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画，起自王维，终于吴昌硕，纵横1200年；中国的文人画，抱负为上，画次之，尔后荡气回肠；山河破碎、商女国恨、社稷宠辱、天人悲悯、虫鸟冤屈，尽在其咫尺中……

 

西湖见证，吴昌硕的题襟馆

 

何鑫业

 

一种声音：海派国粹文脉

 

2010年2月27日，上海国际文化传播协会、吴昌硕艺术研究协会、吴昌硕纪念馆，联合在中国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举办“海派国粹文脉绵延――吴昌硕四代书画篆刻展”，专家呼吁：海派艺术源头是吴昌硕，中国应有海派艺术博物馆

 

清朝末年，上海画坛名家吴昌硕领衔沪上书画家，结社题襟馆。1904年，西泠印社创立于西湖孤山。1913年，时任社长的吴昌硕在印社筑屋，题名“题襟馆”。

题襟馆是西泠印社最早的雅集之地，吴昌硕是西泠印社的第一任社长，当年，盛名之下，海内外印人云起景从，入社者均为精擅篆刻、书画、鉴赏、考古、文字之专家，包括：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商承祚、杨守敬、盛宣怀、康有为等，众星捧月，星光璀璨……

吴昌硕毕生倾其书、尽其石、囊其墨，刻摹无数。吴昌硕最近的一次画展，发生在2010年2月27日，发生地为上海。该次展览，展出吴昌硕先生真迹40余件，特别是其84岁创作的水墨花卉果蔬十六幅册页、水墨花卉四屏、书法石鼓文四屏和吴昌硕篆刻印章八枚等，多为首次展出。

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在画展论坛上拿出一块砚台——这块名为“紫云”的砚台上不但有吴昌硕先生的砚铭，更有吴昌硕先生至交沈石友以及清末艺术家邵松年的砚铭——在去年西泠印社秋拍上，这块紫云砚从100万元起拍，直至548万元成交，创下了中国砚台的世界最高纪录。

沈石友是清末著名砚藏家，吴昌硕曾为其铭刻了150多块砚台，成为艺坛佳话，这块砚台便是三位艺术家的交往实录和友情见证，价值不同凡响。沈石友藏的150多块吴昌硕铭砚，上世纪20年代就流到了日本，在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绝大部分毁于战火。所以，拍得这块砚台的藏家仍觉得不贵，相信未来仍会创出更高的价格。

吴昌硕以诗、书、画、印闻名于世，人称四绝。画多写意花卉，偶及山水人物；书法擅石鼓文，朴茂雄健；尤精篆刻，雄浑苍劲；诗作被人赞为“如菊之凌秋，枫之经霜”——吴昌硕早在100年前就有了大量日本粉丝，中国近现代艺术家中，也以吴昌硕先生在日本的影响力最大（据考查，至今仍有几千件吴昌硕作品留在日本）。当年，日本最著名的国际百货品牌高岛屋，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多次举办吴昌硕作品展，商务订数达上万件。

画展期间，有学者呼吁，希望通过该次吴昌硕艺术展，来呼吁重视海派艺术的弘扬，以当今中国的实力，有理由期待出现一个海派艺术博物馆：“记得，有一次陪同一位日本友人在沪参观，出于对海派艺术的崇拜和向往，日本友人提出想参观集中展示海派艺术的展览馆，但偌大个中国却没有找到一处能集中呈现海派艺术的展馆”。

海派艺术，出现于19世纪末与上世纪初，主要指海派书画艺术，代表人物为张子祥、赵之谦、胡公寿、虚谷、任伯年、蒲华、吴昌硕等。海派画家的风格，一为色彩运用，二为以书入画，他们将明清以来的写意水墨与强烈的色彩融为一体,形成雅俗共赏的新画风，同时加进了新兴时代商业性的市民趣味。

海派画家群是中国古典绘画向现代绘画过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站在这个重要环节十字路口作指路状的人，便是自称闲人、老缶的吴昌硕。

 

一个画斋：西泠题襟馆

 

刀锋中嶙峋一个闲字，笔端间恣意一具钝印，题襟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看石居它是面湖背山，木头搭就；读书画它是墨分五色，夕阳跃纸；说金石它是刀锋闲字，恣意钝印；论魂魄它是戏剧唱曲，孤山传世。

 

题襟馆，又名隐闲楼，建于1914年。室内嵌有印人丁敬《砚林诗墨》刻石，书画大家任伯年画作以及吴昌硕刻石《饥看天图》。馆与鹤庐贯连，经鹤庐下的拱门便可到达里西湖。

题襟馆，筑于杭州西泠印社内，早年为沪上书画家一社团雅号，后移称馆名，形制为典型的江南园林建筑样式，面积约70平方米，东临楼外楼，南朝西湖，馆内藏刻石、字、匾等（“题襟馆”匾额由晚清金尔珍题书）。

