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不论对社会发展，还是对学校发展，以及对老师个人发展，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教学与科研，既有对立的方面，也有统一的方面。
一方面，教学与科研确实是有冲突的。首先，从所要达到的目的看，教学与科研的直接目的是不同的。教学的主要目的传输知识，而科研的主要目的是创造知识。其次，从所要求的个人素质方面看，教学与科研所要求的个人素质也是有区别的。教学注重的素质除了口才外，还有道德人格等方面的要求。而科研则不同，科研注重的素质要求主要是在创造性思维和智力方面，而对口才等方面的要求则相对弱一些。再次，从时间和精力方面看，一个人教学多了，必然会减少科研方面的精力和时间，从而也就影响到科研的深化和提高。所以，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方面，教学与科研也是有冲突的。
另一方面，教学与科研又是统一的。首先，从最终目的看是统一的。教学和科研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这方面，二者并没有根本冲突。其次，从长远和整体影响看，教学与科研也是内在统一的，并且二者是互相帮助、互相提高的关系。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是：一是科研创新教学的内容。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深化其基础是科研，而非其它。二是科研深化教学的手段和方法。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创新和深化其基础也是科研，而非其它。教学对科研的促进作用是：教学水平的提高可以为未来的科研提供一个好的人才队伍基础。二是在教学过程中，也有利于科研的进一步深化，因为教学过程，也是一个师生互动和教学相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发现过程。再次，对同一个人而言，教学是果，科研是根，教学与科研从根本上也是统一的。一个人要想把教学搞好，就得不断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否则，教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而且有可能是误人子弟。所以，要想结出甜甜大大的教学之果，就得多进行科研方面的投入，根好才能叶壮，果实才有可能是丰硕的。
由于教学和科研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所以，我们在具体工作和考核中，应当根据工作的性质和对象不同而有所偏重。对小学生和中学生的老师而言，应当是教学重于科研；但对大学和一些成人学校的老师而言，应当是科研要重于教学才比较合适。因为对于中小学生而言，重要的是知识的传输，而非创造，这时对老师的要求和评价主要就是要看其教学效果如何。但对于大学生和成人而言，就有所不同。大学生和成人对老师的要求主要是学术水平方面的，相对而言，对老师表述方面的要求相对会弱一些。而学术水平的直接体现就是科研水平。所以，对大学而言，注重科研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实际情况看，在大学里，没有科研，就很难产生名师，教学水平也就很难提高，因为科研是产生名师的基础。
另外，由于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的考核都存在一个难以度量的问题，所以，学校在制定考核办法时如何才能更好体现科学化和合理化，就需要有关方面结合本校实际进行认真研究，否则，就有可能产生较大副作用和一些不利影响。
十四、“毛泽东之问”VS“钱学森之问”
所谓“毛泽东之问”，就是指在1925年，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一首词中所提出的问题。在这首词中毛泽东写道：“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桔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里青年毛泽东面对民生凋敝、军阀混战的旧中国，怀着一颗报国之心，感慨之余，问道：“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就是“毛泽东之问”。
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指面对中国教育现状，钱学森谈到：“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现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
“毛泽东之问”和“钱学森之问”是在不同时代提出的问题，但“毛泽东之问”和“钱学森之问”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就是解决中国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之问”解决了，但“钱学森之问”仍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笔者认为，大学民主化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关键。
可行性
大学实行民主化的条件是具备的。在中国，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大学都是最有条件开展民主的地方。大学是实行民主积极性最高的地方。由于素质不同，大学实行民主选举应当比村民民主选举效果要好。大学应当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意义
1．大学实行民主选举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稳定性和渐进性。由于大学处于体制的外围地带，所以，大学的变革不会对整个社会稳定造成大乱子，这也有利于国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调节和控制。
2．由于学术研究的特点，大学实行民主有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推动学术健康发展，有利于抑制学术腐败，也有利于释放知识分子的压抑心理。
3．大学实行民主，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民主精神和意识，这将对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产生积极和长远的影响。
