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私心与野心
——由修白的小说想到的
何同彬
当今的小说家必须要有一颗顽固的“私心”，私是私人、私语，有时甚至是私欲、是自私。因为“私”代表个人性、个体性，从本质上契合现代写作的真正归属，它培植小说家与整个世界的“敌对关系”，经由挫败、伤痛，酝酿时刻不能缺失的孤独感。
孤独，属于小说家，属于小说，读者被隔绝，在“私”的冷漠那里，作品始终意味着一种不可交流性。人不在场，时间不在场，甚至于世界也不在场。因此，孤独、私，冒着取消小说形式乃至小说存在的危险，因此，敢于拥有一颗“私心”的小说家并不多。多数当代小说家的心更像“野心”，但又不是恰当的“野心”。
小说在起源那里显然不是“私”的，但那种街谈巷语的民间性尚且维持一种难得的自由、活泼，一种局部的“私”。当小说参与“革命”了，嵌入历史进程的宏大虚构了，那启蒙、教化、训谕等功能就把小说家的“野心”放置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了。实现这一野心的工具就是“写实”，是无所不在的现实主义，这是小说的源起，也是它的原罪。写实的野心让作家面对现实的时候，习惯性地扮演聪明的观察者、清醒的冷眼旁观者，甚至是洞悉一切的智者。
小说家并非不可以有野心，但野心必须建立在私心之上，是私心统摄下呈现的野心，也即小说家在“私”所构筑的个人空间中重构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重构不是比改造社会、宣传普世价值更具超越性的野心吗？
我们可以在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卡尔维诺等诸多现代作家那里看到私心和野心的辩证，当然，这一特性在女性写作那里同样适用，甚至于更明显。
女性写作必须有性别意识，有一颗女性特有的私心，但这一意识、这一私心很简单，就是——“我”是女性，仅此而已，过度强化或变成针对社会结构改造的野心，就会很危险。比如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性别意识一旦主义化、进入权力的层面，就会成为战争，徒劳无益的战争。
当然，这并不是要求女性写作的主体“逆来顺受”，她们有自己恰当的野心。
伍尔夫要求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在厨房，或者在半掩的房门背后用吸墨纸盖住未完的手稿，仿佛在风雨飘摇的小舟上歌唱”，这间屋子即便简陋，那也是私人的、私有的，任何其他人不得进入，女性可以在那里歌唱、哭泣、沉思、写作……她们是自由的，同时更感孤独，孤独并不激发回到秩序的冲动，而是构成封闭。
对于女性，对于女性写作者，由私心引发的空间封闭是多么危险，因为它几乎不存在恰当的、适可而止的限度，它几乎总是需要“奋不顾身”。如伍尔夫那严重的忧郁症、杜拉斯的吸毒、张爱玲的与世隔绝、三毛的流浪……当然这种危险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尽管这的确非常“残忍”。而另外一种危险则会损害小说的质地。
封闭的危险还在于私心的过度沉溺，沉溺与野心的过度相反，它往往体现为抒情的不可遏制，一种稍显浅白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弗罗伊德主义……自我的封闭与社会的封闭类似，妇女解放主义者弗里丹把那些困守家庭的女性特征命名为“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那私心过重，或仅仅被私心封闭之后发出的生理的喃喃自语、矫揉造作，不也是另一种待杀的“家庭天使”吗？所以，私心之下的女性写作仍旧需要野心，挣脱空间束缚、避免过分地自我依恋。
对于女性写作者而言，是否只是需要“一间自己的屋子”呢？当然，她们需要走进“一间自己的屋子”，那总比快乐地生活在男权的穹顶下要更具个体性、私人性，但走进那间屋子的“私心”之后，就需要走出屋子了，或者说，那间屋子已经不再重要，甚至于不再存在。私心必须培养自己的、更为广袤的空间意识，在关于性别的“小叙述”（petits recits）中建构内在的新的宇宙关系，重构人的存在形态，以“保护人的具体生活逃脱对存在的遗忘”（米兰·昆德拉）。
这是我阅读修白小说时所想到的，也是我们诸多交流之后的一点似乎过于宽泛的心得和建议。
《红披风》和《缓慢的激情》是她的两篇近作，清晰地反映着修白突破自身写作困境的尝试和努力，在这两篇小说之间还有中篇《老枪》，它的出现就更加显现了修白小说意识蜕变的艰难和“凶险”。
修白也陷于私心和野心如何平衡的普遍性矛盾之中。
那种无所事事、漫无边际的“散漫”已经开始在《红披风》中出现，这些貌似“毒素”的东西，实质上对于修白突破女性写作某一瓶颈的目的来说，无意中成为一剂良药。散漫看似会将小说导向结构的碎裂，但碎裂也有意无意地将一个讲故事的圈套揭穿，在叙事的游移处，写实的野心才会消退，而一个女人那惝恍迷离的私心才有可能显现。
