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90年经验与教训的阐释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成立的，至今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发展历程，总结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的经验教训，对于探求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国具体实践的有机统一，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从右和“左”的错误倾向中走出来，在右和“左”的不断干忧下解放出来，不断成熟，这是马克思主义本真的理论品质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文化自觉相统一的必然结果。总结中国共产党历经的重大挫折与失误，不只是说明问题的本身，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总结教训，启迪未来，因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还需要提高理解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精神实质的科学程度，从而指导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同样需要在新的实践中，深入研究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个性、特殊性中寻求共性、普遍性，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从而更好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顺利的发展。
一、90年间中国共产党积累的宝贵经验
第一，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60年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90的奋斗史表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本真的理论品质，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探索、认识、顺应客观规律水平的高低及其政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能力的大小强弱。在以往90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把马克思主义偶像化、凝固化、片面化、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但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确发展趋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错误倾向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确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有时呈现公开的冲突状态，而更多的时候是呈现出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的状态，往往在正确的发展趋向当中存在着错误的成份，而在错误的发展倾向当中也含有合理的因素。两个发展趋向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正确地发展趋向经过斗争终获确立是建立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基础之上的。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正确的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在教条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发生时，在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提供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可以照搬的教条。毛泽东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的。像任何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用它阐明人类认识史上已经解决的问题，而是运用它去解决前人尚末实践又迫切要求解决的新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而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1]799 毛泽东曾多次谈过《共产党宣言》对于他的影响：先是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于1920年夏读过了包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三本社会主义理论书籍以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378-379 ,后又在1941年一个讲话中再次指出，在1920年读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三本社会主义理论书籍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3]116毛泽东这些话反映了他在由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紧紧抓住了阶级分析法。在各个历史时期，他都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树立阶级斗争的观点。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十分强调要建立、发展和保卫人民的武装力量，强调枪杆里面出政权。如何才能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呢？毛泽东总结为理论联系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型的创造时，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延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发愤读书”[4]32,阅读、批注、辑录的哲学著作有十几种，比较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及其思想观点，开始自觉地围绕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从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并以之指导直接的政治实践。以李达、艾思奇为代表的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从事经典著作和哲学著作的翻译、评介和研究，参与同非马克思主义的阵营的理论论争，着重批判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错误，在论战中澄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义革命理论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特色的、完整的关于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为全党所拥护，为党章所确认，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被提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质上是反对盲目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反对教条主义地坚持。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看不到中国革命的独特国情，把俄国革命的道路和革命战争的规律生硬地搬到中国，结果导致苏区的丧失，党和红军的力量受到空前打击。与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完全相左，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5]111一112；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又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658一659这一科学命题，提出马克思主义要有中国特性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赋予了“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命题以新的含义，进而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表述。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通过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7]382，在党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土来，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继续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江泽民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8]13几乎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不断探索和奋斗。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与世俱进的理论品质，能够不断解答不同时代的重大问题。这是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条宝贵经验。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伟大飞跃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和革命转变理论有伟大创新的毛泽东思想，主要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中国的民主革命、怎样进行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在创造性地解决党的“革命建国”[9]333 的道路问题后，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集中精力探索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伟大飞跃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包括邓小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正是围绕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通过与具体实践结合而成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中国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李达、李汉俊、蔡和森、陈望道、杨匏安、张国焘、恽代英、林育南、王尽美、邓恩铭、彭湃等等，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最早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用来研究中国具体实际的是李大钊，正如他1919年在《再论问题与我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10]306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之前，尽管党一成立就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却因对中国国情没有全面而科学的认识，要使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产业工人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一种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显然是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而这首先并非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存在着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共产党这时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明显地缺少对中国革命本身科学把握和独立的话语权。