具体办法
1．正校长由学校职工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校长人选来源：首先是有关组织部门确定任职条件，然后是自愿报名与组织推荐想结合，国外的知名人士也可报名参加，在此基础上根据条件可确定3-4人进行竞选，最后由学校全体职工投票决定。
2．副校长不用参加选举，可由中央或教育部或省委直接任命，但若在具体工作中正校长不满意副校长的工作，正校长可提议由全校教授组成的教授会议进行投票表决，若有三分之一以上教授不满意该副校长的工作，对该副校长可就地免职，由组织另行安排。
3．正校长由学校选举产生，而副校长由上级任命，有利于中央意志与学校意志的互相制约和相互平衡。
4．大学二级学院院长也要通过该学院教师会议选举产生，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院长人选来源：首先有关部门确定任职条件，然后是自愿报名与组织推荐结合，在此基础上可确定4-5人进行竞选，最后由全院教师投票决定。
5．二级学院副院长可由本学校校长进行直接任命，但若在具体工作中，若正院长不满意副院长的工作，可提议由该院副教授以上的老师进行投票，若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不同意票，对该副院长也可就地免职。
6．正院长由选举产生，而副院长由学校任命，也有利于学校意志与学院意志的制约和平衡。
7．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同时在学校中的具体管理中也要体现民主的特点，要对一些事项多进行协商和讨论，要尽可能采取公开的形式。
8．大学书记可直接由上级任命。书记主要起一个监督作用，日常工作可由校长全面负责，只要符合政策精神，书记就无权干涉校长具体工作。
9．二级学院书记由学校党委直接任命，其职责也主要是监督。
10．教育部主要任务将是制定全国教育发展规划并进行监督和检查。
11．为了稳妥起见，可在全国选2—3个大学进行民主选举的试点，然后根据情况可在全国推广。
十五、校长推荐制：人VS制度
讨论校长推荐制的好坏，深层次涉及的是在选拔人才中，人与制度谁最重要的问题。
选拔人才，是注重人选人，还是注重制度选人，各有利弊。制度选人体现了程序公正和过程公正，但未必结果公正；而人选人可以发挥人的灵活性进行调节，有利于实现结果公正。
但问题是在不同的人文背景和不同的人文素质下，注重制度选人还是注重人选人，最终效果是有区别的。
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环境中，不管是制度选人，还是人选人，最终都会产生许多问题。由于缺乏诚信，社会的规则意识就差，制度就会被虚化，人们实际运行的就是潜规则。所以，最终效果是有制度与没有制度都是一样的。同时，由于缺乏诚信，良心就会成为社会的稀缺品，而良心是公正心的基础。所以，在良心成为稀缺品的前提下，公正心实现的几率就小，这时，人选人也会出现较大误差。
目前，诚信缺乏是影响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中国的制度设计必须考虑这一点。
校长推荐也有许多好处，但必须要防止不好情况的发生。建议：一是要将过程和有关环节全面公开。由于中国文化具有面子文化的特点，公开有利于发挥传统文化资源的优势，也有利于公正的实现。二是要健全纠错制度。若出现问题怎么办？校长既要享受权力，也要承担责任。建议应对出现问题校长建立严厉的处罚制度。这里处罚制度的执行也要公开化，要受到社会各方面广泛的监督。
十六、中国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为什么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体制方面看，过分行政化和官本位体制是制约大师产生的深层原因。官本位体制导致优秀人才不断流向官场，导致学术研究中途化。一些优秀学者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学术，而是眼睛盯着官场。一些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学者，往往中途从事了行政工作，导致学术研究半途而废。另外，官本位体制也导致一些真正研究学术的人被边缘化，缺乏有力的资金资助和其他方面的扶持，加大了研究深入的困难。
其次，从管理方面看，外行管理内行，导致学术资源配置低效化和学术评价扭曲化。对学术研究如何评价和管理，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但现在一些单位往往是一些缺乏专业训练的人员在管理专业人员和对专业人员的工作进行评价。就像武术比赛，比赛的规则应当由武术高手自己来制定，同时，裁判也应是武术方面的行家里手。但现在的情况是，虽然是武术高手在比赛，但比赛的规则则由不懂武术的人来制定，同时，比赛的裁判也不懂武术。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导致武术高手需要花时间出一些无聊的招数来应对不合理的规则；另一方面，导致武术高手需要花时间去应付裁判的无理评判。
再次，从经济基础看，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也是制约大师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在我国，高校教师的待遇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收入要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学者和老师要想出成果就需要花大量时间做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学者和老师又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为生活而奔波。孩子上学问题，房子问题，老人问题，等等，都需要老师去操心和花时间处理。另外，好多老师为了节省费用，都是自己做饭，这也会花去不少时间。花在其他方面的时间一多，花在研究方面的时间就会减少。这种情况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持续深入和系统化，也就不利于大师级人物的出现。
