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中西医差异走出中医西医化怪圈
中国是中医的故乡及发祥地，中医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健康与发展，而且对人类的健康与发展，都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个从复杂科学范畴全面认识中医，以中医基础理论认识人的生命运行规律，改变未来人类对生命过程的认识，指导医学实践的时代必将到来。21世纪及更遥远的未来，中医必将为人类持续做出更新更大贡献。
中医学的确立，至少应以二千二百多年前，勤劳、智慧、勇于探索的中华民族，发现并论述了人的生命规律是与天地周期运行相应为标志。然而，遗憾的是，在超稳定封建制度超长期的影响与制约，以及相应医事制度等种种因素的束缚下，中医却未能结合临床，不断以创新取得与时俱进的发展。
近代，伴随西方科技创新发展而诞生的西医，发展之迅速，足可以从除中国外的各国民族医，在较短时期内都被横扫出局被西医取代，而窥见一斑。此间，中国近代科技水平，受末代封建体制闭门锁国的影响，而大大落伍西方，则是不争的事实。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把国门轰开，由近代科技落后形成的诸多方面强烈反差，在唤起国民认识到，悬殊的科技水平差异，是一项事关国力强弱与被动挨打大事的同时，也迸发出一种不甘落后，紧迫引进的急于求成情绪，随之也就难免产生一股未加科学分析，而要全面照搬、效仿西方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甚至连在诸多方面一直居世界遥遥领先地位，惟一可称之民族医学的中医也未能幸免。根据现学科分类的原则，早在公元前，基础理论完备的中医，就已成为人类史上最早的医学，并自唐代起就逐渐传至文化相近的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鉴于东西方文化的较大差异，以及中医深涉的中华文化精髓与渊源，因此，西方文化国家绝然不会像从近代以来科技层面认识与掌握中国的造纸、指南针、火药与印刷术发明那样，轻易地认识与掌握中医。这就是为什么直至西医发展到现阶段，才在难以再持续应对临床副作用与致病菌变异的状况下，深刻认识到西医发展到一定极限的有所不可为，从而发现以人的生命整体，受自我稳定平衡系统内在环境影响，以及受自然和非自然的外在环境影响，来认识疾病与养生，以天然药物及非药物的疗法为手段的中医，具有显著的优势特征。近数十年来，西方国家了解、认识、研究中医，乃至要引进中医，那是西方医学正视临床对其自身严重不足逐步深化认识的结果。
近些年来，研究中医与实施中医治疗的机构，在美国及欧洲等一些国家悄然兴起，并呈加速度态势蓬勃发展，其特点是与西医严格区分，绝不允许以西医化了的中医执业中医。因此，在中医故乡发展中医，若是不从理论指导与临床效果卓著的唯物史观来认识中医，若是不从基础理论上厘清中西医的差异，而是仅以暂时落伍的中医执业水平现状来认识中医，势必就要产生国民党执政时，南京政府把中医称之旧医，并在1929年虽以“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开展”为借口，通过“废止旧医案”但由于民众的反对等原因而搁浅，要么是盲目的邯郸学步，将中医西医化，把中医拖入一个时期的与时俱退不归路。台湾受此影响中医虽未取消但中医已西医化，大陆虽曾纠正但收效甚微，故海峡两岸的中医基本都是西医化的现状。
近代，正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中医，才在中医史上不仅罕见此间有新的建树，而且还致使中医执业水平远不及其前。
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后，西医也随之涌入，受其影响与巨大冲击，使本已降至相当低的中医普遍执业水平又迅速跌入谷底，导致中医曾独占的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加剧缩减，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几乎绝大部分都已为西医所占有。
新中国成立后，重西医轻中医的状况虽有了一定改善，中医也有了一定发展，但重西医轻中医却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因此，在这种医疗卫生体制与指导方针下，西医则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加速发展壮大，使已酿成的那种大西医小中医格局，一直都无显著改变。中医真的是大不如西医，较西医落后，而不值得高度重视，并只能是一个不得以而为之的陪衬，甚至伺机将其淘汰而由西医取代吗？
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门医学，承认在诸多方面的科技落后，但这决不等于是在一切方面都落后，诸如在医学领域，中医对人生命规律的本质认识与应有疗效，无论是在科学内涵方面还是在医疗养生方面，都要远超西医。迄今为止，之所以没能这样认识中医，关键是把认识中医立足在了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以西医对生命各个割裂的局部，或局限在部分层面上的有限科学，来认识属复杂科学领域的中医整体与系统所致，也即是未立足于中华文化，来从整体与本质上把握与认识中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数千年的中医史实有力地表明，中医不仅是跨越时空的科学，而且还是领悟其精髓者，神效治病救人的一门艺术。20世纪前期，若干见诸报端以西医否定中医的案例，后经调查发现都是刻意否定中医的失实报道。近年来，有学者将这些案例真相再次曝光，不仅令今人啼笑皆非，甚感不可思议，而且还使早期否定中医的案例成了今天务真求实再认识中医的活教材。尽管近代中医执业水平整体普遍较低，但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绝不是中医本应具有的治疗水平，也即是说，不是中医“不行”了，而是中医执业者水平不行了。解决今天中医执业水平普遍偏低，理应是提高中医执业水平的问题，然而，却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途径，即提高中医执业水平要靠中医现代化。
在中西医并存的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为什么西医不提西医现代化而中医却提中医现代化呢？显然，西医认为自己已现代化了，中医对此也无疑义。那么，相对西医现代化而言的中医现代化，就是仿效西医发展模式提出的现代化。事实上，中医发展的现实也表明，中医现代化的取向就是学习、应用西医诊断技术，并根据检测结果，也效仿西医提出了制定一系列治疗规范、标准化（药物除外）的指标与模式问题。
中医现代化提出的本身，暴露出的是部分中医管理者与执业者，尚未严格区分中西医根本不同中的九个认识问题：一是尚未认识到中医是跨越时空的复杂科学，解决提高中医执业水平的途径，根本不是靠目前已有科技手段所能解决的问题。就整体医疗水平而言，以现代科技手段装备的西医并不尽如人意，则足以证实了这一点。现代科技进步中西医都可为己所用，西医用之，是将其变为适宜提高自身诊断与治疗水平的手段。中医用之，是要将其变为适宜提高中医诊断与治疗水平的手段，而不是照搬适宜西医的手段替代中医手段，使中医走西医路，否则，中医的发展势必将事与愿违，南辕北辙。二是中医执业水平的东施效颦，只能使临床效果更加大幅降低，如此的中医执业水平变动，使西医疗效反倒因此衬托而显著。三是将中医以人为本，人性化的面对面诊断、治疗特色，现代化成以仪器、电脑为主，对人实施西医化的诊断、治疗，实质上，这已不再是中医。四是尚无清晰认识中医在诊断、治疗方面与西医的根本差异，主要体现在整体和系统与部分和局部的差异，治本和标本兼治与治标的差异，以及药物的纯天然全信息与非天然和天然非全息的差异。五是根本还不晓得中医基础理论《黄帝内经》，是一部揭示人的生命运行是与天地周期运行相应的规律，并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核心，以阴阳贯穿整体与系统的自我稳定平衡调节，充满着若干远超现代医学科技内涵的经典。六是根本还不晓得中医的基础理论与若干本应治疗水平、养生水平，远非是当今科技手段或西医所达水平，所能诠释清楚的博大精深医学。七是尚未从中医自身与体制上，深究《黄帝内经》为什么能在那么遥远年代的社会背景下产生，而在其问世后却未能遵其宗旨指导临床高速发展。八是尚未认识到中西医是根基在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基础上，培养与造就优秀中医人才，要远比培养与造就优秀西医人才，花费时间大得多，难得多。九是发展中医，关键是改革不适宜发展中医的制度，关键是以实践为检验标准，从临床实效来不拘一格地选用真才，从中医教育、科技体制着眼长远发展。