吴昌硕每临杭州，必扶阶孤山，攀石题襟馆，或搁笔远眺，或卷纸近思。他曾说：“居于此，则湖山之胜，必当奔集于腕下”，感慨“天下山水均有己貌”之余，认为“画当出己意，摹仿随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

如今，莅临题襟馆，世人无不感佩其简朴清雅的气息，长衣布鞋，平头短髭，一如吴昌硕先生之形象、为人。而古往今来，世风日变，长长百年，窗楣与瓦楞间回荡的还是文人书家的率真和旷达。如题襟馆前馆联所云“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便是对自身情状的写照。

说西泠之题襟馆，这里，必说上海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亦称海上题襟馆）。该“海上题襟馆”，是清末上海一个规模较大、活动频繁的书画金石团体，它的前身是1910年成立的中国书画研究会(又称上海书画研究会)。

海上题襟馆成立后，先后云集了上百名书画金石家，包括汪洵、吴昌硕、哈少甫、倪墨畊、王念慈、夏小谷、沈和卿、王季眉、余德屺、王一亭、商笙伯、黄山寿、赵云舫等，可谓济济一堂。有人回忆：“当时，一张大型的长方书画桌周围，总是挤满了人——有作画题诗的，有评品议论的，有相互交谈艺术创作心得体会的，一直要活动到接近深夜时，人们才告离去”。

题襟馆的会员，常将收藏的珍贵书画印章拿到馆里陈列，彼此观摩研究，有时为鉴别一方古印、一幅古画或古字迹的真伪，彼此争论不休，各抒己见，学术气氛颇浓。书画掮客亦几乎每晚必拿许多书画金石古玩到馆里兜售，题襟馆也替会员经办书画金石作品的销售事宜，外地来上海以卖字、画、印为生的职业艺术家，一般也通过题襟馆得以代订润格（旧指为人做诗、做画所定的报酬标准）和介绍书画金石的销路。

海上题襟馆的首任会长是汪洵，副会长为哈少甫，汪洵去世后，由吴昌硕继任会长，哈少甫、王一亭任副会长。海上题襟馆最初的会址即为中国书画研究会的商余雅集楼上，民国后改设在四马路三山会馆(今福州路云南路口)间壁。1913年，吴昌硕任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1914年，印社立二十八印人画像石，重建四照阁，募建隐闲楼(即西泠印社题襟馆)，自此，活动大部移至杭州孤山。

1914年至1925年，吴昌硕在题襟馆吟诗作画，撰学治印，佳品迭出，先后有《西泠印社图》《西泠印社记》《隐闲楼记》等问世。还兼收并蓄徐渭、朱耷、石涛诸家之长，独开了大写意花卉的门径，并将数百年印学流派推向某种极致。

1915年，日本长崎、大阪首次展出吴昌硕书画，并仿题襟馆造屋；6月获赠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吴昌硕铜像(后由吴转赠印社)，放置题襟馆；1923年，题襟馆曾募捐修理，同时建鹤庐、阿弥陀经石幢、入口半坡石坊等。

1924年10月14日，题襟馆迎来了世界文学巨匠泰戈尔。当时，泰戈尔从“上海来杭，……在饱览了杭州的湖光山色之后，乘兴到西泠印社，落座题襟馆。……陪同前往的有印度国际大学研究院院长沈教授、艺术院院长波斯教授、美国农学家爱莫赫斯，以及中国作家徐志摩、瞿世英和王统照等人”。

至今，泰戈尔书房的墙上依旧挂着两幅中国山水画，画有松荫亭榭、小桥流水，亭中有几位老翁执卷闲坐——据泰戈尔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泰戈尔从中国杭州一个叫西泠印社的地方、带回的数十幅名画中的两幅。纪念馆还珍藏有西泠印社一位金石艺术家为泰戈尔刻的两方小石印，上面都刻着竺震旦三个字（“竺震旦”为泰戈尔的中文名，1924年泰访华期间由梁启超所取）。

1967年，为纪念印社四位创始人（丁辅之、王福庵、叶品三、吴石潜）而设立的遗迹陈列室，11月13日在孤山社址题襟馆正式对外开放，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的孙女丁望如、丁如留女士，向印社捐献丁辅之生前用印七十三方。

1927年5月18日，吴昌硕在题襟馆闲坐，突然促起，挥笔写了一幅芭蕉，意犹未尽，又在右题识“苍苍枯岁”四字——画中，芭蕉入秋，枝叶长垂，且有颓败状——这一直被认为是吴昌硕的领命之作。

 

1927年，吴昌硕去世，留题襟馆于人世，作客西湖，70年后游人每探足于此，只知其为画家的居所、治印的场馆，不知其也为天下人仰叹先人奋进的地方。

 

一个奇人：安吉吴昌硕

 