第四，从人文方面看，平均主义和嫉妒也不利于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导致一些优秀人才难以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当一些人在埋头忙事时，另一些人就会忙于搞人，盘算着怎么搞掉你，免得让你出人头地，让人家没有面子。结果导致：一方面，学者们需要花时间去研究学问；另一方面，学者们又需要化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而且有时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用在人际关系上。因为若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副作用就是巨大的。另外，缺乏超越界的人文传统，加剧了人们注重世俗生活追求的倾向。这种倾向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导致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倾向浓烈。一些人学术研究，目的就是货币和权力，并不是学术本身或为了真理本身。一些人主要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将学术研究深入进行下去。
中国大学要产生大师，就必须要改变现有的状况。
应积极推进大学的民主化进程，应将大学民主化作为中国民主化的突破口。
对中国而言，民主是外生的。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有民本，但没有民主。民本与民主本质上是属于不同的范畴。民本的落脚点是维护集权统治，而民主的归宿是否定集权统治，二者南辕北辙，互不相干。由于民主是外生的，所以，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启蒙阶段。
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行推动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但问题是，由于中国农民总是处于社会权力和经济的外围，所以，其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实质影响总是有限的。另外，经过几千年集权社会的熏陶，中国农民对政治是天然的麻木者。还有，在血缘文化和经济水平低等因素制约下，农民的民主总是脱离不了圈子意识和追求短期利益的束缚。所以，中国农民的民主是更需要启蒙这样一个过程的。
有人主张以党内民主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但党内民主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风险较大。由于党是社会的权力中枢和神经中枢，社会发展一旦神经中枢出了问题，这时问题就会是大问题，而不是一般的小问题。就如人一样，可以缺胳臂少腿，但不能缺神经，缺了神经，就会面临瘫痪的威胁。所以，推进党内民主，弄不好，中国社会就会出现大乱。而一旦出现社会大乱，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下，局面比国外会更糟糕，更难让人收拾。
所以，中国发展，大局是稳定。社会不稳定，对谁都没有好处。对富人没有好处，对穷人也未必有好处，这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经验的证明。目前，虽然党的建设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腐败已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但党的建设必须要和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否则，只会造成更严重的局面。
但民主化毕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也不能例外。否则，中国的发展就只能是短期和扭曲的。如何稳妥和有效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笔者认为，大学民主化是中国民主的突破口。
首先，大学属于社会权力的边缘，大学民主对社会发展造成的风险较小，搞不好可以重来，但党内民主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其次，大学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所以，大学民主可以少一些启蒙的任务。当然，中国知识分子本质上也是需要启蒙的，但同农民相比，中国知识分子所需要的启蒙就少些。第三，大学现有的硬件设施可以为民主化提供必要的支撑。第四，大学民主可以为中国的民主培养民主人才和民主意识，这也为中国未来的全面民主提供一个好的基础。第五，大学民主也有利于释放知识分子的压抑情绪，这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
当然，民主本质也是一种制度设定，所以，中国的民主化必须考虑中国文化的特点。由于面子文化和血缘文化以及潜规则等因素，所以，中国民主化应多注重运用公开和协商的手段，少用一些匿名的手段。中国民主化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既要考虑到中国的政治基础，也要考虑到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否则，民主制度的设计就是空中楼阁，只有形式而无实质。
中国大学改革应坚持三个基本原则：自治原则；自由原则；自主原则。
自治原则主要是针对管理而言，主要体现在学校与国家的关系方面。自治原则主要是提倡以法治校，在法律框架内学校可自主决策有关事务。这里校长应由选举产生；同时，在校长之下设立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采取三三制；教授代表占三分之一，学生代表占三分之一，其他人员占三分之一。但自治原则并不是不要国家管理，国家的管理主要是监督，其职能可由书记代表执行。书记主要是监督国家的经费运用情况以及政策和法律的执行情况，对一些有违国家安全和危害社会的学校决策书记要及时报告有关部门采取制裁措施。
自由原则主要是针对学术研究而言。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大力提倡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自由是创新的前提。但提倡自由原则也不是无限制的，自由应体现三种基本的精神。一是自由要体现理性精神。理性精神也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坚持真理和探索真理。二是自由要体现诚信精神。诚信最主要的体现就是遵守承诺，所以诚信精神实质就是规则精神。有规则就有秩序，所以，诚信也就是秩序的重要保证,同时，也就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由于自由不能离开秩序。所以，坚持诚信，也就是坚持秩序，自由也就有了秩序保证。三是要坚持敬畏精神。所谓敬畏，就是既敬重又畏惧。对于人类而言，敬畏的意义是深远的。一位哲人说，没有敬畏，就没有伦理。从深层次看，人类是经由害怕和恐惧才能真正进入道德境界，所以，敬畏是道德的深层约束。而自由也不能离开道德，否则，自由就是以别人的不自由为代价，就是对别人自由的自由侵犯。这里，理性精神、诚信精神、敬畏精神，是人类应具备的三种基本的德性，也是保证自由有效的三个基本前提，也是自由的最基本边界。
