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美国人在研究日本企业时，在其一贯崇尚的科学与理性之外，遇到了类属东方文化的日本文化中柔性的和人情味的一面，于是企业文化理论开始兴起。因此，早期的企业文化理论，更多指向在严格的制度之外如何营造公司内部温情的一面。

　　而从我国企业的情况看，虽然多少年在“大张旗鼓”地建设文化，但是依然没有解决好科学和人性化如何融合的问题。由于我国传统的威权主义文化和道德主义文化的影响，我们在企业管理中可以发现两类比较典型的现象：一是基于威权主义的“暴君类”管理，二是基于道德主义的“温情类”管理。在实践中，这两类管理都是有害的，“暴君类”管理以“人治”为主，会对基于平等契约的理性“法治”带来侵害；而“温情类”管理一旦过了头，又会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造成过度的“虚假激情”，而妨碍组织的严肃性和制度性。因此，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任务，应该在两个方面努力：一是以平等的制度理性代替威权统治，二是实现在制度和利益边界清晰化基础上的人性化管理，而不是不顾基本权益简单地营造“家文化”。

　　关于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小托马斯·沃森在他的《一个企业和它的信条》里理出了四条原则：第一，每个人是自己的主人，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并为自己负责任；第二，人们进入企业的边界进行工作时，要按照社会化分工协作的原则听从工作中管理者的指挥。第三，这种指挥只是一种临时的劳动分工的结果，只是一种不同性质的工作区分，而不是人格的划等。第四，人们必须接受这样一种分工，并努力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否则就不能去分享与其他人共同劳动的成果；尤其是当自己没有完成组织的分工而给组织中的其他人带来损失时，他自己必须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