中国的文人画，起自王维，终于吴昌硕，纵横1200年；中国的文人画，抱负为上，画次之，尔后荡气回肠；山河破碎、商女国恨、社稷宠辱、天人悲悯、虫鸟冤屈，尽在其咫尺中……

   

    吴昌硕，初名俊、俊卿，字昌硕、昌石，别号缶庐、苦铁，浙江安吉人。同治四年秀才，清末曾任江苏安东县令一月，辞职后居苏州。吴昌硕自画像，将自己画成一个平眉突眼撅嘴的惊诧男人，在芭蕉的陪衬下，先惊诧历史，再惊诧世事。尤其是，这个惊诧男人是光着膀子的，无衣着标识，年代不详，身份不明，随时准备投身墨海。

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文人思想，用画的方式作意志与品格陈述的绘画——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说“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又说：“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画者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说明了文人画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和品格力量。

有一次，吴昌硕画葫芦，突然想到老友虚谷说的一句话：“天下画者，乃替言也，替则神，不替则秽……由不得你虚言假意”——何谓“替言”？替言就是代先祖说话，这个“先祖”就是内心的魂——于是，吴昌硕便将葫芦画成了一个状似瓷瓮的东西，不能摘，不能食，却敲击有声。

在传统绘画里，文人画特有的“雅”“逸”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吴昌硕擅长写意花卉，受徐渭（徐文长）和八大（朱耷）影响最大。他将花卉看作邻居、兄长，嶙石、沟壑则为气节，并，视梅、兰、芭蕉为个人宗教，日日膜拜。由于他书法篆刻功底深厚，将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及章法、体势融入绘画，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他常常用篆笔写梅，狂草作兰，所作花卉木石，笔力老辣，又纵横恣肆，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作对角斜势，虚实相生。用色更似赵之谦，喜用浓丽对比的颜色，尤善用西洋红，色泽强烈鲜艳。

五十三岁那年，吴昌硕一度被举为江苏安东（今涟水县）县令。因他为人正直，不善逢迎长官，又见不了欺压百姓的事，到任只有一个多月，便毅然辞去官职，绝意官场，并自刻“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印章一枚。

吴昌硕作为海派艺术的领军人物，胸襟开阔，对于好学而贫苦的年轻人，向来奖掖有加。有一次，吴昌硕认识了一位药铺里的学徒，该人爱好刻印却苦于无人指点，吴昌硕见其好学，当即授以刻印要诀，并将他介绍给老友沈石友。几年后，年轻人的眼界大开，艺术水平突飞猛进，最后终成篆刻名家——那就是一代金石家赵石农。

吴昌硕为人谦和，不计流派。当年，齐白石曾投帖欲拜吴昌硕为师，但因为齐白石的老师陈师曾已拜吴昌硕为师，这之间颇多微妙，不好应允。吴昌硕为了不冷落年轻画家，特写信表示大家可以做朋友，并亲自为齐白石订立润格表，撰文肯定齐白石在诗、书、画、印上的独特造诣，为海派、京派书画家的友善交往留下了一段佳话。

1923年12月，梅兰芳到上海，献演于法租界，同演的有老生王凤卿（王瑶卿之弟）。梅兰芳在演出间隙通过王凤卿恳请乃兄向吴昌硕求画，吴昌硕旋即赠以画梅的《岁朝清供》，画右题识：“癸亥冬饮，美丽畹华为瑶卿索画，呵冻成之，老缶年八十”（梅兰芳名澜，字畹华）。

吴昌硕晚年自称老缶，缶，瓦器也，暗嘲自己愚钝，易碎，不值得膜拜，亦禁不起摔打、折腾，远避流派之争。吴昌硕的这幅《岁朝清供》图，红梅绿瓶，铺陈有序，繁简得当，有香有色，别有雅致，其中，“梅更有出世之姿”。该《岁朝清供》，2006年5月19日在上海道明春季艺术品拍卖会面世，成交价一百一十万人民币。

1897，吴昌硕接到素不相识的、年仅二十八岁的河井荃庐自日本的来信，并附习作印拓，要求向他学习，吴复了一封长信表示愿意。河井荃庐接信后十分兴奋，他在1900年冬天远涉重洋来到上海，随即由罗振玉、汪康年介绍给敬仰多年的吴昌硕，从他学习，广结印人，开拓眼界。另一位日本诗、书、画、篆刻家长尾甲，在1903年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时认识了吴昌硕，并成为知交，1904年西泠印社成立，吴昌硕被推为社长，河井荃庐和长尾甲是西泠印社首届日本社员，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和印学史上的佳话。

1927年11月29日，吴昌硕在上海家中突患中风病逝，享年83岁。1929年秋，吴昌硕葬于余杭超山报慈寺西侧，距宋梅咫尺——先生一生爱梅、画梅，最后葬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