自主原则主要是针对学生教育而言。大学教育既要注重传授知识，也要着力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和能力，甚至在人格和能力方面的教育要更为重要。对于人生而言，大学是人从家庭走向社会的主要分界点，所以，在人格和能力方面，大学教育要着力培育学生的自主精神和独立精神。而中国文化在人格上有一个深层的体现就是依附意识的浓重。依附意识实质就是缺乏自主精神和独立精神。目前，这种依附意识情结仍严重制约着国人的行为。如官本位意识，深层次就体现了一种对官的依附心理，所以，官本位意识实质也是一种依附意识。再如，在就业问题上，靠政府的思想仍是十分严重的，缺乏自主创业和独立创业的精神和勇气，这里体现的也是一种依附意识。另外，自主意识衍生平等精神，也衍生民主精神，所以，加强培育学生的自主精神，对学生树立平等、民主等先进理念也具有重要作用。大学生是国家的将来，所以，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中，抓住培育学生自主精神是一个关键环节，这既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关键，也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关键，
围绕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则，大学改革应在管理体制、学术研究模式、教育模式、教材设计等方面进行彻底改革，以解决目前大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加大教育投入，不断提高教师待遇。
大学改革需要配套进行。大学改革不仅仅是大学单方面的事，大学改革会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如学术杂志体制的问题、研究经费的管理体制问题、学术评价体制的问题等等。所以，大学改革需要配套进行，单方面的突破效果是有限的。
大学发展，关乎国家的未来。中国大学改革的成功，将会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起点和坚实的基础。没有良好的大学，就不会产生杰出的大师；没有杰出的大师，国家发展就没有厚实的科学基础、技术基础、思想基础和人文基础。所以，从长远看，中国应积极推进大学的改革。目前，国家应考虑将大学改革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来解决或应作为我们目前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工作；应采取综合措施积极推进大学改革不断深化。
十七、正义和创新是学术人的两条腿
没有正义，没有创新，学术人就没有两条腿，学术人就是半截子身子，就站不起来，就不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研究者，就是一个残废。
没有正义，学术创新就没有方向，创新的成果就可能为魔鬼所用或创新也只是魔鬼的创新。另外，若学术人没有创新，学术人自身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就不配称为学术人。
学术呼唤正义，也呼唤创新。正义规定了学术人应当怎样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学术人应具备的基本社会德性。创新规定了学术人应如何对待人与知识的关系，是学术人应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
有一些许多学者，既没有正义，也没有创新，成天围着权力和自身利益在旋转。为官员做注解和辩护、为个人利益奔波，抄袭、拼凑，当完妓女又当嫖客。这些所谓的学者，对官员而言，就是妓女，就是一些官员嫖的对象；对另外一些真正搞学问的学者而言，他们又是嫖客，是专门剽窃真正搞学问人成果的高手。
目前，中国社会，遍布嫖客和妓女。老嫖客死了，年轻的嫖客来了，老妓女走了，新妓女接上，前仆后继，继往开来。一些所谓的学者，也忙于在嫖客与妓女的队伍里穿梭，一会儿当嫖客，一会儿当妓女，可谓忙得不亦乐乎！
为什么中国有许多所谓的学者就喜欢当嫖客和妓女？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也许答案藏在历史的深处，但现实也是生长的土壤，原因应当是综合的。
历史是现实的一个原因，因为现实不可能脱离历史而存在，也不可能割裂历史而单独有现实。所以，现实中的许多现象，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它的影子，找到它的生长素。但现实也是现实的原因，也不能将现实完全归罪于历史。所以，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我们必须既要看到历史的因素，也要看到现实的因素，应当将二者综合起来考虑。
从历史来看，中国社会的学术人在集权体制的打压下，做嫖客与妓女也是一种游戏均衡。因为集权体制本质就是一个催生嫖客与妓女的体制。当然，在历史上，也有少数学术人试图有所突破，试图高举正义的旗帜，试图坚持创新的方向，但每每都是头破血流，家破人亡。所以，从历史深处看，一些学术人成为嫖客与妓女，也有一种身不由己的因素，也有一些“被”的因素。
从现实看，改革开放几十年，国家提倡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交换的普遍性。同时，市场经济也提供了最大的交换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术人为了个人利益，做嫖客和妓女，就更多体现了一种主动性和利益驱动性。