中医现代化的实质，既是一个还没真搞懂中医、扭曲中医的悖论命题，也是一种以现中医执业水平，简单地误认为中医大不如西医，甚至在不改变现医疗体制基础上，以西医来改造中医的反映。其实，这种因现中医执业水平远不具中医应有治疗水准，而对中医疗效产生的怀疑与执业中医者的不自信问题，早已在中医业内普遍存在，否则，就不会屡见中医教授，甚至是中医院士，也能病重到非要由西医来治疗，甚至生命结束在西医的病床上，这不能不说是值得深思与深层次研究的中医现状问题。我深信一个中医基础理论造诣深，临床经验丰富的中医执业者，平时就能以治未病来保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状态，岂能容忍病情发展到竟不能自治的程度。若是一个高明西医师患了癌症，术后存活一定时间而死于复发，那是可以理解的。若是一个高明中医师，理应以治未病就可防止癌症的产生，即使癌症产生了，术后也能通过扶正祛邪改善体内环境而防止复发，这就是中医远高于西医之处，本文下面列举的实例就是此论述的充分证明，否则，怎么能令人心悦诚服中医的疗效与治未病！
中医从来就是一门，以极力吸收适宜自身发展的相关科学，来不断丰富、提升自身，包容性极强的医学。借鉴现代科技检测手段，分析人工种植中草药与相应地道野生中草药，反映“气味”与归经的成分含量差异，为制定中草药符合成分含量要求的标准，就是应用现代科技的实例。有了中草药成分含量标准，一是可以鉴定不同生长环境下，人工种植的中草药是否达标，以及是否选取；二是可以鉴定人工种植中草药在实施不同肥料条件下，是否存在着重金属超标等问题。此外，中草药的炮制或成药的制作，虽也使用现代设备，高效生产中医饮片或成药，但那都是中药生产手段的现代化，而不是中医诊断与中药方剂研制的现代化，更不是中医的现代化。
中西医是两门基础理论、治疗方法，都截然不同的医学。中西医只有各自按各自的基础理论，各行其道地发展，才能各扬其长、各避其短、各尽其能地发展，这才是医学发展的现代化过程。
人类普遍追求健康，是构成21世纪特征的显著标志之一。这个时期，理应是到了人类充分认识中西医差异，充分认识中西医各有所为与各有所不为，尤其是在攸关人类健康与养生的诸多医疗卫生方面，更加理性地从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与数万亿人次临床实效的中医，不断深化认识中医，形成以中医为代表的深厚中华文化，开辟东学西渐新纪元；理应是到了科学认识中医本应具水平与巨大挖潜空间的时代；理应是到了反思西医对若干疾病，只能治标而治不了本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及延误了治未病最佳机遇，给人类健康带来若干伤害的问题。反之，则将是倒行逆施。
综观世界各国民族医的历史，除中国外，之所以都没能传承下来，为西医取代而夭折，关键是都只停留在了经验层面而未在探索中发现规律，上升为理论指导实践。中医在世界各国民族医中，是惟一可称之中医学的民族医，因为中医有其完善、完备与涉及诸方面的基础理论，这就是成于东周至秦初始年代的《黄帝内经》（公元前722年～公元前221年？）。可是，也有学者认为《黄帝内经》是成书于西汉的早期（公元前206～公元25）。总之，他是远早于公认的中国“四大”发明，也即是远早于东汉元兴元年的蔡伦造纸术（公元105年）；远早于三国魏时，马钧利用磁铁和差速齿轮发明的指南车（公元220～265年），后来又发展为磁针和方向盘连成一体的罗盘；也远早于始于三国时代发明的火药（公元220～280年）；更远早于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公元1041～1048年）。足见，定论《黄帝内经》是中国的第一大发明（严格而确切地说应是首次发现）理应毫无疑义。
从《黄帝内经》揭示的实质内涵分析，显而易见的是，若干科学上首次发现与首创的民族，就要改写为中华民族，时间就要提前至少数百年，多则数千年，这就是说，现世界科学发展史就要改写（本文不单独论述）。因此，《黄帝内经》以人与天地同步相应的时空周期运行理念，来认识人的生命规律，无疑，将其断定为是人类史上一大奇迹，既不为过也是事实。
《黄帝内经》是一部有着“医书之祖”与至尊地位的巨著。这是因为他充分汲取了古老华夏文化中，涉及相关人生命规律的天文、历算、气象、生物、养生、地理、自然资源、环境等，即属自然科学领域成就，且具规律性的那部分精髓，也涉及相关人生命规律的社会、人类、心理、逻辑、哲学、道德、文字等，即属社会科学领域成就，且具规律性的那部分精髓。
《黄帝内经》是一种来自对其前漫长悠久临床经验与教训的升华，即对其前相关文献选取、过滤、鉴别的升华；也是一种来自对其前相关文献的反复探索、反复认识再认识、反复论证再论证的升华；尤其还是一种来自对其前医学成就不时迸发出的那种“形而上”灵感与顿悟的升华。正是这种升华，才最终成为系统揭示发现人的生命与天地时空相应，同步运行规律及相关健康、养生的经典。
《黄帝内经》问世的时间，表明中华民族早在漫长的远古时期，就已开始探索人的生存与发展，务必要外应自然界时空环境与内应生命时空环境，这样一个有着立体、多维、时空有机联系，与相应有序时空变动关系的人之生命规律。上古传说“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就是反映智慧的中华民族，从探索医的一开始，就以一种大无畏的自我献身精神，以尝遍百草的亲身体验来探究本草为主的药物源；以人要外应天地运行时空环境与内应生命运行时空环境，这样一个内外一体相应变化的规律，来持续地认识疾病、防病、治病与养生。这种从一开始就以人的自身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往复不断地总结经验与教训，以《周易》具医之理，医得《周易》之用，("易"就是变化)，这种二者同源于对事物阴阳变化有一定循行规律的认识，也即医易同源，而使理性认识不断得以升华的过程，这也是最终形成《黄帝内经》问世的过程。
《黄帝内经》的问世，是基础理论完善基础上中医确立的标志。然而，在《黄帝内经》问世前的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医实际上就早已达到相当
高的水准，否则，就不可能有《黄帝内经》的问世。中医学的确立，正是首先从微观实践的探索，逐步升华到理性宏观高度，然后，又从理性宏观高度，来认识与把握天地人的关系。这样才达到了从新的宏观高度，居高俯视微观临床实践，从而使对临床具体个案的认识发生了本质变化，也即能准确、具体地把握人在天地间，生命独具的阴阳一体相对平衡的健康态时空特征，以及失衡导致的非健康态时空特征。
《黄帝内经》是一个总结了“战国”前医学成就，由《素问》部分与《灵枢》部分构成的整体，《灵枢》为先作部分，《素问》为后作部分。《素问》既对《灵枢》之所未备做了补充，又记述了其源，阐述了其本，故使构成《黄帝内经》的两部分间关系，似可称之《素问》为体《灵枢》为用。若重《素问》而忽《灵枢》，则难免要失精要，以致学无本源，从而足见两部分构成的相辅相成。《黄帝内经》论述的深奥脏腑系统内外关系，以及连接脏腑系统，贯穿人生命有机体表里的相关经络网络，不时地在受到内在环境、外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着相应变化。《黄帝内经》问世前的一个较长时期及问世后的一个相对较短时期，鉴于历史原因而罕见有文献记载或称有断层，因此，只能据理推断这段历史时期，实际也已达相当高的医学水平，否则，就不可能产生《黄帝内经》。若是以当代最新最高科技手段武装起来的现代医学看，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囊括的博大精深内涵，简直是神奇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但这却是事实。
