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对于中国来讲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人均GDP已经突破了4000美金，是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果说过去的30年我们从低收入国家成功的转向中等收入国家，实现了华丽的转身。那么在未来的10年乃至30年，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跳出中等收入的魔咒，成功的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转变。所以去年世界银行的行长佐立克到中国来曾经讲到：“目前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问题，要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比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更为困难。”所以佐立克也认为中国从低收入走向高收入的经验是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

　　那么我们过去的30年如果叫做第一次转型，那么是实现了三大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封闭的经济向开放的经济。但是我们这一种转型的代价，我们这样一种工业化的模式也是有很多隐忧，我们现在很大是世界第二，但是大而不强，我们很快但是快而不优。我们可以大量的生产商品却无法创造品牌，90%以上是贴牌生产。我们是强大的制造但是是低端的设计。去年十大科技产品当中首位IPAD售价是499美元，但是富士康加工利润只有11美元，仅为2%，我们现在面临五大失衡，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失衡，09年达到了极致，投资对GDP的贡献实现了92%，但是消费只有50%多一点。所以09年主要靠投资而其中主要靠公共投资，我们中央政府发起了4万亿投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7—8万亿，所以地方政府说这个危机来的太好了，我们干了很多年不能干的事情。所以靠这种高投资来保增长。另一个失衡是高工业化和低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官方统计是46.6%，但是实际上如果扣除农民工我们的城镇化率只有1/3，是9亿中国农民。另一方面失衡的是高价的城市化和低价的工业化，我们的工业化背后是靠廉价劳动力，是靠农民工，农民工工资只有市民的1/2有的地方甚至是1/3。所以我们的城市生活方式是高价的但是我们工业化是低价的。我们现在产能过剩，大量的产业是产能过剩，但是公共产品严重的短缺。

　　我刚才讲到从工业化来讲是低价的，但是城市化城市生活方式来讲是高价的。我们现在劳动报酬在GDP中比重只有39%，这个问题有争论，有人说低估了，可能有一定的低估但是比例非常低，最高时我们曾经达到53%，从53%下降到39%。我们收入差距，现在行业之间达到15倍，城乡之间名义的差距是3.3：1，但是实际上有人讲是6：1。如果从财产角度来看这种差距更大。那么还有我们的收入结构中间的财产性收入偏低，我们政府掌控70%的资产和社会资源，这样一种专有的结构导致了我们收入结构当中居民的收入结构财产性收入比重非常低。还有工资以外的附加特别多，五险一金等，所以有人讲企业给工人一只鸡，但是工人得到的只是一条腿。有人计算工薪以外的附加达到60%，就是100块钱企业给工人，但是工人得到的只有60，被五险一金提走了。那么我们这是讲的第一次转型。中间的隐忧和困惑，那么第二次转型向何处转？我觉得有五个方面的转变。

　　首先是制造业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是为居第二，但是我们制造业规模已经超过美国。那么怎么样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市场的转变，这是下一个10年乃至30年考虑的问题。第二是工业化导向向城镇化导向转变。我们现在收入最大差距，有人讲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那么这种城乡之间的落差潜伏着巨大的威胁，这是很大的瓶颈，如果我们解决这个瓶颈这里潜伏着中国最大的内需，所以要向城镇化导向转变。从低端产业向高中端产业转变，从商品的出口大国向资本的出口大国转变现在这个势头非常好，在2009年金融危机过程中间，我们海外并购，我们的企业海外拓展是逆势上扬。所以我们目标是怎么样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城市化过程加快导致城市问题的凸显，过快的城镇化农民失去土地造成城乡之间的差别移植到城市，鲜明的两极分化，产业结构困难导致升级的难题，金融体系的脆弱，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较低，劳动力转移的困难，所以佐立克到中国来讲，中国要摆脱中等收入陷井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城镇化，要成功实现劳动力转移。我们现在劳动力转移是两维的，劳动力在产业方面实现了转移，在地域方面实现了流动，但是我们农民工身份没有实现转变，所以我们叫做半城镇化，这种半城镇化怎么向完整的城镇化转变。一个是民族精神的缓慢与腐败，有媒体做过调研，认为最有可能诱发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但是第一是腐败，占52%。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所以贫富的差别和阶层的固化应该说是很重要的经济因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就会变成现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表明是日本和韩国做的比较好，还有亚洲的四小龙，中国的香港、台湾以及韩国和新加坡。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是在于他到了中等收入以后实现了国民收入的倍增计划。那么韩国在中等收入以后也成功的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消除过大的城乡差别。所以韩国和日本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摆脱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而巴西、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以后30年、40年都停滞和徘徊着中等收入范围，无法向高收入迈进。