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招致了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导致了1934年的革命的重大挫折。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深刻教训，积累了反对左倾和右倾两条战线的斗争的经验，使它在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和实际问题方面，得到了全面的知识和丰富的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知识和智慧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揭示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永远只能停留在大学讲坛和教授们的书本里，永远只能成为一种学术的舶来品，永远不可能有在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中贯彻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就永远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惨痛损失的那些中共党内犯有左倾和右倾错误的人们，毫无疑问地也是，或者也曾经是革命者。他们的根本悲剧就在于不善于或者根本不懂得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从事革命的实践，并且在实践中具体地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向前发展。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所以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其根本的条件恰恰在于他们以创造性的革命精神从事了丰富的革命实践。
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和完善根本的条件仍然是它的丰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历时14年之久。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一方面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在实践上为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实践依据；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活动中市场调节的比重已经超过了计划调节，凡由市场调节的地区、行业和领域，都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和趋势。凡由计划调节的地区、行业和领域，都面临许多困难和矛盾，同时国际上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大变化，也迫切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和对中国实际问题的成功解决而形成和完善。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丰富实践，便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实践结晶，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巨大贡献。它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缩短”并且“减轻”实践过程中的阵痛，中国共产党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超越实践本身，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中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求我们面向现实，深入实际，切实解决问题，又要求我们树立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去观察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推进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践，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实践。
第三，中国的民族风格的最终确立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稳固基石。经过9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即其民族风格表达出来已经成为共识，因为“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从理论上讲，民族风格应当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使之焕发新的光彩。因为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它感染并熏陶着大多数人民，成为人们基本的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过程，“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取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主义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2]534
二是用大众式中国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观点，将枯燥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文字用中国式语言表述出来，将革命的重要道理以通俗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三是用中国百姓熟悉的寓言、故事对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用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对人民进行政治动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风格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复杂漫长曲折的过程。20世纪中国文化论争中，所谓“中国本土文化”的观点认为英美资本主义、新的国家主义和苏俄共产主义均不适合中国需要，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重新扶持，并借鉴西方文明进行中国本位文化的建构。“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认为精神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筑在中国传统农业物质基础上的，因而比较落后，而西方现代文明则是建筑在西方工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上的，所以比较先进，主张中国要想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必须先仿效西方的精神文明,包括政治、社会、道德、文化等。西化论者强调文化的整合性,因此认为接受西方文化就必须全盘接受,不能加以区别和选择。如陈独秀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认为应完全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完全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粪秽”。毛泽东一方面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534，另一方面，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须符合中国实际，必须使它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才可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稳固的基石。
第四，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措施。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政治、军事、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中，提出系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桥梁。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可以发现，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辩证思维方法是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思想方法的显著特征，阶级分析的方法是观察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种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但三代中央领导人又各具有不同的体现，具有继续发展性。毛泽东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中国共产党早期（1921---1935年），毛泽东执行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经历了反对党的右倾错误的斗争，领导了秋收起义和井岗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创建，从事了反围剿斗争和苏区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的实践， 并且进行了反对党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其间，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这些调查使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社会矛盾和民众的要求，有了全面的认识和理解，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提出了武装工农等重大战略问题，开拓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可以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政治观点在这个时期都已基本形成了。1935年以后，由于党成功地进行了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毛泽东逐步成为党的领袖，直接主持了党的工作重心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过渡，领导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指导了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组织了党的集中统一和更加革命化的整风运动，指挥了最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人民革命战争，使革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这个阶段，毛泽东相继发表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著名的精辟的哲学概括，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机地统一起来。