《红披风》之前，诸如长篇《女人你要什么》，中短篇《友贵是上海人》、《产房里的少妇》、《手艺人》、《不想分手》等，修白似乎在努力表现自身描摹世情的精到，而她也的确是一个现实生活、尤其是两性情感生活的敏感者；她习惯于从灵与肉、现实与理想两个极端，窥看人性那些可悲的本性如何相互遭遇、相互碰撞又相互伤害。
为什么说一个女性投身于写作会更加危险，因为她们在区分生活世界和小说世界方面，将遇到来自时代和个人心理的更多的阻碍。修白显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最初的她非常希望从她细腻而投入的生活经验中，窥测世俗生活、世俗男女那些不易把握的秘密、那些危险而琐碎的游戏。但这种写实的欲念，会将她带向现实主义的原罪那里，会将她的小说带向“镜中现实”的危险处境中。
“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本雅明）修白的小说，与同时代大多数的小说一样，似乎已经足够“丰盈”，但这些丰盈都太过“轻盈”，以至于在生活的所谓深度探析后面，并没有现代生命那“深刻的困惑”。作者们都显得过于自信，故事那些强烈的画面感、逻辑性试图达到精确再现生活的“野心”，但这些野心往往违背了小说中故事的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就是本雅明所定义的：讲故事艺术的一半奥妙在于讲述时避免诠释。
修白在世俗生活面前目光犀利，但这种犀利会培育诠释生活的过度的热情，这在修白多数小说之中非常明显。看起来，修白是在以女性的视角犀利地诠释生活、再现生活，但事实上女性作为主体，本质上是缺席的。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写实的野心没有以私心为基础，反而以诠释的热情和成就感压制了一个女性那脆弱的私心。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女性写作者的修白还没有主体的觉醒，进入现实生活叙述核心的她，不可避免地处于男权结构最“暴虐”的地带。
所以，我们看中前期的修白作品，能看到她的身影并非形单影只，她处在时代写作那难辨彼此的人群中。没有私心，就难有孤独。
事实上，修白的私心无处不在，但它们缺乏来自写作者那里的凝聚力，同时被她写实的野心所笼罩。譬如《两个人的墓地》（2006）就很特殊，它的存在早就证明修白是有能力成为一个拒绝交流的“自私”的写作者的。
《红披风》是一篇突围之作，散漫的“良药”首先就对小说的整饬的形式感构成了威胁，但这种意识不够自觉，使得突围缺乏力量，抒情虽然突出，但还不够锋利，不够“肆无忌惮”。《老枪》的出现，就是明证，修白无疑在怀疑自身的突围是否合理，是否能够成功，是否是合乎规矩的，也许，重新回到写实的野心那里更安全。但在《红披风》那里，小说家的私心已经被唤醒，一旦被唤醒，它就会在一种特殊情境中被激化，然后膨胀，然后就有了突围成功的可能……
在《红披风》的结尾：“……巅峰时刻，他把剑刺进牛的心脏，也刺进我逐渐崩溃的子宫”，就如美国女作家伊娃·恩斯（Eve Ensler）的《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宣告。一切女性的本质性觉醒都是以身体的觉醒为前奏的。
“写你们自己。必须让人听到你的身体。只有那时，广阔的无意识资源才会涌现出来。”（西苏《美杜莎的微笑》）身体是生理的，更是心理的，它释放想象力，释放“私欲”，以到达“私语”、“私心”的女性意识那里。在修白的新作《缓慢的激情》那里，身体已经开始接近觉醒，而且也已足够肆无忌惮、奋不顾身。
从“散漫”到“缓慢”，对话大量减少，心理描写增多，内心的战争此起彼伏；世俗的场面让位于唯美的内心，自我倾诉、自我倾听的决绝几近不可遏制……如果仅仅把这一切看成是突兀的、冒失的浪漫主义余孽，那可就低估和误解了它的出现对于修白的意义。一个女性写作者的私心前所未有得勇敢和坚决。
但一切只是开始。《缓慢的激情》是一部成功的突围之作，而成功仅仅限于突破写实的野心到达抒情的私心，私心虽已经浓烈，但还没有稳定——封闭且理性的稳定。正如前文所述，私心的过度沉溺以抒情的不可遏制为表象，抒情的剧烈可以是突围的手段，但万万不能成为写作的习性，那将会刚从现实的牢笼中走出，就迈进情感的牢笼。中国诸多女性写作者的私语写作，过分的自恋、自怨自艾、自言自语都是这种病症的显现。修白应该有所警惕，切莫让私心重新变成另外一种畸形的野心。
此刻，属于修白小说写作的关键时刻。她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一间自己的屋子”，另一只脚是继续踏进，还是仓皇退出，我不得而知。当然，我希望她变得越来越“厌世”，急切地躲入那间静谧但孤寂的房间。未来，她也许能够从那颗可贵的私心中走出，离开房间并非重入俗世生活，而是不再需要房间就能守护自己的孤独、不再依赖生活就能避免对存在的遗忘……
作者简介：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讲师，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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