《黄帝内经》在概念、理念等内涵的表述上，处处都充满着我们祖先浓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与理性认识的智慧灵光，所定义的术语也刻有那个遥远时
代鲜明烙印，诸如表征人生命规律，有机自我平衡的相互消长、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不可分割与相互协调关系等的“阴阳”；以表征物质世界自然属性分类的木、火、土、金、水，来分别表征生命个体人的肝、心、脾、肺、肾五脏；以“行”来表征其间的运行规律，五行即表征五脏间的运行规律；五脏分别与称之腑的胆、小肠、胃、大肠和膀胱，互为表里关系；五脏分别与所开之五窍目、舌、口、鼻和耳的关系；五脏分别与所主的五体筋、脉、肌肉、皮毛和骨的关系；五脏分别与所主的五志怒、喜、思、忧（悲）和恐（惊）的关系；五脏分别与归经及映现于表象的五色青、赤、黄、白和黑的关系；五脏分别与归经的五味酸、苦、甘、辛和咸的关系；五脏分别与五气风、暑、湿、燥和寒的关系；以及五脏分别与所应季节春、夏、长夏、秋和冬的关系，等等。中医以五行将内在、外在相关事物、现象，按相同属性、形态分别归类，用以反映受内外环境影响，人的生命时空运行规律。
《黄帝内经》的不少术语，虽源自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的《周易》，但实际要早于《周易》。这些术语表述精练、内涵深邃。只有在对中华文化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并结合临床实践又有了一定的“悟性”后，才可领略反映人在受到内在脏腑等系统相互间与整体间内在环境影响，以及受自然、社会外在环境影响时，阴阳相对平衡不断调节、协调的生命运动；才可领略以阴阳来表征的各自系统，在系统间和整体间相对平衡与偏衡的博弈状态，以及变动倾向与趋势；才可领略气血、阴阳、脏腑系统，相互间与整体间，相对平衡与偏衡的生命不息运动状态，以及反映这种运动过程的阴阳互根、阴生于阳、阳生于阴、阴阳转化、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阴阳消长、阴阳乖戾、阴平阳秘等术语的抽象博大精深涵义。
《黄帝内经》这一指导中医实践的基础理论，其不少术语虽源自《周易》，但却有其特定的中医涵义。从其所用术语反映出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时空间的相互制约与影响的均衡关系，显而易见，中医的基础理论是汲取了现称之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关领域诸学科的精髓，并清晰地构建了一个相关脏腑的生理、病理、治则等一系列，有条有理有序，综合性、时空性的大医学理论体系框架。《黄帝内经》问世后的中医史实表明，《黄帝内经》理性认识的显著超前性，以及跨越时空指导中医实践的可持续性，留给后人一个在相关健康、养生和治病领域，尤其是在治未病领域，进一步深化探索的明确架构与挖潜的巨大空间，可谓是人类医学史上探索与发现人在天地时空间生命运行规律科学成就的光辉典范，对其跨越时空的指导性与启迪性，也无疑可堪称是人类史上一大奇迹。
《黄帝内经》指导其后的中医实践，世代相承至少大约两千二百多年，不仅应用上得心应手，还造就了无数历代中医名家及传世之著，至今也尚未见有任何论述受到中医实践的否定。有倒是其精辟的论述，始终为历代中医所尊崇，即使发现有极个别不妥之处，那也是相关整理中的纰漏或是使之好中求好的至臻完善问题。那种以现代西医基础理论及其手段为尺度，对中医基础理论、实践及其手段进行的指责、攻击，简直是蚍蜉撼大树，可谓是对根基于《黄帝内经》指导下的中医史实，纯属是一种无知产生愚昧的反映。中医史实表明，那些深得《黄帝内经》真谛的古代中医，就有治愈现代医学断定为不可治愈疾病的不胜枚举案例。因此，在若干疾病的医疗水平上，中医本应具有的医疗水平要远高于西医。然而，从基础理论及治法来说，中西医又是两种根本没有可类比性的医学，中医就是中医，西医就是西医，简单地以西医标准，风马牛不相及地苛求中医，尤其是以不能如实反映中医治疗水平的现中医执业状况，来指责中医，实在令人不可理喻。
《黄帝内经》的问世，是中华民族医学在中华文化基础上，历经长期临床探索，不断应用那时相关各种科技成果求进取，逐步升华为系统理性认识，并以人与天地构成的相应时空，同步一体变动有机关系，认识人的生命运行规律，从而成为复杂科学中医确立的标志。《黄帝内经》不仅是指导长达两千多年中医发展的基础理论，而且还是指导今天与明天中医发展的基础理论基石，也即是中医基础理论的超前性，对现代与未来发现的诸未知疾病的认识与治疗，都有指导意义。
近些年来，一些中医界人士，受西医应用部分现代科技手段检测与治疗的影响，也竟中西医不分地要把西医现代科技检测手段，全盘生搬硬套到中医来，使中医的望闻问切检测手段实际基本已成形同虚设，似乎中医只有这样做才是与时俱进，才是现代化。实践与理论均表明这种现代化，只不过是中医西医化的代名词，其走的越远，中医西医化的程度就越深，也即现代化得越不像中医。
中医是跨越时空的复杂科学，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根本不存在西医发展中的那种现代化问题。中医借鉴西医的一些现代科技检测手段，其结果只能作为一种外在辅助的参考而已。这是因为西医的检测结果，终究取代不了中医获取系统与整体诊断信息的特有方法，也根本改变不了中医从整体、系统、时空，认识人的阴阳一体动态协调与自我稳定平衡的生命运行规律，以及因阴阳失衡导致产生疾病的本质特征。中医西医化行不通，同样，西医中医化也行不通。中医现代化的结果，是误使中医诊断渐趋西医化，现中医利用西医各种检测仪器与化验结果进行诊断，可谓已是相当普遍。如今的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一基本只是反映在治疗上，是用中药或用西药的区别而已。中医以西医的手段来诊断，但是却用中药治疗，怎么能会有好的疗效？不出大问题就阿弥陀佛了。难怪医务管理部门竟违背中医因人因证施治的一般原则，而对一些中草药的剂量使用，是那么不加区别的严格限制。须明确指出的是，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中医实际状况，实质是弃医有限度从药“消灭”中医的另一种可怕表现形式。
中医完全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检测手段，建立从二便等检测服用中药后的反映与效果，只有这样，才可说是现代科技检测手段为中医所用。2009年5月，《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在该年的第5期（总第438期），发表了赵雪飞的“发现尿结晶之美”，就是首次对服用纯中草药制《本草康乐》饮料后，对尿样变化检测所呈现出的似“梨花簇拥”及“带状草丛”般“奇观”景象。这一发现引起了不少现代医学机构等的高度关注。实际上，这是利用现代科技检测手段对服用中药后效果检验与研究的开端，从而开辟了一条以现代科技手段认识中医的途径。