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文章中，又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化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1]900，要求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运用到一切工作中去，以正确解决领导与群众、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的关系问题。经过上个世纪50年代“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 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理论和实际相互依存的关系，吸取了“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理论上的教条和沉闷的教训，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科学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同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开始了破除了“一大二公三平调”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尤其是邓小平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和标准、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人民群众观点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也体现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创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实践证明，“三个有利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适应和平发展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007年党的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写进党章总纲。当然，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首先要保持国内稳定，不要“内耗”和制造内部矛盾，共同维护好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局，这是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也是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的一个根本所在。同时，要认准目标即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有效化解危机。各级领导干部要围绕这个目标，各级领导干部要端正工作作风，摒弃各种花架子工程，科学发展,大干苦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不折腾”，这是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五，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重要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纷繁复杂、变幻多端的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下实现的，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程中，以世界眼光和国际视角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将之置于全球视野之中，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早已成为一种传统与。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中，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传统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有以毛泽东为代表，包括彭德怀、贺龙等山沟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更有到欧洲留学的一批党员，有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在建设新中国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最具世界眼光。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11]1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通过广泛收集报刊来了解世界发展态势。到达延安后，他更是通过各种渠道来获得世界的各种信息，虽然僻处西北一隅，依然眼观世界，运筹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确立等一系列理论创新，无不与毛泽东本人宽广的国际视野相关。周恩来留学欧洲期间，博览群书，孜孜不倦地研究各种主义，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广泛涉猎、深入思考、撰写文章，成为一个见多识广、思路开阔、心胸博大，具有世界眼光，精通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曾说: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是非常精明强干的人。”[12]169周恩来具有世界眼光的优点给党带来了很多好处：在政治上他不偏激，包括既坚持毛泽东思想又不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对待同志关系上，他平等宽厚待人，始终保持民主作风，重他人的民主权利，虚心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从不随便给人扣帽子，勇于自我批评，处处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他最能团结同志，成为党政军内部团结的凝聚剂，即使他本人受到冤枉时，考虑的也首先是党和国家的团结和利益，牺牲个人，相忍为党、相忍为国。在经济建设上,周恩来主张实事求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冒进浮夸、急于求成。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他坚持正确的政策，成为党团结知识分子的凝聚剂。在统战方面，他联系的面最宽，团结的人最多，如同磁铁一样把党外很多人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在“文革”中,他更是成为党和国家的中流砥柱。在外交上，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绝妙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世界级外交大师，不但使朋友佩服，也使对手折服，甚至使敌人也不得不敬佩。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实际的主要领导人，领导党和人民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创建邓小平理论，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他具有深邃的世界眼光， 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16 岁就漂洋过海，西奔法国，北赴苏联，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后来投身革命，转战南北。50年代和60年代，他多次出访苏联并参与了中苏大论战。70年代，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前往联合国阐述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缔结者。中美建交之后，他又是中国访问美国的第一位国家领导人。1985年，邓小平提出“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13]878-879.邓小平坚持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世界眼光，可以说集中体现在“世界公民”的思想之中。首先，邓小平提出成为“世界公民”的政治前提，是对“中国人”身份和地位的肯定与坚持，强调“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同时，“现在的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这是邓小平提出“中国人”要成为“世界公民”的时代条件。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意味着自身民族性的丧失,而且只能是在保留民族性的基础上发展全球性；同时只有在拥有全球性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坚持民族性，这是一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世界公民”思想包括相互联系的三重内涵：社会主义中国必须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中国要努力承担起对世界的一份责任；社会主义国家应以本国建设成就对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一种只有既以5000多年中华文明做积淀同时又有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才能够达到的世界眼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由于我们以争做“世界公民”的姿态勇于参加经济全球化竞争，善于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来发展、壮大自己，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日渐增强。
与党的第一、二代中央领导领导集体宽广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相通，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领导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准确把握国际局势, 科学分析当今世界潮流, 把中国的问题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去思考, 从战略性高度来审视中国的发展问题, 从而提出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理论观点、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世界眼光，所以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包括了丰富的国际方面的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与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密切结合起来，是党的事业与当代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密切结合；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中国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 而且是对世界各国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 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而且主张, 各国人民携手努力,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说明吸纳和融合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是一个又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条件。
