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告别革命》诸版本存书早已全部售完。在纪念影响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即将推出《告别革命》第六版。《告别革命》严肃正视了历史事实，又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

《告别革命》辛卯版序

刘再复

（一）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陈松龄、孙立川二兄通知泽厚兄和我，《告别革命》诸版已全部售完，立即要推出新版即第六版。听到这一消息后，我和泽厚兄商定出两条原则：第一，此书于一九九五年出版后历经了十五年的世事沧桑和新旧世纪的交替，再版之际作者想讲的新话很多，但为了保持十五年前的思想原貌，我们在新版中一字不改（除了错别字），严格保持“本来面目”。本可以再补充几篇新的对话，也为了尊重“原貌”而作罢。第二，《告别革命》出版后引起许多争论与批评，毁之誉之的文章都不少。仅接受《美国之音》一次访谈（1996年），就收到一百多篇读者来信。在大陆，此书根本不能出版，但也引起很大的反响。《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均有针对“告别革命”的“座谈纪要”。社会科学院的院报甚至还发表了《对<告别革命>不可掉以轻心》的大字报式的评论，而王忍之（原中宣部部长）、邢贲思（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等意识形态当权派也都发表讲话文章批判《告别革命》，更出人意料的是有些著名作家如王蒙、莫言等，在其作品遭遇批评时也被牵连上“告别革命”。在海外，我们则听到从另一方向的同样严厉的指责和批评，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刘宾雁和著名社会评论家胡平（《北京之春》主编）等人。难怪香港《明报》发表了篇题为<“告别革命”两边不讨好>的评述。为了让年轻读者了解当时情况，我们在此新版中增补了一个附录。十几年过去了，批判“告别革命”之声并未停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二〇〇九年原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张海鹏在其总结六十年近现代史研究的结论中，最后又重复批判了“告别革命”，再次呈现了此书在当今官方意识形态眼中的地位和批判者们继续使用的扣帽子、不讲理、不进入问题的强权语言。《告别革命》既然已成为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的一个重要学案，各方面只能面对，但愿大家都用“说理”的方式面对，而不用“扣帽子”的方式面对。

（二）

    天地图书公司决定再版《告别革命》，除了“售完”这一原因之外，恐怕还因为今年是辛卯年，而且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毫无疑问，不管大陆还是香港、台湾、澳门、海外，都会隆重纪念于一九一一年发生的改变中国历史、影响中国命运的大事件。

我们在《告别革命》中并不否定辛亥革命的合理性，但也不认为辛亥革命是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历史必由之路。对于孙中山先生，我们高度评价他的“革命人格”，但也不认为他选择暴力革命方式具有历史的普遍性与绝对性，康、梁和立宪派的维新之路也并非就是历史的“死胡同”。尽管我们敬重孙中山，但我们又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必再重复孙中山的道路，而且希望二十一世纪对于中国，将是一个“没有革命、没有内战、没有饥饿”的世纪。

    革命，这是辛亥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主题。李泽厚先生和我讨论这一主题并通过《告别革命》一书表达一种期待：期待二十一世纪的时代内容应当有一次历史性的“主题转换”，中华民族的生活重心应从革命转换为改革，从暴力转换为维新，从战争转换为建设，从“你死我活”转换为“你活我亦活”。我们期待：“革命”这一大理念在新世纪只是一种学术讨论的“话题”，不再是历史实践的“主题”。时代的基调、时代的主旋律如果能从“阶级斗争”（二十世纪基调）转向“阶级调和”，那将是中国人民的巨大幸运。

    “改良”并非投降，它同样需要各种必要的甚至是激烈的斗争，但决不是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流血的“革命”。实际上，“改良”比“革命”更艰难、更复杂、也更需要坚忍不拔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