中医学的发展史表明，只要根基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在临床实践中，以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不断深化领悟《黄帝内经》之道，勇于探索，就会迎来一个有所提高、有所发现的发展期，就会有反映中医在继承基础上，得以新发展的该时期论著问世。然而，鉴于在方法论与实践上，长期把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一些，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的有效方剂，当作相对固定模式来指导临床。尽管这种直接拿来的作法，在临床实践中也发挥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效果也不可抹杀，但对那些与适宜状况存在某种偏差或较大偏差者，疗效势必就要差些，或有一定的副作用，甚至有不治病反而添病或枉死的情形发生。这种以若干精选方剂指导临床，却将指导临床的基础理论束之高阁作法，久而久之，所精选的方剂或祖传秘方，就被误当成了指导临床的“理论”。这种错位不仅遏制了中医基础理论，对具体病症治疗的深化认识，也遏制了对具体病症治疗与实施药物的探索与创新指导，使中医长期没能与时俱进地再迅速发展，同时，也是酿成不少中医人士各持有限经验方剂，既不外传也不交流，“各自为政”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要求公布或解读有明确知识产权的，未公开中药秘方或创新方剂药的形式，都有违知识产权保护的准则。中医药的学术交流，是一种以基础理论指导下的临床实践，进一步对基础理论深化认识或感悟与升华的交流。这种交流是一种以卓著疗效的疗法或创新药物为例，在学术问题上敢于超越思维定势，敢于同中求异、推陈出新地探索未知领域的交流，而绝不是一种对未加以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效卓著疗法或新方剂药，进行解析与诠释的交流。中药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西药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两种截然不同知识产权的保护形式，这主要与中西药各自创新探索与研制过程的迥然不同紧密相关。
迄今为止，在认识中西药创新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最大误区，就是不少人自以为是地认为，只有以高科技手段获取的创新药才是创新成果，其实这又是以西药创新的探索过程与研制过程，来无理地苛求中药创新的探索过程与研制过程。中西医的大不同，使中西药的客观创新过程也大不同，中医的高科技创新成果，不仅是一种对博大精深中医基础理论的深刻感悟，对中医浩瀚文献资料与临床经验和教训等认识的综合高度浓缩，而且还是一种长期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和从临床到基础理论，不断反复认识与提高过程的悟性与顿悟的产物。因此，凡独具自主知识产权，疗效又远超西药或现中药的创新药，必是中医学范畴的高科技创新成果，当然，也就必有其独到之处。创新是一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显然，创新成果对创新者之外的所有专家来说，都是一个未知领域。因此，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鉴定的标准就只能是疗效，而绝不是要创新者公布其配方，更不是要创新者将鉴定专家不清楚之关键处，都要解密诠释清。可见，中药创新的一大障碍，是来自阻碍中药创新的中医药审批制度。
中医兴旺时期的史实表明：只要熟练地掌握中医基础理论，勇于在临床实践中感悟、提高，并以勤学历代临床案例经验为参考，那么，创新出神奇疗效的各种新经典中药方剂，则是必然。诸如称之医圣的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王叔和的《脉经》，称之药王的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宋·陈师文等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宋徽宗等《圣济总录》，金·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金·张元素的《医学启源》，金·李杲的《脾胃论》，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吴有性（又可）的《瘟疫论》，明·张介宾（景岳）的《景岳全书》，清·吴谦的《医宗金鉴》，清·吴瑭（鞠通）的《温病条辨》等。
中医与其说是一门医学，不如说是一门以人为本的阴阳自然时空医学，对生命运行规律的阴阳时空平衡调节艺术。今天，中医的执业水平与防治水平是落伍了，也实在是不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受1928年英国细菌学者弗莱明在抗菌素中发现了青霉素，尤其在1935年又经英国化学和物理学者弗罗里和钱恩证实并提纯、强化，生产出了临床药用青霉素的影响，结果导致死亡率大幅降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足见，青霉素的突出功效。自闭门锁国的清代封建社会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把国门轰开，中国就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的被奴役、财富的被掠夺，而迫使人们认识到：综合国力与进入资本主义的西方各国相比，的确在诸多方面因科技水平的大大落伍而差距被拉得过大。在不加科学分析与冷静思考下，由这种反差所产生的崇洋媚外与民族虚无主义，几乎是国人在约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所持的一种主流心态。
步入20世纪后，在西学东渐的氛围下，西方以西医的疗效征服了已跌入谷底的中医执业水平，因此，在相关医学科学领域，对本属复杂科学领域的中医尚无认识，而是从浅薄的表象迷信西医，诋毁中医，逐步竟误解到了扼杀中医的地步。这种来自内部因认识问题而产生的贬低中医思潮，以及外部扼杀中医的强大势力，使西医以超越几何级数的加速度持续扩张，加速发展。时过不久，数千年的祖国医学就从“主流”骤变成了“弱小支流”。以两种医学的规模相比，西医在中医的故乡就好比是挑选的“西瓜”，中医就如同是舍不得丢掉的“芝麻”。此状况对中医的故乡来说，既是名不符实的见证，也是中西医畸形发展的结果。直至能21世纪初，面对中医如此令人尴尬的现状，国务院副总理吴仪2004年动情地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号召要“努力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就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课题组，在其研究报告中，都通篇未见有丝毫一点儿涉及中医的踪影，显而易见，这不可能是一种疏忽，而是基本认为，中医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作用是无关痛痒，甚至是可以淡出人们的视野。如此地认识中医，究其原因，恐怕是由来已久形成的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医的发展一直迟缓，大医精诚执业者已呈渐趋匮乏态势。20世纪初期后，侵入中国的西方列强，曾把那时医疗卫生条件下的国民健康状况，称之“东亚病夫”，这也折射出那时中医执业水平，普遍低于西医水平的事实，也即是已远离了中医本应有的医学水准。此外，西方列强除了大量疯狂地掠夺中国财富，还实施了野蛮的经济侵略，具有显著疗效的青霉素之类抗菌素的涌入，加速了中国医疗卫生的西医化进程，若从现市场经济角度看，实质是在抑制与压制中医发展的前提下，中西医在中国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受不反映中医真实水准的疗效差，以及相比之下西医普遍较疗效佳的长期影响，难免就误认为中医的治疗水平远不如西医，从而也就难免产生中医在医疗卫生事业中那种可有可无的认识。
