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有一项对国家命运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平反冤假错案”。这项举措启动了改革开放，没有“平反冤假错案”，就不能把人们从多年的高压下解放出来。解放了的人们也才有胆量进行“改革”，才有胆量去“开放”。虽说这是党中央的政策，但贯彻这项政策的人最为关键。“文革”刚过，“两个凡是”的阴影未除，“解放思想”还在艰难起步，忽然要查陈年旧案，给冤枉了十几甚至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翻案，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我有幸遇到了陈冰同志。
我是因1957年在那時西北权威的文学刊物《延河》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而打成“右派分子”的。这个“打”字相当于今天网上的“板砖”。“板砖”是由官方挑弄指挥的，能决定人的生死存亡，其猛烈与可怕可想而知。我的“右派”是被《人民日报》点名的，故而受到严厉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63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又“升级”为“反革命分子”，罪名是“右派翻案”和“知情不报”。到1978年给右派分子“改正”时，有关文件规定，当初打成右派的人又有新的罪行，不应予“改正”。这样，在文学界著名的右派如王蒙、刘宾雁、邓友梅、李国文等都获得“改正”后，我仍然未能“改正”。那時我已42岁了，40岁前，我在生产队是拔尖的劳动力，能揹200公斤粮食，挖渠清淤总是我第一个完成任务，割水稻一天能割3亩（现在说来恐怕没人相信）。而人过40，体力明显下降，劳动上拼不过年轻人了，怎么办？很发愁。这时，我的一位好友叫冶正纲的来农场看我，他原来是宁夏惠农县副县长，1957年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两次劳改都和我在在一起，平反后在宁夏伊斯兰教协会工作。他说，现在向报刊杂志投稿，对作者的“成分身份”查得不严了，只要文章好就会采用，你何不写点小文章投给报刊碰运气？你的文章要是发表，就有人发现你还“识文抓字”（宁夏方言），现在学校正缺教员，说不定能把你调去教书呢。这真如醍醐灌顶，我马上照他的指点，夜间趴在马料桶上写了一篇四千字的所谓小说投给《宁夏文艺》，没想到第二个月就发表在头版头条。果不其然，我头上的两顶“帽子”未摘，农场就把我调到子弟学校教高三的語文课，彻底摆脱了体力劳动，同时，也使我恍然大悟：22年前我只写过诗没写过小说，22年后落笔居然能写出“小说”！这是“小说”的话我还能写！1978年的《宁夏文艺》连续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我三篇小说，终于撬动了给我平反的杠杆。宁夏党委宣传部、银川市检察院、银川市公安局、宁夏党校（代表我原来的工作单位“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我目前所在的单位南梁农场，五家单位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经调查，我的“反革命分子罪行”完全源于“右派”问题，所以还算是“右派”，应在“改正”之列。
这个调查小组是怎样成立的呢？原来，陈冰同志時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书记，主持宁夏的文教宣传，《宁夏文艺》当然是他每期必审的。他看到我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就问：这个张贤亮是什么人？小说写的不错！下面马上查询，一问，我竟然还戴着两顶“帽子”，既是“右派”又是“反革命”。陈冰说，不对！从小说看他还是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仔细查查，该给他平反的还要给他平反，所以，五单位组成的调查组是由自治区宣传部牵头的。我的问题都解决后调到宁夏文联，当上了《宁夏文艺》的编辑，他召见了一次。
