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每逢春节，企业都会结结实实地遭遇用工荒。事实上，除了企业，家庭同样遭遇保姆荒，而且今年的保姆荒，来势更加猛烈。

　　当下，只要是大城市，到处都是一片“保姆难雇”的喊声。北上广这样的超特大城市自不用说，就连西部城市——这些大量家政服务人员传统的集中供应地——也遭遇了保姆荒。

　　来自当地媒体的消息称，在兰州，不少市民为了能及时招到家政服务人员，不惜重金。一家政公司的负责人称，往年只要1500元/月就可以找到一个有经验的保姆，但今年看来，很多有经验的保姆提出1500元/月工资“实在太低”，普遍要求涨工资。而即便在提升了工资的情况下，另一家政公司年前就职的近50名家政工人，目前也没有一个员工返回上班。在呼和浩特，一位刘女士说：“节前，我都出到快2000元钱一个月了，可是保姆公司的回答还是‘没保姆了’。”而在太原，经验丰富的月嫂甚至可以拿到近3000元月薪，但依然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山西省家政协会副会长吴根坤表示，太原市需要家政服务人员的家庭占60%左右，以该市目前存在的300余家家政公司算，只能满足一半家庭的需求。

　　这些共享温饱生活的保姆们（本文将所有类别的家政服务人员笼统称为“保姆”），为何在雇主们最需要她们的时候，选择了离开，或者待价而沽？仔细分析后，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几条主要理由：第一，工作辛苦，工资较低；第二，生活缺乏保障，很难扎根城市；第三，身怀技能简单，提升水平艰难；第四，工作无保险，人身无保障；第五，出门在外，孤单郁闷，思乡情切。

　　综合保姆行业的新闻调查，我们发现，上述原因中，第一和第五，是雇主可以部分解决的，也是保姆们可以通过“站街要求”和自我调节能够达到的；而其余三条，都是雇佣双方无法触及、更无法解决的社会难题：没有相应的养老、医疗、居住等社会保障，保姆们根本无法扎根城市，“候鸟式”的城乡迁徙，必然造成用工荒的阶段性发生，春节保姆荒就是明证；没有社会化的持续培训、提升，保姆们的职业提升空间大大受限，很容易造成职业疲劳；而家政服务工作面临的一系列风险，比如保姆面临的交通意外、摔伤烫伤触电等风险，雇主面临的小孩老人出事、家庭物品损坏等风险，都是这一行业无法回避的“后顾之忧”。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在给雇主们带来生活便利和情感满足之后，保姆们的“保姆”又在何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姆们同样需要保障其身心健康的“保姆”。

　　其实，如果我们放大了看，整个中国的民工群体，都面临着保姆们面临的困局。这一共同困局的存在，不但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而且制造了周而复始的用工荒。正如几天前我们推出的评论《“用工荒”板子不能只打在企业身上》文中所说的那样，打破这一困局，仅有企业的自觉和努力，远远不够，必须有政府调控部门的积极介入与引导，有城市的热情接纳和爱护，有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包括保姆在内的农民工，在工资增长、劳动权益保障、工伤和养老保险、有尊严地工作乃至住房、住宿、求学、就医等快速增长的生活成本等等这些相关因素方面进行有效地疏解和调控，才能避免“用工荒”的进一步蔓延。

　　2008年初，本报就推出《迎接“刘易斯拐点”时代到来》的评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今天包括保姆荒、民工荒在内的用工荒，在验证了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情况下，同时提出了“如何二次挖掘中国人口红利”的问题。

　　对此，经济学家蔡昉研究后认为，人口红利通过创造条件可以人为地保持和延长，即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教育与培训的扩大，未来中国还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并以此长期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汤敏预测，中国至少还有1400万个家政服务岗位，等待社会的挖掘。而中国的农民工总量，已在2.5亿人左右。如何激发这一庞大劳动力群体的动力和创造力，政府必须和企业紧密地站在一起，共同面对；城里人也必须和农村人真诚地站在一起，共同解决。

　　***注：此为发表于20110217时代商报三经论坛评论的原文，发表 http://epaper.lnd.com.cn/sdsb/20110217/index.htm 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