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农地，解放农民:全在科学给力
文/管益忻
如果说始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真正把中国经济导入了高速发展快车道的话，那么，在今天，当一个新的三十年启步——世界范围经济危机尚未完全消褪之际，我们又该给以怎样方略来撬动新一轮健康、高速发展的时代列车呢？！本人以为，科学、严密地透视中国经济所面临之种种问题似可找出相对中肯的答案：首先，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必须安全、顺利地绕过；其次，从出口拉动、投资拉动转向以消费拉动为主是解决包括贫富差距在内的民生诉求以至社会稳定难题的根本途径……
然而，时下最为紧迫的焦点之一乃农地问题之如何解决。农地是沉睡的资本，这点已成共识。早在
据悉，国土资源部对成都“地票”交易的直接叫停，首要的原因在于土地价格被过度地抬高，日益彰显出其土地炒买劣迹。与之相反，重庆地票交易价格则一直控制在单价10万元左右，远未被哄抬到成都那么高的水平。显然，两地“地票”运作、交易机制的相异导出根本不同的竞价结果，也最终招致了二种不同交易的不同命运——成都地票被叫停，重庆地票在继续。
与地票交易同样涉及农地流转概念的另一个试点区域——山东诸城——这个曾被视为“样板”的农村社区化先驱，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尽管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对其给出了高尚的赞美：诸城市在2007年找到另一种焕发市民活力的良药，这些农村社区文化活动改变了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习惯，新文化氛围的改变，丰富了他们的生活。而时下则有人揭穿了它的“底”：这是人们在土地需求紧张的现实加上政策执行中涉及建设用地指标的占补平衡问题，而特意导演出的所谓农村社区化的剧目，其背后的真正动机乃“看上了农民的那点地”。
说到这里，让我们听听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同志的“认为”吧：眼下的这场拆农民房的运动实际上是对“增减挂钩”这一政策的曲解。“增减挂钩指标置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必须强调：新置换的建设用地指标必须纳入年度计划；通过增减挂钩指标置换获得的土地收益必须全额返还当地人，不许截留，因为这不是征地，而是农民的建设用地；该政策是为了保证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所以置换只能在县域范围之内进行，不能往中心城市发展扩散。
一时间，关于农村社区化以及地票交易的风波，俨然成为了经济生活中最为敏感的话题之一。笔者以为，毫无疑问，村庄社区化是一个不容逆转的大趋势，农地流转也是富农政策的根本路径之所在。而具体到地票交易的存续与否，至为关键环节还不仅在于土地最终成交价的高低，更要看农地流转的过程中是否坚守了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至高原则。如果能将从农民手中置换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级差地租的累积并最终拍出高价，仍然并且以高额补偿返还农民，这当然是好的，是对的，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某些地方干部在这个过程中有否为其政府单方牟利甚至仅仅是为一己（一小撮）私利而掠夺农民之投机行为——人们心目中一个又一个的大问号是难以抹去的！至于农村社区化是不是必须要在县域范围置换，则不一定。事情是明摆着的，这样做一方面不利于级差地租的大幅度上涨，同时也不一定能够应合必须的市场化诉求。
在目前的经济情势下，要想解决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并最终避免陷入中等发展水平陷阱，从更大视野上对农地流转进行更为深层的研究和探索，是一项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盘活国人手中的农地这一资本巨鳄，使农民从现在的弱势地位中解放出来，也必将给中国经济下一个三十年的增长带来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新增长点，这些或者都要寄希望于农地——这一沉睡的资本的彻底“解放”。解放农地，从而解放农民，必将使整个国家之生产力得以解放，使中国经济从而中国模式实现新的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