中医在其谷底停滞、萎缩、徘徊不前而西医在高速扩张与发展，受中西医整体水平差异之大的影响，竟在国民党时期首次上演了一场不识庐山真面目，取消中医的闹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当今发达国家已开始逐步认识到西医发展的极大局限性，以及中医发展的美好前景时，竟然有冠以“院士”、教授之称的所谓学者，手举“科学”大旗，又在21世纪的10年代，上演了一场以西医标准裁决中医，呼吁取消中医的独角新版闹剧，对这种连中医史实都不顾，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要否定的所谓科研工作者，不能不说是一种科学的悲哀！
近代与现代中医在中医的故乡落伍，除中医发展的自身原因外，主要是误解中医，不公平、不公正对待中医，以西医标准和发展思路，使中医误入西医发展轨道所致。今天，发展中医的战略与实施的政策，虽较之过去一段时间有了不小的进步，但中医在不少方面并未摆脱西医化的轨道，按自身规律发展中医。因此，以疗效不佳对中医的质疑，以及对中医产生的信任危机等问题，也就日趋突显。中医发展缓慢，虽有中医自身发展的问题，但是受西医冲击走过的那计为约一个半世纪长度的曲折道路，既是近代以来中医发展的一大历史性失误，也是人类医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中医要发展，就只有以《黄帝内经》为指导，深深扎根在中医临床实践中，才能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独领风骚。然而，在中医执业水平偏离《黄帝内经》指导普遍偏低，西医又发展至颠峰之时，要确实尽快纠正中医发展中的失误问题，也决非是件易事，尤其是在受到现医疗卫生体制制约的前提下，若不历经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一个较长时期不懈地实施改革，要使人们科学认识中医，尤其是若不以大大优于西医的确实疗效与养生效果来检验、证实，那是不行的。
中医在改革与发展问题上，具有重要医学史意义的拨乱反正大事件是：自近代以来，在主管医药卫生事业的政府部门中，唯独一个能深入到广大
人民群众中听取呼声，能深入到真才实学中医者中进行调查，以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中西医比较地，深入分析与认识人民对中医的广泛需求，以及中医本应具有的治疗水平；深入分析与认识中医现状与应具水平间的差异。从而以过人的胆识，力排众议，坚定地以改革西医化了的中医体制为突破口，扭转扬短避长地重西医轻中医的医疗卫生发展方向，扬长避短地大力发展中医，他就是共和国的前卫生部长崔月犁同志。
崔月犁同志十分肯定地认为，中医必将在不远的将来走向世界，再创现代辉煌。因此，针对医疗卫生战线的薄弱环节中医，采取了优先、重点抓，他紧紧扭住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不拘一格地依靠真才实学专家，抓基础教育、名著文献整理与继承的基本建设，抓组织建设与创新人才建设。在不担任部长期间，他也始终未改专心致志为发展中医事业而竭尽全力的那股执着劲。他为振兴中医过度的忘我操劳、呕心沥血，使发展中医事业遗憾地过早失去了这位领军主帅。
现代现代医学能治愈的疾病，或不能治愈的疾病，或束手无策的疾病，大多都可从中医文献中，找到相应治愈或得以有效抑制疾病恶化的案例记载。坦诚而毫不夸张地说，近代科学技术的落伍也只不过是约一个半世纪的事，现代医学暂短的发展史与成熟的中医应具水平相比，显然，在诸多方面都远不及两千多年前中医就已达的相当高水准。《黄帝内经》的问世，就已归属现称之复杂科学领域的范畴。正是因为《黄帝内经》揭示了经长期探索，发现的人与天地间时空周期顺应的人生命运行规律，所以中医才未被近代与现代的西医所“消灭”，并独树一帜地在几经曲折后为世人逐步所认识。若是没有如此无时效期的基础理论，那就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而不会再有或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医药与养生品问世。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而只能是发现。发现规律后的其他问题，基本都可认为是应用问题。应用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应用问题的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在应用问题上的突破，当然，也可认为是一种创新，没有基础理论就不可能有解决具体问题的创新。可见，探索基础理论，重视基础理论与解决具体应用问题，都十分重要，而重视基础理论的探索就尤为重要。《黄帝内经》开篇就有这样记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数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故半百而衰也”。从两千数百年前问世的《黄帝内经》所指“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就可推测中华民族那时的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是相当高，从而否定了现国际社会一致认定的人类平均寿命，是从低水平向高水平不断单调上升的发展结论，也即人类平均寿命的发展应是一个历经曲折变化的发展过程。人的寿命之所以后来大多数没能都超过百岁，是因失于养生所致，故才有了唐﹒杜甫《曲江》诗中的“酒债寻常行处有, 人生七十古来稀”。足见，祖国的医道对养生、防病、健康，以及治病的显著效果。
西医在《黄帝内经》问世至少约二千多年后，才从实验室走出而逐步发展起来。在西医临床药用青霉素发展还远不足百年历史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医优势的认识乃至超过我们，并愈来愈认识到西医与中医相比，在诸多方面的严重不足。然而，对西医不足之处的本质认识，我们却远不及西方。
在中医的故乡，建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现中医，虽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但对中医的管理受体制的影响，却仍未从西医的管理模式走出来。若干相关政策与实施，不仅是有违中医自身发展规律，而且若干所谓标准，也是有违中医临床意义的西医化标准。中医与西医是基础理论与临床实施，都根本不同的医学，中医绝不能效仿西医也制定出雷同的标准来规范中医。其实，制定这种标准的目的，无非是在出了问题后，可以像西医那样有了追究责任的依据。这种将中医混同于西医的作法，也是一种以“标准”葬送中医的作法。中医不是不能制定标准，但这种标准必须符合中医自身规律，诸如从望、闻、问、切，制定对疾病的阴、阳、虚、实，风、寒、暑、湿、燥、火，以及气滞、血淤等的判断，是否与表象特征相符的标准。中医仿效西医搞出的标准化，其实质是中医西医化的标准，即仍属所谓中医现代化或中医西医化范畴。这种偏离中医基础理论的作法，不仅使中医的疗效大打折扣，而且还进一步严重束缚着中医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近代以来，一直遭冷处理的中医，在体制未理顺前，就尤如逆水中的行舟不进则退。须知现中医西医化下的水平，除针刺麻醉有过新进展而未加推广外，基本都是靠西医的诊断而用中医的药罢了。这种弃医从药问题的普遍存在，不正是中医自古以来就摒弃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在自身的倒行逆施吗？中医把整个头部及头的前、后、偏侧部疼痛，总称为头痛。所谓头痛亦称头疼，头为诸阳之会，精明之府，五脏六腑气血皆上会于此。凡六淫外感，脏腑内伤，导致阳气阻滞，浊邪上踞，肝阳上亢，精髓气血亏损，经络运行失常等，均能导致头痛。若从病因分，则有感冒、厥逆、风寒、风热、风湿等之类的外感头痛；气虚、阳虚、血虚、阴虚、肝阳、伤食、伤酒等之类的内伤头痛。若从经络分，则有太阳、阳明、少阳的三阳头痛，太阴、少阴、厥阴的三阴头痛；若从病情的轻重、病程长短、发作规律及疼痛部位分，则有真头痛、头风、偏头风、雷头风、脑风、巅顶等痛。西医的非天然化学药物对“头痛医头”确有抑制疼痛的效果，而中医则需根据头痛的不同原因，分别采用不同的天然药物医治。若中医按西医的疗法，不分头痛病因差异的选用同一种草药，或选用的草药不对症，怎么可能对头痛有好的疗效？实际上，真正能切实遵循中医望、闻、问、切的诊断，实施纯中医治疗的人士，现在是少之又少。
