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最近撰文分析了中东新一轮民主化浪潮给全球可能带来的政治格局以及经济的影响，用自己所创的J曲线理论解释了最近埃及开罗解放广场“和平革命”面临的一些挑战。他认为，埃及这类威权国家通过放松政府管控，即通过开放本国社会以及深化与外界的融合来鼓励经济增长，但是他们也有可能会遭遇社会及政治剧变；若如果他们继续闭关锁国，则会严重限制本国经济实现繁荣的能力，而繁荣正是其政权长期合法性的基石，经济繁荣的削弱可能会造成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很明显，开放与稳定存在一定张力的矛盾。威权国家如何处理开放与稳定之间的关系，这事关政权合法性与稳定性是否可持续存在的问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在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伊恩•布雷默的分析对中国的转型还是有所启发，但其理论解释也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缺陷，至少对中国人来说。因为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异常复杂，几乎很难有人可以把中国人的民主诉求说得清楚。在我看来，即使中国人的民主诉求各异，但总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种大方向上，一类代表希望中国政府实现良治，普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提供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并不在意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还是其他政党执政，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会给国家带来巨大动荡与灾难；另一类代表希望中国实行“西式民主”，开放政党竞争，实行三权分立，他们认为中国不实行宪政民主就不会有前途。应该说，这两种政治态度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特别是涉及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应特别关注中国人对民主的态度，切不可以西方人的思维看待中国人的想法。

       开放既可以带来繁荣，也可以带来动荡，就如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里所言，极权国家的执政者最害怕的就是开放，开放会给封闭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动荡，进而造成政权更迭的风险。不过这种态度，在二十一世纪的威权国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执政者希望通过开放给社会与经济带来活力与繁荣；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社会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这就导致了威权国家的领导人采取了一种“温和的压制性”协调策略来改善开放与稳定之间的矛盾，这在中国尤为明显。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中国中央政府默许地方政府对民间集体行动的镇压行为，另一方面自己又出面安抚公众的情绪，并且许诺给予民众一些利益，还采取罢免部分地方官员或以反腐败的名义将一些地方官员送入监狱，以平民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北京高层那种忧心忡忡的危机感与暗地默许地方官员为非作歹之间的矛盾。不过，这样的策略也慢慢开始失效，失效的奥秘就是“魔高一丈，道高一尺”的利益博弈始终存在，民智渐开的民众正在逐渐识破威权执政者的诡计，采取了更加让执政者头痛的手段。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让威权执政者防不胜防，大量的信息“爆炸性增长”并自由地传播击破了威权执政者自己构建的“意识形态神话”，这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一旦民众的大脑独立起来，就可能迫使民众抛弃对威权统治的恐惧，勇敢地走上街头，用自己的声音表达合法的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诉求，只要这样的人足够多，那威权统治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