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张秋升先生在“企业文化”课程中讲讲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张先生提出中国古代统治模式为“阳儒阴法”，引起大家的讨论。讨论过程中，忽然发现自己在看待中国管理问题上一个可能的自我矛盾之处，需要认真理理思路。

　　对于张先生认为的中国传统的“阳儒阴法”特征，我的表述是“外儒内法”或“形儒实法”，是说中国传统以来的统治模式，外面看是儒家的忠孝仁义，其实质却是法家的“严刑苛法”，这几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用来提示所谓儒家是中国传统核心观点的一个依据。同时我也认为，既然是我们的传统，那么，在中国现实社会及其企业中，此类“阳儒阴法”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比如我在前文“‘要命’的工作与‘无私’的管理”中提到的那家企业，忽悠大家为企业“献身”和十分重视思想文化工作，其实就是在用“儒”的道德教化；而强调制度的全局性，要杜绝部门和个人的所谓“私利”，就是赤裸裸的“法家”了。

　　所以，按照上述推论，我的结论是：目前中国企业管理中还存在着大量传统的内容，其核心是“阳儒阴法”或“外儒内法”。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就是现实中许多人往往将企业中的“法家”手段斥责为西方管理，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可能有问题，起码不完全正确。看看《汉书·艺文志》中评判法家的一段话就会有所感悟：“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这不正是目前企业管理中许多管理者的常态吗？

　　这个事儿说完了以后，就该说到我上面说的“矛盾之处”了。在关于“中国式管理”的诸多研讨过程中，我一直不赞同中国企业有所谓“中国管理模式”。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看待：

　　第一，按照上述，中国企业有自己的根深蒂固的“外儒内法”的管理模式，应该是“有”这种模式。

　　第二，所谓没有，就是我并不认为基于传统的“外儒内法”的管理模式，就可以被称为“中国管理模式”，因为这种管理模式基本上无科学性可言，而且其正义性也值得怀疑。

　　第三，要提炼总结和命名一种管理模式，起码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特征，如科学性、人性化、普适性，等等。显然，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的管理还难登大雅之堂。

　　第四，我们的一些企业在努力学习西方，大部分企业在学习的同时还处在传统管理的窠臼中。

　　第五，迄今为止，我们在苦苦寻找的、与西方管理模式不同的、能够拯救中国企业于水火的、兼具科学与人性（效率与公平）的、能够被人家学习的“管理模式”，并没有出现。

　　这可能就是矛盾中的不矛盾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