中医若不以望、闻、问、切，尤其是不以质性的“切”脉为诊断手段，那么，中医最注重的“治未病”又将从何谈起？“治未病”是内涵丰富的预防，以及防止疾病分层继续传变的概念，他包括食疗、养生及治疗某一疾病防止另一潜在疾病发生的治疗全过程。西医只有在仪器上检测出问题，才能对症医治，而中医诊断出的一些“虚”、“实”证，西医往往凭仪器检测不出任何问题，但中医却可通过补其不足，泻其多余，使人气充神旺。事实上，正是那些师古不泥的奇缺中医人士，遵循《黄帝内经》与从中的感悟，而经常以纯中医的诊断，药物的归经与引经，对症下药，治愈了若干现西医治愈不了或束手无策的疑难病。这种事实胜于雄辩的治愈实例，在相当大范围内传播着中医本应具有的超现代医学治疗水平，传颂着中医神效的佳话，从而令目睹了中医奇效的世人，深深地为祖国医学而骄傲，发挥着鼓舞、振兴与发展中医的重要影响作用。这些用事实做出的回答，同时也有力地证实与反映了，不是中医不行，而是多数中医执业者水平不行的现状。笔者就亲自目睹了，以纯中医的诊断和据此所创的不同汤剂，神速治愈了西医认为病情危重，须立即将胆切除的患者；根治了多位西医断定为是不可治愈的长、短期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解决了甲状腺癌、胃癌、肺癌、子宫癌等癌症患者，在术后基本都要复发或发生转移的西医疑难问题；治愈了西医诊断为眼癌的患者；根治了多年膝关节积水、骨节变形、疼痛难忍、行走艰难的类风湿患者；根治了西医多年难治愈的慢性肾炎、肝炎患者；药到病除了身患高血压、心脏病而鼻腔大出血不止（西医采用各种治疗方法无效）的高危老龄患者，随后又将其高血压、心脏病治愈；根治了多年身患严重脓状样疱，瘙痒难忍的皮肤病患者；迅速治愈了多位带状疱疹患者；使长期患有西医认为是不可逆转的心室扩大、高血压、2-3度前列腺炎等病症的高龄老人获得痊愈；迅速治愈“非典”患者而无任何后遗症；等等。尤其是还目睹了适宜任何人，四季通用，以不变应万变的高科技含量《2007感冒流感清》创新方剂药，经数千人次使用至今仍无一无效案例，被使用者称之神奇一绝；以及经近15年研究所创新研制出的惟一具有双向调节、无偏性、适宜男女老幼所有人群，且又无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食用糖及代用品的纯天然本草植物饮料《本草康乐》，确保了药食同源于“气味”的归经与引经功效。《本草康乐》为琥珀色、枣香、大麦茶香与甘泉之淡甜，其色香味之幽雅，口感之绵软、舒适，饮前饮后实有大不一样的感受。若饮时味觉感为绿豆汤味而非为枣香味，说明脾胃至少为亚健康，直至饮出枣香味感则表明脾胃健。这种独具的奇妙检测功能，恰是《本草康乐》反映中医博大精深的一大特征。《本草康乐》是把带有偏性的第一代茶饮料，发展为无偏性且具调节性的第二代饮料的开端，经国家检验部门认证，《本草康乐》富含纯天然的18种氨基酸，以及五脏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仅从现代医学对所富含营养物质分别给出的所具营养功效，就足以证实其独特的全面养生与调节功能。足见，中华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与中医养生的神奇魅力。诸如此类以中医治愈一定年龄范畴，现代医学认为是不可逆的退行性病变，治愈现代医学认为是束手无策的病症，以及免于切除脏器而得以康复的事实，都让人们在中西医比较中，看到了中医在诸多方面远高于西医的诊断水平与本应具备的神奇疗效；看到了中医的自身优势及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前景；看到了中医在认真总结特性案例基础上，探索共性，突破难点，达到了适宜通用的简单易行，实现了一定条件下的可重复性目标。可见，正是为数极为有限的真有实才中医人士，却在发挥着令众人科学认识中医、信任中医，使中医成为人人享有健康，这一贴近百姓民生问题的广泛关注医学。
那种凡丢掉中医特色的弃医从药，实际已不再是中医，最起码不是纯中医。这就如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初，为追求尼龙袜的耐穿、美观等现代特色而弃掉纯棉袜一样，最终的实践证实，还是穿纯棉袜既舒适又有益健康。中医弃医从药，势必将使其药也失去发展的基础，导致最终的医和药都将停滞。中医是医药不能分离的医学，弃医从药这一极其不正常的见怪不怪作法，若用药不出大问题就已是万幸，怎么可能还会有好实效？同理，中医弃医，医一丢连诊断都搞不清，还谈何中医？中医怎么能有不下滑之理！最令绝大多数国人难以容忍的是，中医在被冷落并下滑到如此地步时，竟还有人连中医为中华民族卫生健康事业做出的丰功伟绩史实都不顾，而称中医是“伪科学”大肆诋毁中医。问题的产生，既是长期轻中医重西医与中医西医化的必然反映，也是在现西医化管理体制下，执业中医者水平普遍较低，中医院校施教内容不适宜中医发展，中医科研未按中医自身规律探索的必然反映。现中医治疗水平低，关键是纯正的中医已少到可称之可怜的地步，后继就更加奇缺。然而，诞生于中华文化基础上的中医中药谁也取消不掉，因为中医是不同于西医的另一门科学，是中华优秀文化与先进文化杰出部分的代表。你若不代表，那韩国、日本等其他国家就要代表，客观现实就是这样。因此，硬道理只有一个，那就是按中医特征要求，不拘一格地抓高端人才，坚定不移地发挥高端人才创新能力，以创新为龙头，振兴中医、发展中医，更好地为健康事业服务。
二千多年前的中医，若没有从漫长实践与认识的探索，发展到相当高水平及广为普及，就不可能有中医基础理论《黄帝内经》的问世。近代以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少数颇有影响的知识界人士，也曾青红不分的在新文化运动中，将中医贬为是“旧医术”，为突出西医的“新”而将中医又称之“传统医学”。现又有人把“传统”误作落后、守旧、过时的代名词。众所周知，太阳的东出西落是规律，在人类诞生前的久远年代就是如此，但太阳的东出西落运行规律，为什么不称是传统运行规律？祖国医学是反映人的生命运行规律的科学，如果称之传统医学，那就是既强调中医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又强调中医是历经数千年检验过的实证医学。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时态的表达规则是，凡表征规律、真理等就须用现在时，连外国语言的时态规定都是如此，有何理由不这样去认识祖国的医学呢？质疑中医的科学性，究其原因无非是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太肤浅，无非是受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西医影响太深太久，乃至完全是以西医标准来评判与之截然不同的中医所致。反之，若不是这样，而是完全以中医标准来评判西医，同样也必将得出西医不科学的结论。我认为，以两种医学的哪一种来评判另一种，都是偏颇而失准的，对那些稍有点儿西医常识而基本无中医常识者，提出的若干非议勿需挂齿，“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众所周知，那些真正懂现代医学者都早已认识到：中医是一门不同于西医的完整而独立的自然医学体系，因此，也从未否定过中医。少数以西医来否定中医者,就是在西医那里也得不到支持，找不到任何根据，这即是中医科学的魅力所在。
所谓中西医结合，无论是中医介入西医还是西医介入中医，两门不同基础理论、不同施治方法的医学，终究因差异悬殊，而只能并行，相互借鉴、参考。结合是指人或事物间发生密切联系，迥然不同的中西医各自基础理论与施治方法，从专业角度上讲，其间的关联程度绝不是结合层面的问题。并行不悖，不并行则悖，并行绝不是结合，因此，绝不能把并行等同于结合，混同于结合。从非专业角度讲，在政治层面理解这种“结合”，那则是一种另当别论的特殊涵义。