我22年来见过最大的官不过是县级农场的场长书记，突然见了这么大的“大官”，不禁诚惶诚恐。我記得接见我是在他的办公室，刚迈进办公室我便不知所措，而陈冰同志居然站了起来摆手让座，还叫他的秘书给我倒茶，这稍稍平息了我的不安。抬头打量，“大官”陈冰与我在报纸上见的主席台上正襟危坐、满脸挂霜的领导人很是不同。高瘦清癯，戴副眼镜，风度儒雅，斜靠在办公桌后的沙发椅上，以一种闲散的姿态和我交谈。虽然我的个人历史他早在档案上知晓，但还得从这个问题谈起。我谨慎地用平和的语气好像说别人的冤屈一样述说了一遍，谈到过去断章取义、指黑为白、无限上纲制造冤假错案的经过，他竟忍不住失笑，变成“谈笑风生”了。确实，对过去荒诞年代也只能一笑置之。但他可以谈笑风生，我这廂只能以苦笑配合，不敢放开来大发议论。问到我目前的情况，我忙答之曰“很好很好很好”。他又说了些勉励的话，并没有引用《毛主席语录》和政治术语，而是引用古人的事例和古人的名言，这些我虽早已熟悉，但从这位中共“大官”口中说出来，简直是“闻所未闻”，我不断点头称是。当问起我“改正”后得了多少“补偿”时，我答以“300元”，他的笑容中忽然露出歉意。含冤22年，九死一生，最后以300元结清。我不清楚当时的300元折合现在的币值应是多少，只記得那時我当农工的月工资是32元，调到学校教书因是“以工代干”，不是正式教员，月工资提到36元，“农贸市场”上鸡蛋是1元5枚，300元可买1500枚鸡蛋，折算下来，22年“冤狱”补了不足一年的工资，或说是给我“补偿”了1500枚鸡蛋。陈冰同志毕竟是中共“大官”，这时就板起面孔教导我要理解国家经济困难，还说“吃吃苦、劳动劳动对你还是有好处的”等等。我忙说“理解理解！有好处、有好处！”但陈冰同志那時就表现出官员们身上少见的人情味，想在经济“补偿”之外再给我些补偿，问我现在还有什么要求。因为有了前面半小时轻松的铺垫，我才敢于提出，把我押去劳改后，我九岁的妹妹因家中失去经济来源，母亲不得不把她送到兰州的甘肃省京剧团当小学员，毕业后分配到甘肃最贫困的定西地区文工团，我试探地问，能不能将我妹妹调到银川来工作？陈冰同志马上爽快地答应：当然可以，这就叫人办理调动手续。于是，不到两个月，我妹妹就从中国著名的最贫困地区调来银川，到宁夏群众艺术馆上班了。
我结婚生子后，陈冰同志还以患哮喘病之身登上四楼来看我。那真叫“光临寒舍”，而陪同他的有宣传部副部长、宁夏文联正副主席、秘书、警卫一群人，他见好些人无法落座，就寒暄一番，没说几句话便告别了。时间虽短，但对宁夏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接着，就出现了因我的小说《灵与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說奖后，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争取拍摄权的问题。本来，我已同意长影厂将《灵与肉》拍成电影，并与长影厂的编剧李玲修谈了构思，她把剧本的初稿都写好了。没想到我在北京开会时谢晋跑来找我，说他一定要拍这部片子，上影厂已经列入了当年的拍摄计划。我虽然非常敬重谢晋，但也只能说没办法了，人家已经把剧本写出来了。谢晋问，你们宁夏的宣传部长是谁，我说是陈冰副书记兼任宣传部长。他一拍大腿喊好，这就有办法了，我找你们书记去！从北京回到银川，很快接到通知，陈书记要见我。这次到他的办公室，陈冰同志竟迎了出来，笑容可掬，落座后連声说：算了、算了！你就把《灵与肉》交给谢晋吧！谢晋是我老朋友了，我在浙江金华地区当宣传部长的时候，他在金华拍《舞台姐妹》我们就认识了，还给他帮了很多忙哩！我问，那怎样跟长影厂交待呢？陈冰同志说你不用和他们多话，就跟他们说是宁夏领导指定的好了。有他的话我等于奉令行事，也正合我意。这就是谢晋能拍摄著名影片《牧马人》的起因；没有陈冰，就没有谢晋的《牧马人》。幸好1981年《合同法》不仅没有出台，全国上下连一点合同契约的概念都没有，何况我也没有和长影签约。
陈冰同志应该是《牧马人》还没有到宁夏拍摄就调到天津当副书记的，不然，陈冰肯定会接见谢晋的摄制组并合影留念，而我手头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陈冰同志到天津后直至退休回杭州，这中间我们还见过几次，都是他请我吃饭，席间谈些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我见了陈冰同志总有一种“恩造”情结，虽然后来我见过不少比陈冰更高级别的“大官”，跟他们我还能畅所欲言，谈笑自如，而和陈冰同志在一起时我总会觉得比他矮一截，不敢放肆，这就失去了我们真正交心的机会，现在想来是个很大的遺憾。但不论怎样，陈冰同志是我的自传和传记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在我命运的转折期起过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