所以，如果说在历史上，一些学术人是“被”嫖客和“被”妓女，那么，现在，有些学术人做嫖客和做妓女，就没有那么多的“被”因素了。当然，也不排除一些“被”的因素，因为若大家都去争当流氓，你不流氓，你就会淘汰出局，这时你就评不上职称，分不上房子，提不了干，你就需要有过穷日子的勇气。但和以前相比，和封建社会相比，历史毕竟在进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术人还去当嫖客和妓女，就更多具有一种主动的味道。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历史已经成为历史，历史也不存在假设。所以，改造学术人的流氓性，我们必须要从现实入手。如何从现实入手，公开化和制衡化、制裁化是三个重要手段。公开化，可以使一些所谓的学术人不敢流氓。毕竟国人还有个面子的约束，有许多事情公开了，这些人也就不敢太放肆，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去当嫖客和妓女。制衡化，就是要对学术权力进行制衡，要提倡学术分权，不要太集权。制裁化，就是需要对已经产生流氓行为的学术人要进行制裁，不能任其自生自灭。现在为什么有许多学术上不合理的事情发生，与缺少制裁有密切关系。一些抄袭的就抄袭了，也没有人真正去追究；一些混职称的，混上就混上了，也没有人去规范，这样只能导致恶泛滥。所以，加大打击力度，对学术人的违规行为进行有效制裁，是非常必要的。除了公开化、制衡化和制裁化三个手段外，学术人克服自身的短视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人们常说，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里有正义，就有天下利，也就有了学术人自身真正的利；同时，有创新，国家发展也就有了持久保证，同时也就有了学术人真正的万世名。
十八、道德的价值永远高于知识的价值
没有道德，知识就是野兽，因为道德是知识的统领。但若没有知识，道德也是可怜的。因为没有知识的支撑，道德就是贫穷的，人在自然面前，就是矮小的。但若将道德与知识二者取一，道德就是首选的。因为若没有道德，有知识比没有知识更可怕。没有知识，没有道德的破坏力就是小的；而有知识，则没有道德的破坏力就是巨大的。
有道德的社会是长远的，没有道德的社会是短期的。有道德的社会就是有秩序的社会，没有道德的社会就是没有秩序的社会。社会没有秩序，就是一群强盗进了瓷器店，虽然可能身强力壮者能抢上几件，但也就毁了瓷器店。
从动物与人的区别看，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根本区别就是道德。知识本身就是工具性的，没有目的性。而道德更体现了人的目的性和人本身的价值。一切知识，最终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有道德的世界。这个道德，实质就是秩序。自然科学就是为了规范人与自然的秩序；社会科学就是为了规范人与社会的秩序。人与自然，有了好的秩序，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和谐的；人与社会，有了好的秩序，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是和谐的。
一般而言，人类应建立一个既有道德也有知识的社会。仅仅靠知识文明是解救不了人类的。工业文明带来了知识文明，但工业文明也摧毁了道德文明。目前，资本主义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英国的骚乱，既是经济问题的反映，也是道德问题的反映。
人类从神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依靠知识的列车在往前走，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条路是危险的。从这个角度看，启蒙运动也具有两面性。真正的启蒙，应当包括两个方面：道德的启蒙和知识的启蒙。道德的启蒙应是将人类从野蛮的状态下开启人心向善的大门。知识的启蒙应是将人类从无知的状态下开启走向智慧的大门。好的启蒙应当是二者的结合。启蒙不能为了知识而忘了道德，否则启蒙就是自大和自狂，就是为野兽解开缰绳。
人类需要道德的看护者，这看护者有两个。一个是人，这就要靠法律。一个是神，神是道德忠实的守护者。没有神的守护，道德就是一面纸，一戳就破。神对道德的看护主要通过宗教这种形式来实现。但宗教必须是文明的宗教，而不是邪教和巫术以及迷信。
当然，道德也有一个优良道德建设的问题。好的道德应包括：诚信、理性、敬畏、爱、自由、平等等内容。如何建设好的道德？需要加大交流的力度，需要讨论，需要发挥人类理智的力量，需要政府发挥好的作用。从中国发展的长远看，中国更需要建设道德。技术建设和知识建设只具有短期效益，若没有道德建设，最终技术和知识建设就是虚的，社会发展就是短期的。
今天是林彪机毁人亡的日子，一家人就这样消失了，可惜。这也许与一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有关。若大家都讲道德，也就没有谋杀，也就没有权力斗争的必要，也就不会有机毁人亡。大家都好好活着，各干好自己的事情，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这就是一个有德性的社会。
十九、教育拒绝重点
从历史看，教育公平的观念源远流长，追求教育公平也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在历史的早期，古希腊大思想家柏拉图就提出了教育公平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公民的教育权利。在两千年前，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也提出过“有教无类”的朴素教育公平思想。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致力于寻求教育公平，18世纪末，教育公平的思想已在一些西方国家转化为立法措施，在法律上确定了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而我国自古代隋朝建立的科举考试制度同样也体现了一种教育公平的理念。
在2010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性任务。”
要实现教育公平，重点学校制度就应杜绝。
我国的重点学校制度是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当时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明确规定要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中小学校，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优秀人才，所以实施了重点学校制度。实施义务教育法后，国家曾多次强调义务教育阶段不许举办重点学校，但各种变相的重点学校依然大面积存在。一些地区小学有重点小学，中学有重点中学，城市有城市的重点学校，农村有农村的重点学校，另外，大学也有重点大学。由于是重点，国家和地区也就在资金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都给予了较多投入。如北京一普通中学的校长就曾告诉记者：政府给予我们学校一年的经费才100多万元，而就在附近的某重点中学，建一个操场就花了1000多万元。这种情况是十分不合理的。对此，笔者认为，这种在教育中尤其是在基础教育中体现重点和倾斜的思想，实质是严重违背公平原则的，应予取消。