二、9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留下的深刻教训
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历程，不可否认，也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教训。
第一，防“左”、反“左”的意识长期淡薄。中国共产党在90年发展历程中，虽然犯过右的错误，但主要是犯“左”的错误。它主要表现在：（1）“左”比右好思维定势在党内长期泛滥，是防“左”、反“左”的意识长期淡薄的主要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曾产生过张国焘“左”倾关门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前期也曾出现过“左”倾关门倾向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搞党内阶级斗争，引起全国性动乱。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内存在“左”倾僵化观念，实际上毛泽东晚年“左”的观念的延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党内经过多次反倾向斗争，全党基本上树立起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反“左”与反右并重的正确观念。但是与此同时，在党的反倾向斗争中,也出现了“左”比右好的思想苗头。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 伴随着“左”比右好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强化，党内一度形成一种较为普遍的错误认识，“左”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右的根源是资产阶级思想，谁犯了“左”的错误，就说此人有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谁犯了右倾错误，就说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由此便派生出一个顽固认识：“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又派生出一个顽固行为：宁“左”勿右。（2）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现象，是防“左”、反“左”的意识长期淡薄的重要表现。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刮 “一大二公三纯”的共产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高速度，过分夸大党和群众的主观意志与精神力量，违背经济规律，以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重视和探索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以及变化了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面前， 搬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来搞建设，而不是去深入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形成新的结论，其结果必然是在实践中遭受挫折和失败。（3）述而不作,经典注释的治学学风是防“左”、反“左”的意识长期淡薄的表现之三。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满足于陈述前人的思想而不注重发展创新，述而不作，注经、释经的治学传统普遍地存在着，表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上，也习惯地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儒家经典来注解释义，并且一注再注，注上加注。人文社会科学或者成为领导人意志和现行政策的宣传品，或者限于讲解、注释经典著作。多少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只能是一种解释、一层意义，而不允许有多种解释、多层意义。这种述而不作“书斋式”的研究，使得僵化的经院学风长期弥漫于中国理论界,这严重地阻碍了人们用创造性思维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致使具有新思想、新创见的著作稀若晨星、屈指可数。
第二，长期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空想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误和曲折的思想根源。中国共产党执政90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一个时期里以理想代替现实，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超越现实可能，在指导思想上求快、求大、求纯，空想论不断发展。从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提出十五年超英(国)赶美(国)、1958年“大跃进”开始，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否定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否定等价交换，高指标，共产风遍及全国，空想论持续泛滥发展，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其间无论是毛泽东于1966年发布的《五·七指示》,还是1974年发表关于理论谈话，批判八级工资制和资产阶级法权，都是忽视了中国国情而陷入头脑中的“社会主义”的想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空想论，概论起来就是经济成份上求“纯”，利益关系上求“均”,发展速度上求“快”，政治上求“统”，空想论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照搬前苏联的模式。更深层次的理论上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对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对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不清、混淆了社会主义的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而引起的。
第三，个人崇拜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缺陷。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间，全党及全国人民盲目崇拜毛泽东达20年之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破坏巨大，对执政党建设有严重影响。毛泽东在很长时期里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和毛泽东对禁止个人崇拜是高度重视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禁止个人崇拜的思想， 党的八大上提出“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14]187。 1956 年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也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个人崇拜是“旧社会腐朽的带毒素的某些残余思想”，“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的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全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15]。但是，由于中国封建文化传统为个人崇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土壤和条件,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大跃进的严重失误、中苏关系的严重恶化，又使毛泽东面对这些问题有不同意见之时，把党内同志的批评与国外的攻击混为一谈，开始怀疑党内出了“修正主义”。随着对中央第一线领导成员不满情绪的加深和反修防修紧迫感的不断加重，毛泽东由反对个人崇拜变为逐渐接受、欣赏对他的个人崇拜，甚至在理论上提出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两种，“他是把对他的个人崇拜视为发动‘文革’的必要准备，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16]232
。然而，个人崇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化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特别是林彪、江青等各种政治力量以极“左”的崇拜语言、极“左”的崇拜形式、极端的手段推波助澜，通过鼓吹个人崇拜达到谋取个人政治野心。康生是现代迷信的始作佣者。1958年夏，康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员做报告时，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锋”的论调。1959 年底，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17]47-53
。1959年8月，林彪在中央常委会上指责彭德怀时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英雄。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1966年1月，林彪进一步鼓吹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此间还在部队大搞实质上是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神秘化的所谓学习毛主席语录活动，要求把毛主席语录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相继提出“天才论”、“顶锋论”，大肆宣扬“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超过了马列”、“三个时期与三个里程碑”，并要群众在领袖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把一切交给领袖来处置，对领袖无限忠于、誓死捍卫，这种蛊惑人心的煽动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和极大的危害。20世纪 60 年代中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毛泽东逐渐成为唯一的精神领袖，成为集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于一身、可以号令一切的最高权威，人们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能力，中国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已被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观念、情感和价值取向所覆盖。个人崇拜理论上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完全是脱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上严重禁锢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是反民主、反科学、反人类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有必要重温邓小平同志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作为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打破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的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主张不要过分突出个人，反对歌功颂德；主张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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