中医认为头痛的原因不一定在头，脚痛的原因也不一定在脚。上病下治与下病上治，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都是中医治病求“治本”、“治根”的反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是从中医治病求治本所派生出来的讽刺至理名言，常用以讽刺那些忙于应付临时急事或就事论事，只看表面现象，抓不住其质，导致把问题搞糟或得不到根本解决的处事方法。现为数不少的人竟以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根据，而把中医对头痛不去医头、脚痛不去医脚，认为是误治，这实在是发生在中医故乡的一种科学悲哀！中西医一个是头痛医头，一个是头痛不医头；一个是上病上治，一个是上病下治；一个是异病异治，一个是异病同治；一个是同病同治，一个是同病异治；等等，可以想象中西医在本质上怎么可能结合，结合了中医就不是中医，西医就不是西医了。中医有时也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中医治标的手段与西医虽不同，但效果却有雷同之处，然而，中医治标的目的是为治本，而西医却不是。这里讲中西医的区别，而不是否定西医在器官医学的长处。这里还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三国时期就有人类外科鼻祖华佗的刮骨疗毒与要实施开颅的记载，不是一动手术就是西医，术后用中医调理，就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的区别是基础理论上的区别，而不是实施手段上的区别。
科学是规律的反映，时间与实践是见证。大致可分为药物疗法与非药物疗法的中医，历经数千年的实证，早已反复验证了其无可置疑的科学性。西医进入中华大地洋为中用后，屡见不鲜的是以西医科技手段得出的理化指标，因无法证实中医的诊断与病因等，就武断地认为中医不科学。其实西医指的是中医病证的标，而中医指的是病证的本，诸如一个上牙龈肿痛的患者，中医认为起因是足阳明胃经有积滞，而西医却认为是上牙龈有炎症。西医让患者既要服止疼药又要服消炎药，直至上牙龈肿消、痛止，而中医则通过初步消除积滞，就迅速使上牙龈的肿消、痛止，但中医认为这仅仅是初步缓解了胃中的高度积滞，只有将这种积滞全消，才能认为是消除了上牙龈肿痛的病源，这就是家喻户晓、众人皆知的中医治本、西医治标的具体映现。中医在将产生上牙龈肿痛的起因全部消除后，同时可见的是，其他相关状况与外表体征也显著改善。若以中医的治法，深究西医的现治疗水平与检测手段，就可深层次地晓得，西医还远未达到能证实与说清楚，为什么中医治上牙龈肿痛要去治胃中积滞的原因。显然，若从治疗方法上看，以现西医的治疗方法来裁决中医，西医肯定认为是误治；若是从治疗效果看，西医肯定认为是无法解释，也根本得不出任何公正的答案。这正是立足于“阴阳”平衡与整体系统协调的中医，同立足于人体器官及化学药物的西医间，存在显著差异，以及反映中医博大精深之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举世无人质疑和勿需证明的公理。已为数千年临床实践证实了其实效的中医，难道还非要等到不知何时的未来，能以现代科技手段把中医的内涵，用西医的理化指标说清楚，才承认中医是科学？甚至还非要等到经现代医学通用作法，在小白鼠、猴子等动物身上做实验后，凭其结果来裁决是否是科学？须搞清楚的是，人与动物的体质的根本区别是，人的生命是一个阴阳稳定平衡调节的有机运行整体，而动物的生命则不是，即不是偏阴就是偏阳，其所偏程度也大不相同。因此，西药经动物实验后，能治小白鼠、猴子疾病的有效药物，或存在的某些副作用，并非完全就适宜于人体。因为一种作用于不同动物体质的药物疗效与副作用，绝不等同作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的疗效与副作用。
中西医两门不同的医学，虽都是以人的健康为宗旨，但其理论、方法及对疾病的认识，在诸多方面都截然不同。中西医不但各有各的疗法及优点，而且还各有各的基础理论支持与诠释各自的疗法。在治病救人的问题上，两种医学可相互借鉴为己参考所用，只要能治愈，有异曲同工之效，何必非要强调同曲呢？若是强调同曲，也就是中西医不分，把中医等同于西医，那么，同曲就失去了同工之效。因此，强调异曲的同工之妙。就是要严格区分中西医，强调中西医的不同，只有这样，中西医各自才能发展好。
在中药制作方面，那种完全按西药制作理论、方法，研究中药，搞创新中药，应该明确地说那是西医范畴的成果而不是反映药物全信息的中医范畴成果，更不是中医的创新成果，但那却是西药实实在在的一大进步。
在生物制药方面，中医因与西医在诸多方面的异同，所以，中医的生物制药与西医的生物制药也大不相同，中医生物制药只有根据确切的中医病因，遵从中药的“气味”、“归经”、“引经”、全信息与中医基础理论的系统治疗原则，才能开辟具自然属性的中医生物制药特色。因此说，所谓的中医药“现代化”过程，就是中医药的西医化过程，他既使中医药的继承也丢，发展也无，也使本已举步维艰的中医发展，只能再经曲折，再添遗憾
近年来，鉴于对中医普遍存在的少知或无知状况，或从中医现状认识中医，从而使长期对中医存在的误解，即所谓“中医疗效慢、疗效差”，甚至否定中医是科学的问题，常因一些媒体缺乏对中医基本常识的了解，而形成对相关问题表象与本质认识不分，对中成药是否按规定或遵医嘱服用不分，甚至对报道是否存在失实或曲解也不分。这就难免对有关服用某种中成药，不加区分在何种条件下，而发生意外问题的报道明显增多，从而把质疑中医问题的社会舆论搞得沸沸扬扬，大有否定中医之势。
近年来，就有人因长期误服用龙胆泻肝丸而患了尿毒症，究其原因，竟然是归咎于龙胆泻肝丸中含有草药木通，因为经西医方法检测，认为木通可导致肾受损。龙胆泻肝丸是泻肝火，清利肝胆湿热的有效药物，其中木通对由肝生成的心火有显著的清利作用。木通对心火引发的尿赤、尿痛、尿少是一味主要的药物，用对了就祛病，用不对就添病。数千年来的实践表明，正确使用龙胆泻肝丸从没有导致肾衰竭的案例。中医认为肝肾同源，长期误服龙胆泻肝丸，以龙胆草泻肝为诱因，以木通泻心火，而心与肾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阴阳相济，上下相交的关系，当木通泻心火太过，就会直接伤及肾。因此，过于泻肝则损及肝，过于泻心则损及肾，故导致肾衰竭，在中医看来逻辑也通。问题发生的关键，决不在服用龙胆泻肝丸而是在于是否适宜服用，以及服用的时间是否过长或服用的量是否过大所导致。本应不适宜服用龙胆泻肝丸的，却长期服用了；本应是短期或适时服用的，却是长期、不适时、过量地服用；哪能不出问题？可见，本不是中成药的问题，却强加在中成药头上，实在令人哭笑不得，这也是无中医常识记者缺乏常识的报道。这就好比一个肺气亏的人咳嗽，在吃了根白萝卜后，不仅咳嗽加重而且气也更短。那么，究其原因，是吃白萝卜出了问题还是白萝卜自身有问题？显然，是吃白萝卜出了问题而不是白萝卜自身的问题。因为，白萝卜归经入肺而下气，气虚再下气，气虚使咳嗽加重气更短，即此时吃萝卜不适宜，这就是中医的药食同源道理。
药食同源也是本草中药区别于西药的根本特征之一。所谓药食同源，绝不是指那些在中药中是药，而日常又可为食的概念。药食同源是指任何一种草药与任何一种天然可食用食物，都属本草范畴，都同源于“气、味”。正是因为药食同源于“气、味”，才有了在严格卫生条件下的病从口入之说，才有了药食同源，吃出健康的理念，才有了医圣汉代张仲景的 “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才有了药王唐代孙思邈的“不知食宜者，不足以生存也”；以及明代李时珍的“饮食者，人之命脉也”的养生之道。因此，中药只要完全对症，就不存在是药三分毒的问题。所谓是药三分毒，一是针对中药的固定方剂或成药，有个别药味或剂量不完全适宜问题所言；二是针对各种西药所言。
中医养生是一项复杂的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专门知识，现在全国各电视台的养生节目，凡不讲人的体质属性与适宜条件的食物养生，都是有害无益，都是将中医简单化，都不是弘扬中医而是伤害中医。
