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陶和瓷落泪
何鑫业
一个人，因亲人的突然失去或重逢，导致在众人面前痛哭流涕，那应该说是常事，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突然出现或者瞬间消失的活生生的人。我不知道，当一个人面对一件陶瓷制品，确切地说，是面对一只宋永和窑的剪纸镂花盏时，竟然会泣不成声，那是因为什么缘故？莫非他将这土做的泥坯视作肉做的亲人了？莫非也有那种一见之后便会使内心发痛鼻子发酸的东西存在？
有人说，肯定是那人知道这只盏的价值，它可以使他受用一生。事实是，这只盏并不属于他，而是陈列在一次巡展的玻璃柜里。我当时在他身边，算是他落泪的人证。
那么，是什么使一个成熟健康的男人面对一只泥土烧制的瓷盏后潸然落泪的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们只知道，无论瓷还是陶都是经泥加上水伴以火烧制而成，东方人相信金木水火土，这一简单烧制的过程中先已有了水火土，再加上火由木而来，伐木和取土又必用铁器，这样，中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统一的五种物质－－五行，便在陶和瓷上一应俱全了。
那么，这位成熟健康的男人是为的陶和瓷上的“五行”，才落的泪，而非陶和瓷本身？这个问题还是不好回答。众所周知，做陶和瓷必要有窑，窑又必需火，火作为生存媒介虽排在“五行”的第四位，可在日常生活中却因其每日的必不可少，又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水）。火，因木而生，因风而起，因水而灭，因钻研而再生（“钻”木可取火，“研”石也可取火），这和人的能耐、遭遇、追求，非常相似。
此外，陶有“包浆”瓷有“火气”，这两者都是鉴别陶与瓷年代的不二法宝，原因不为别的，就因这两者都是需要“五行（金木水火土）”在其中的日月“运作”。
因此，我们不妨可以说，当我们面对一件陶器或者一件瓷器的时候，我们“所见”的远远不止一件“陶的器”或者“瓷的器”，就像我们天天面对自己的家的时候，其意义也远远不止面对家的释义——一幢房子或者一间屋子，一张床或者一袭罗枕——那么简单。考古学由此而生，人类形态学亦由此而生，我们方觉古人的“天陶地瓷”并非哗众取宠，由此也隐隐体味到陶工们所说的南瓷北陶和玩陶（瓷）者们所说的南瓷北陶是不尽相同的。
制陶（瓷）人是从泥的成分、取火用的木的质地、当地的气候以及南北人的不同习性来看所谓的南瓷北陶的。而玩陶（瓷）者们仅从陶和瓷的器形、釉彩、图文以及陶和瓷表面的粗疏、细腻来作南瓷北陶一说的。立场不同，自然观点不同，身临其“境”不同，自然感受也不相同。
制陶人与玩陶者基于“陶和瓷”的另一个不同是：制陶人是依仗器具来实施制陶的，陶是一种篱笆，可以星夜罗致，纵横起事；而玩陶者则是傍着钱与款来弄陶的，陶是一种飞禽，可以落在篱笆（陶与瓷）上，也可落在水流（文与史、时间与朝代）中——简言之，制陶是一种“活”法，而玩陶则是一种“玩”法，制陶人有痴迷至言陶必笑者，玩陶者也有狂热到说陶就嚎啕大哭的人。
唐人陈子昂，偶遇少年时好友甄某，萌发与其同赴故里梓州“完誓”的计划，两人星夜启程，行至今日的禹州，一场变故阻止了计划的实施。禹州，唐时为禹县，是钧窑的产地。时，甄某被钧瓷的“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吸引，在酒坊结交一詹姓窑工后，入窑探究“窑变”时意外死去。陈子昂悲痛欲绝，痛骂“窑变”为“人巧者”——所以，对陈子昂来说，“窑变之器有二、一为天工，一为人巧。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人巧者，则工，故以泑作幻色”。所以，对陈子昂而言，说陶和瓷就是说钧窑，说陶和瓷就是说天时地利；说陶和瓷，等于就是说“独怆然而涕下”“念天地之悠悠”。
一个写剧的文人面对一只宋朝的盏拭泪，原来他有无数个类似“罗衾不耐五更寒”的细节在催他动情；一个写剧的文人面对一只宋朝的盏拭泪，原来他也有无数个类似于“陈子昂禹州遇变故”的细节在催他“怆然而涕下”——除了制陶人与玩陶者，原来，还有一种人叫写陶者。
我们不落泪，当时大厅里的所有人都不落泪，原来是我们不懂这只盏是怎么回事，没有落泪者的“细节”，在落泪者面前，我们是无知和麻木的，不“配”落泪。
而作为那只有个好听名字的盏，它见到我的友人为它落了泪，起码它应该是欣慰的。因为我是友人落泪的人证，它便是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