首先，教育是基本公共产品，公平的分配原则应是平均。对于基本的公共产品，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平均。在“无知的黑幕”假设下，罗尔斯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两个原则。在第一个原则中，罗尔斯就认为，每一个人对于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和基本的权利，都应有相同的权利。这里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就属于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的范畴，所以每一个人理应都有相同的享受权利，而非一部分人的权利大于另一部分人。目前，我国提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基本公共产品享受的平均化，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应是包括在其中的。
其次，教育不公平严重违背了公平竞争精神。公平竞争包括三个方面：竞争起点的公平、竞争过程的公平、竞争结果的公平。而起点的公平是公平竞争的前提，也是公平竞争的基础，若没有起点的公平，就不会或很难产生真正的公平竞争。而教育是人进入竞争社会前的预备阶段或准备阶段，所以，教育公平是保证竞争起点公平的一个重要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公平关键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的平等。而可行能力，主要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等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这里教育就是保证实现可行能力平等的基础条件。
再次，教育不公平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其一，导致人力资源配置扭曲。重点培养模式只导致少数精英人士得到好的发展，而更多的人则失去平等发展的机会和能力。其二，对经济增长不利。在早期的经济增长中，实物资本的贡献相对比较大，但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和知识经济的扩展，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损失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损失也就越来越大。其三，催生贫富分化。产生贫富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公平的教育模式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并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其四，教育中的重点模式对学生的平等思想和道德建设也不利。在重点学校的学生，就容易产生一种道德优越感和自尊自大人格，而不在重点学校的学生，就容易产生一种自卑和弱势心理。同时，学生在不同学校之间的对立会进一步演化为在社会上的对立，这对社会的平等思想建设也是十分不利的。其五，诱致了严重的教育腐败。一些家长为了子女能上上重点学校，可谓不惜一切代价，尤其在独生子女的中国，家长给子女投入从来都是不考虑经济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拉关系，走后门，就会泛滥成灾，金钱、权力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近多年，一些重点学校大兴土木，楼房是越盖越华丽，而学校的一些领导，也是出国越出越远。这些腐败经费来源的基础，多半就是对重点资源的垄断。目前，教育腐败已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教育行业曾被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一。据专家保守测算，10年的教育乱收费从中小学生的口袋里至少搜走了2000多亿元。2000亿！这是多么庞大的数字！更是许多中国人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这也是“重点学校”制度下中国教育的耻辱。
第四，教育中的重点模式本质是特权思想的一种社会表现，反映的是强势原则，而不是公平原则。在一个社会中，特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金钱；一个是天赋。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特权阶层总是希望寻找一种保护自身需要的模式，而重点模式就迎合了这种需要。如在封建社会，贵族学校就迎合了贵族阶层特权的需要，这对一般老百姓本质就是不公平的。目前，一些有钱人，通过大量金钱投入让子女受到良好教育，这对穷人本质也是不公平的。同样，对于天赋特权，我们也不能因为学生之间天赋不同而受到不公平对待，不能因为你有天赋你就可以享受比别人多的资源。罗尔斯认为，人的自然天赋的获得类似于纯粹偶然性的“抓阄”，任由自然天赋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道德上是“任意的”，亦即人们由天赋而得到的利益是不应得的。根据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一个合乎正义的社会体系，应该使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在自然资质分配中的偶然地位或者社会中的最初地位得益或受损，而不同时给出或收到某些补偿得益。那些天赋较高的人，只有在改善那些天赋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状况的前提下才有资格享有由自己幸运的天赋得到的好处。由此，为了使所有的人都能获得一种公平的机会平等，社会应该更多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也就是说，教育资源投入的重点，更应是那些天赋较差的学生和贫困地区的学生，而不是相反，这样就更符合公平原则。这样的道理，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家里，公平的父母总是会优先照顾弱势的子女。再比如在一个班级，我们在教育学生时，总是希望班主任和老师能公平对待班上的每一位学生，同时，给予天赋较差的学生更多的关注也是合情合理的，大家也是没有意见的。这样的道理对一个地区的所有学校和所有学生以及一个国家的所有学校和所有学生都应是一样的。