所谓“中医疗效慢、疗效差”，对稍有些中医常识者无一不清楚，这与数千年的中医史实根本不符。问题的出现反倒说明的是，除少数确有真才实学者外，中医疗效普遍欠佳也不是中医不行了，而是因中医长期未受到真正重视，摆上应有位置，导致中医从业者整体水平大幅下滑的体现。面对这一事实，患者及其家属往往把问题怪罪在中医上，而不是怪罪在从业者头上，中医从业人员整体水平低，既是对中医形象的伤害也是对中医应具水平的贬低。
所谓中医疗效慢，是中医从业人员医疗水平不高或低的反映，不是中医自身的问题。对若干急症，只要中医的医术到位，中药到位，神奇疗效就是其必然，因为在准确诊断的前提下，中药有归经与引经作用，中药则直接作用于失衡的脏腑部位，而西药大部分往往是在作用到病变部位时，就已尤如强弩之末，从效果来看，显然，中医要远快于西医。所谓中医疗效慢，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那纯属是执业中医水平低的问题而不是中医自身的问题。
据近期相关报道，连民众过去再熟悉不过的煎中药禁用铁器常识，在一些地方也被丢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祖国医学的现状，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人堪忧。
中华民族以长达数千年的人自身直接临床实践与不懈地认识再认识，终于在距今至少约为两千二百多年时，升华为认识人顺应天地周期时空变化，相应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使中医成为一门临床实践有强大基础理论支撑与指导的医学。中医的药物取材于天然，赋予药物的理念不仅来自实践而且还与医理相对应，因此，中医学又是医理与药物相对应的一体医学。自《黄帝内经》问世以来，除药物使用不当外，至今也未见有废止某中药材的记载。药材从《神农本草经》的三百多种不断增补，至今已发展到一万二千余种，已认知的就有8980种，常用的数百味草药至今基本无太大变化，而数十年前的数千种西药，现已差不多都被淘汰或成禁药；若干年前标明主治某方面疾病的西药，今天又被证实有较大副作用而被废止。西药的频繁淘汰，足以见证中药的科学性是经得住时间与实践的历史检验。
中药的药理作用，关注的是“气味”“归经”与“引经”，而不是药物的理化指标，更不是其内含的化学成分。诚然，今天的药材来源已完全不同于已往的时代，因此，以现代科技手段分析不同产地，不同人工培育、种植条件下的草药成分，也十分必要，因为只有这样，对草药才能加以规范，才能鉴别其合格与否，以及优良等级。这就是说，时代不同了，生成草药的条件不同了，因此，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甄别草药，鉴定与评价草药，也是不可缺的内容。中药是天然的，是“神”造的，而西药是人工化学合成的，是人造的。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合成各种西药，但要合成任何一种草药都十分困难，至今仍无先例，有倒是从天然本草或动物中萃取有效（非全信息）成分，而用于制药的这种生物制药，正方兴未艾。这种生物制药实质已是西医制药范畴属西药，而不是中医制药范畴，更不是中药。现代科技分析出的每种本草内含成分，都要远比任何一种西药复杂得多，只要应用得当，效果就好，且无副作用，这就是说，人造的永比不上“神”造的，西医生物制药永远也赶不上中医的生物制药。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尽管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是屡遭挫折，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遭到的破坏乃至是致命的。一些深知中医疗效及宏伟发展前景的先哲，频频发出中医存亡的担忧，大声疾呼挽救中医，而我却认为中医是科学，科学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振兴中医、彻底改变中医现状，只是一个早认识、早发展，国家人民早受益，晚认识、晚发展，国家人民晚受益的问题。因此说，这只是一个认识与发展快慢的问题，而不是存亡的问题。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反思西医药副作用对人的副作用时，也已开始逐步加速认识到中医药发展的宏伟前景，而此间我国中医药界的有识之士，却在疾呼中医不能丢的问题，足见在医疗卫生战线存在问题的积淀之深，其解决也决不能是一蹴而就。
随着现代化进程完全可以预见的是，科学进步将会使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普遍需求与优先选择的医学理应是中医。因此，在现代化评价指标中，将祖国医学发展状况列入评估范畴，应是中国特色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项
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涉及西医药源性和医源性副作用的问题也被凸显出来。一些西药导致的致病菌变异，实质是对人“体内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发达国家已开始对药物以天然植物为主，临床实践长达数千年，案例计达数万亿人次的中医而倍加关注。就连一些西方现代医学家中的有识之士，对未来的预见也竟是，回归到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诊疗和以天然药物为主的中医。发挥中医在养生、保健、治疗方面的优势，必是21世纪医学发展的主流。这是人类既关注外在生存生态环境，又关注影响健康的“体内生态环境”的必然结果。
此外，西医持续上涨的医疗费已成众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最大经济负担或社会债务，这也为中医走向世界提供了机遇。因此，挖掘与开发中医药宝库，研制有中国文化特色与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品，以及与本草植物为主的饮食品，既是振兴中医之路、创新发展中国食品工业之路，也是一条以种植中草药激活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面对未立足中医特色优势而把卫生资源过重地投向西医的现状，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也会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不堪重负的地步。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对中医的认识问题，才能从体制、结构、资源配置上加以根本改革，才能在中药及相关食品行业中，创新出疗效更好的药，创新出能吃出健康，喝出健康的更安全食品，使食品与药品都建立在防重于治的科学理念上。中西医的显著差异表明，中西医只能以尽力各扬其长而缩小其短，而不能以彼之长来补己之短，因为彼之长补不了己之短。因此，中西医只有各沿其道，各扬其长、各缩其短，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双赢，造福人类健康的宗旨。中医药只要能遵循自己的理论基础，尽量汲取现代科技成果为己所用，又善于结合临床，不断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那么，势必在继承的基础上，就能取得大发展。在中医人才奇缺的现时背景下，只有创造条件，不拘一格地发挥确有真才实学高端人才的悟性与灵光，才能以创新迎来中医影响世界的21世纪辉煌。
中医影响世界论坛论文
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