　　所以，日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通过收入倍增计划形成了中产阶层。另一个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奥巴马讲，我们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的水平相当于美国1900年的水平，我们虽然总量第二，但是我们人均收入不到日本的1/10，我们这个地方要讲一个案例，也就是福特。福特当年一个很重要的，美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福特把工人的工资从2.3美元涨到5美元，福特当时只有2000万美元的利润，所以拿出1000万美元利润为工人涨工资，福特的思想是想让美国的生产福特车的工人能够成为消费者，能够购买福特车，所以工资涨了福特工人从工人变为消费者，所以福特的利润从当时的2000万涨到6000万。所以从此美国成为汽车消费的国家。所以，我们的经济转型从需求层面来讲，我们主要靠消费成为核心的力量，所以“十一五”规划提出来把消费摆在首位。在产业层面来讲我们要靠新兴产业、服务业和公共投资，这种新的增长点。从要素层面来讲，我们要告别靠廉价劳动力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走向提高劳动生产率，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创新驱动的阶段。

　　所以我认为转型要改变六个过度依赖，一是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向消费为主协调发展。第二是改变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这种大出大进的模式，实现商品的进出口和资本的引进来走出去，从过多依赖廉价劳动力的驱动走向创新，从过度依赖房地产支撑经济的局面走向多元支撑，实现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的代价向低碳、绿色发展。我们的经济现在是过度的依赖房地产，有人做过测算，如果房地产价格下降30%，房地产投资速度就会下降25%，社会投资就会减速6%，GDP就会下降2.5个百分点，地方财政就会减收15%。我们的转型需要有三个阶层作为社会阶层的崛起，一个是企业家阶层，我们需要企业家精神，我们需要中产阶层，我们需要农民工阶层，应该说30年前我们只有两个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30年后我们的这两个阶级。现在我们有两个新的社会阶层，一个是企业家阶层一个是农民工阶层，这是30年来社会结构变化当中的两个新阶层崛起，但是农民工阶层怎么富起来，然后怎么形成一个中产阶层这是非常重要的。

　　“十二五”规划中间最大亮点是提出了提高两个比重，提出了实现两个同步。这是“十二五”规划当中老百姓最关心的两个亮点，同时也是两个最大的难点。现在要提高两个比重这就意味着要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分配关系，要提高居民的收入，那么现在降低谁的收入？现在政府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如果加上2.9万亿土地出让金，加上其他的预算外，那么财政收入已经是达到GDP30%。美国1910年税收比重只占GDP10%，我们过去20年来，我们居民收入是迈出了半步，GDP是一大步，财政收入是两大步20%。那么我们国企、央企的利润是速度更快，所以不是同步的，怎么样由不同步走向同步，怎么样由53%的劳动报酬比重降到39%，这个局面怎么改变，这个是当前最难的问题。

　　我下了飞机以后去一个地方调查，房价从去年的每平米2400元现在涨到3500元，上涨了45%，那么在上涨过程中间，企业家讲人工成本上涨200%。木工现在每人每天300块。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提了几十年了，我们现在要看到现在是正当其时，市场倒闭机制会迫使我们改革，现在农民工工资涨的非常快，今天电视讲一个木匠工资月薪曾经涨到一万。我去年到200多家企业调查，大量的企业招不到工人，用工成本大大上升，但是我们要防止这种成本过快的上升影响企业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有一种倒逼机制，我们现在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孕育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有人说这一次金融危机会产生第四次革命。每一次金融危机也会孕育一场改革，这场改革会形成我们市场和政府两只手联手来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我的演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