教育如何更好体现公平，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公平。一个方面是教师质量和数量在各学校之间配置的公平；一个方面是资金在各学校之间配置的公平；一个方面是学生质量和数量在各学校之间配置的公平。目前，我国教育不公平的表现就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对此，笔者认为，尤其对中小学教育，要取消重点，所有学校要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下面具体就中小学公平发展问题提一些建议和措施，供参考。
一是各学校教师要尽可能少调动。为了防止教员由不好的学校到好学校的流动，教员参加工作，要与原学校签订至少工作6年以上的合同。不满合同年限者，不能随意调动，若有调动着，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二是要对乡村教员进行补贴。在一样个人条件下，要使乡村教师的工资收入高于城市教师的工资收入。要在职称指标等方面对农村教师给予照顾。
三是对乡村学校和条件不好的学校要加大资金投入。国家应通过立法来保证农村教育投入的稳定性。
四是要对学生流动进行严格控制。要对各学校学生人数进行数量和质量均衡分配，这里尤其是要将高分学生在各学校之间均衡分配，不能只集中在几个学校。要严格限制择校，可考虑设立高昂的择校费，同时，择校费不能归所在学校支配，要纳入财政统一管理。这里笔者建议择校费专款专用，可将择校费专门用于补贴农村落后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五是允许办各种特殊人才学校和专门学校，如奥林匹克学校等，但国家在资源投入上应是平等和公平的，而不能有倾斜和歧视。同时，对于各学校之间出现的教学质量等方面的差异，应是通过学校自身努力而得到的，而不应是外部重点促使的结果。
六是建议成立家长监督委员会，调动学生家长对学校管理和教学进行监督。家长因为都是利益相关者，所以，这是监督能得到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保证。
七是对不称职的教师要严格管理，教师要赏罚分明。对优秀教师要加大奖励力度，对不称职的教师也要加大惩处力度。
八是可允许国家正式教员办公益性课外辅导班，但不允许向学生收费，一经发现，建议扣除半年工资。当然，可允许家长聘请大学生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这对困难大学生也是一种补贴。
九是要提倡社会力量办学。国家对民办教育要加强管理，要制定规范的审批办法和设置标准，在办学场地、办学经费、师资培训、教育教学等方面要给予充分支持和指导。
十是从长远看，大学也要逐步取消重点，各大学之间也要平等管理和平等投入。目前看，重点大学制度虽然有利也有弊，但弊实质是大于利的。
二十、 教育如何均衡
公平是人的天然权利，而教育均衡是一个人实现公平境界重要的基础保证，所以，实现教育均衡也必然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国家应尽的义务。
教育的均衡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均衡。一个方面是教师质量和数量在各学校之间配置的均衡；一个方面是资金在各学校之间配置的均衡；一个方面是学生质量和数量在各学校之间配置的均衡。目前，我国教育不均衡的表现也就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如何实现这三个方面的均衡，下面提一些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
一是各学校教师要尽可能少调动。为了防止教员由不好的学校到好学校的流动，教员参加工作，要与原学校签订至少工作6年以上的合同。不满合同年限者，不能随意调动，若有调动着，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二是要对乡村教员进行补贴。在一样个人条件下，要使乡村教师的工资收入高于城市教师的工资收入。要在职称指标等方面对农村教师给予照顾。
三是对乡村学校要加大资金投入。国家应通过立法来保证农村教育投入的稳定性。
四是要对学生流动进行严格控制。要对各学校学生人数进行数量和质量均衡分配，这里尤其是要将高分学生在各学校之间均衡分配，不能只集中在几个学校。要要严格限制择校，可考虑设立高昂的择校费，同时，择校费不能归所在学校支配，要纳入财政统一管理。这里笔者建议择校费可专款专用，将择校费专门用于补贴农村落后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五是建议取消重点学校管理模式，实现各学校之间均衡管理和均衡发展，这是实现教育平等的基础。各学校之间要平等对待，因为各学校之间的老师和学生都是平等的。若学校之间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这就客观导致人与人之间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这不符合平等的理念和精神，本质是特权观念的体现。因为这种重点学校管理模式实质也符合了特权的需要，有权有钱者，就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而无权无钱者，就只能“望校兴叹”，所以，有特权者，对于这种管理模式是最需要的，是最不愿意取消的。当然，各学校之间最终可能会出现一些在教学质量等方面的差异，但这应是通过学校自身努力而得到的，而不应是外部促使的结果。
六是建议成立家长监督委员会，调动学生家长对学校管理和教学进行监督。家长因为都是利益相关者，所以，这是监督能得到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保证。
七是对不称职的教师要严格管理，教师要赏罚分明。对优秀教师要加大奖励力度，对不称职的教师也要加大惩处力度。
八是可允许国家正式教员办公益性课外辅导班，但不允许向学生收费，一经发现，建议扣除半年工资。当然，可允许家长聘请大学生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这对困难大学生也是一种补贴。
二十一、幸福是教育的最高目的
什么是幸福？《易经》曰：“否极泰来，福之将至”。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就是幸福，幸福是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有三条件：身体（健康）、财富与德性，这三条件是同时必备的，缺乏理性与美德就没有幸福可言。 梭伦认为，幸福包括五大要素：财富、年龄、健康、婚姻、人格。按照宗教的观点，幸福就是神的恩赐，我们应当接受我们必然死亡的这一不幸，把获得幸福寄希望于未来。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幸福就是快乐。密尔认为，幸福就是快乐，就是没有痛苦。同时，密尔也认为，理智的快乐要高于单纯的感官快乐。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其表达式是：幸福=效用/欲望。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也提出了一个幸福公式：总幸福指数等于先天的遗传素质加后天的环境，再加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英文表达是：H＝S＋C＋V。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的情结。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宗教体验种种》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要问：人类最主要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能听到一种答案：幸福。”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柏拉图曾经说过：“教育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真正的教育是促使灵魂的转向，其根本目的就是使心灵的和谐达到完美的境地。”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也曾说过：“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幸福，不能为任何不相干的利益牺牲这种幸福，这是毋庸置疑的”。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久性、终极性价值”。“要使孩子能成为有教养的人，第一要有快乐、幸福及对世界的乐观感受，教育学方面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就在于珍惜孩子有权享受的快乐和幸福。”
目前，存在的一个不好现象是，教育已经成为制造痛苦的工具，而非幸福的源泉。主要表现：第一，在学校，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就是以现在的痛苦换取将来的幸福。不断的考试，不断的作业，还有不断的人为制造的磨练，等等。其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学生现在的痛苦来换取将来的幸福。第二，学生走向社会后，其目标实质就是实现以别人的痛苦换取自己的幸福。学生在学校学得技能后，到社会的目的，就是要有比别人更强的竞争力，要有比别人更厉害的占有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对别人而言，实质体现的就是制造痛苦的能力。
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不合理的社会竞争，而教育成了实现人生竞争目标的主要工具。最终是工具压倒了目标，竞争代替了幸福，痛苦就成了结果，并且最终导致既使自己痛苦，也使别人痛苦。
对社会而言，竞争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追求幸福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当教育成了实现竞争的工具时，教育本身就违背了社会发展的目的。
对人生而言，人生的幸福应当是完整的，而不应是残缺的。人生应当在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不同阶段都应是幸福的，这样才有助于实现人生幸福的最大化。而童年的痛苦会让人心酸，这也是一件让人在道德上值得深思的一件事。
另外，学校也不是驯兽场，人不是野兽。学校教育的目的不应是锻炼人的兽性，而是要培养人的人性。而人性的要求就是既要追求自己幸福，也要追求他人和社会幸福，而不是为了让别人痛苦，也让自己痛苦。
教育如何幸福？第一，让学生学得幸福。第二，让学生学会幸福的技术，这幸福的技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二是如何让别人幸福，而不是给别人制造痛苦。
具体而言，建议：第一，减轻作业量。大量的做不完的作业既对学生造成了心理压力，也对学生的身体是一个摧残。第二，禁止体罚学生。体罚学生本质是不人道的。学生一代一代被体罚下去，一代一代的学生年华就是痛苦的，就不是幸福的，而且体罚具有转移效应和遗传效应。因为受到体罚的一代，总会有许多理由将这种体罚贯穿到下一代身上，这样代代相传，体罚也就永无止境，人类的痛苦也就永无止境。第三，提倡快乐教育。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注重尊重学生的人格，反对填鸭式和压制式的教学活动。第四，对差生要给予更多关注，这样更符合公正原则。有一种倾向，一些老师总喜欢给有较好天赋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关心，其实，这是十分不好的。天赋较好的学生本身就具有了很好的发展条件，对于这些学生，只要正常对待就是，用不着偏吃偏喝，而真正需要多关心的，恰恰应是一些天赋较差的学生，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实现起点的公正。否则，就是教育上的达尔文主义。第五，提倡和谐，不提倡过度竞争。社会发展，竞争是必要的，但要适度，学校教育也要体现这一原则。第六，要注意教育学生持家的能力。家庭生活是人生幸福的重要源泉。家庭幸福，一辈子幸福。要让学生学会做一个合格的家庭成员。同时，家庭幸福也是实现社会幸福和稳定的重要基础。第七，要培育学生热爱自然的能力，要教育学生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注重灌输征服的理念。要教育学生热爱大自然的一草一木，要对自然有感情。第八，要更加注重品德的教育，要加强诚信、理性、敬畏等德行的培育。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是智慧，而是道德。若人有智慧，而没有道德，人要比动物更恐怖。所以，教育学生有良好的道德，要比有发达的智慧更重要。第九，要培养学生节俭的好习惯。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 1964年10月生，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部教授。
通讯地址：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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