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毛、刘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8)
刘少奇：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业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
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当发现1962年财政预算中存在30多亿元的赤字时，刘少奇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同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之类的话。
应该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周恩来最为清楚。1960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在参加福建组讨论时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并且他还作了“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发言。
陈云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指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
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律，认为“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同时毛泽东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过：“凡是中央犯了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卸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批评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顶不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了。他说：“我周游了全国，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
毛泽东不允许反对“三面红旗”
谈到“三面红旗”时，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不得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作出结论……”
在庐山会议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这种直率的声音在党内不大听得到了。而在参与起草书面报告的过程中，在七千人大会上，田家英几次听到刘少奇坦言这些许多人避讳的问题。
然而正是这个口头报告，使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毛泽东感到了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由于三年的困难日子，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的地位已大大地打了折扣。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大概从此时开始产生了要“打倒刘少奇”的想法。
会议原定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代表们于31日晚即可离京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29日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于是，决定延长会期，号召大家发扬民主，毛泽东又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在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花费了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进行论证。毛泽东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是不容置疑的，更不允许否定。而刘少奇在口头上对“三面红旗”产生怀疑，或者说支持得不够坚定，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是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
毛泽东又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实行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要通过“三面红旗”来确立，而反对“三面红旗”社会主义的经济如何建立呢？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口头讲话的直接反击。
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毛、刘彼此的分歧真正产生了。
阎长贵“救驾”
阎长贵出生于鲁西北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文革”开始前调到戚本禹手下工作。
1962年9月，阎长贵发表了一篇文章《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中心意思是在工作和前进的过程中不要怕犯错误。这篇文章被毛泽东看中了，他批示印发给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研究，批示上说：“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后来阎长贵自己说：“我觉得当时毛主席之所以看中我那篇短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了堵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错误的人们的嘴；在某种程度上说，毛主席有‘讳疾忌医’的意思。”
“文革”开始后，戚本禹对阎长贵说：你这篇文章有“救驾”的作用。后来戚本禹向江青推荐阎长贵做她的秘书。从1967年1月起,阎长贵做了江青一年秘书，后来蹲了七八年的监狱。
美国想用“粮食武器”迫使中国屈服
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及粮食短缺时期——1959年至1961年。
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就任美国第35届总统，1月25日，肯尼迪在其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向世界上最大的产粮国之一美国表达需要粮食的愿望，美国愿意认真考虑。但他强调：“我们没有来自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表示，即他们会欢迎我们提供任何粮食。”
在2月1日肯尼迪主持的第一次国家安全会议上，有人提议修改美国关于不许给持有共产党中国的准航证的自由世界船只加油的政策。经过反复考虑，以“在目前这个时候不宜对政策做这类变更”为由，于2月3日下令美国公司不得给向中国运粮的船只加油。
美国一贯希望中国先有所表示。3月4日，美国政府给华沙中美大使会谈的美方代表比姆下达训令：如果中国真的想要或需要粮食，美国愿考虑响应这个需要。
1961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粮食问题时说明：“至于进口，目前正在谈判，可能与美国签合同。”但中国方面历来把美国的“粮食换和平”看作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战略”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主动要求美国政府供粮，而只是同美国民间商业机构洽谈进口粮食的可能性。4月4日美国政府由中央情报局牵头作出的《特别国家情报估计》中已断定：“即便在饥荒遍野的情势之下，我们相信北京也不会接受美国提供的粮食。”
到了6月29日第105次中美大使会谈中，比姆主动提出了允许美国公民给中国大陆人士寄送粮食的建议。中国大使王炳南当即表示：中国将靠自己的努力克服自然灾害，不要任何“救济”。
但中国不排斥通过商业渠道从国际市场上购粮，且正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并在间接地探寻从美国公司购粮的可能性。美国一个名为“全国立法之友委员会”的组织建议：在现行的立法和政策框架内，“美国政府可以表示不阻碍美国粮农向中共售粮的举动”。这个建议在国会中得到多数议员的私下赞成，也在政府的辅助决策层引起反应。1962年初，美国政府收到两份出口许可证申请，称中国和北朝鲜在香港的某中介机构要求分别从美国购买600万吨和450万吨粮食。但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罗伯特·科默说：“如果我们在蒋介石想要趁机推翻大陆的时候向其提供粮食，一定会令蒋介石大发脾气；如果我们以此开始对‘中共分子’的贸易，那么新的贸易议案的通过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其经济一旦恢复，将同时发生的可能就是其原子武器的发展……”3月23日，商业部拒绝了西雅图公司的申请。
一些美国民间人士对中国的粮食忧心忡忡，尝试尽绵薄之力来缓和局势。曾长期在华居住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1892-1973)和正经营着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友人艾伯特·李便是其中的代表。赛珍珠表示想沟通双方的努力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响应，其他朝野人士提出的同类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1961年11月，缅甸总理吴努曾秘密建议，由缅甸充当中介，转售美国小麦给中国。美国国务卿腊斯克11月27日回绝了该项建议。
副国务卿鲍尔斯则在1962年2月6日建议以“高度机密的努力”探察中国的态度，打算利用赴亚洲和中东的机会，到仰光同吴努商讨此事。肯尼迪同意鲍尔斯去见吴努，可是就在鲍尔斯打算去仰光的前一天，吴努政府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此事只好暂时作罢。
1962年5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霍姆也向腊斯克提出给中国送粮食的问题，腊克斯没有同意。5月29日英国又向美国转达了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建议，由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粮食，此事也没有结果。到了6月份，腊斯克走访欧洲时，向英国首脑解释说，肯尼迪有意把这个门开着，等中共表示愿意要粮食，美国才考虑此事。英国方面当即指出，没什么东西能诱使中国人求援。
要帮助正在全世界支持“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北京领导人摆脱困难，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不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讲，粮食明明过剩的美国此时建立一个对中国灾民袖手旁观的历史记录，也不光彩。
美国政府仔细衡量之后，觉得主动对华提议售粮似乎更有利。5月28日为腊斯克和肯尼迪提供了一个讨论美国相应对策的文件，建议尽早通知王炳南：美国人关心大陆灾情，“如果中共决定通知我们，他们希望采购美国粮食，我们愿意重新考虑目前的美国政策并讨论此事”。5月30日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卡伯特：下次同王炳南会谈时以低调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
但此时，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准备活动愈演愈烈；毛泽东调兵备战，台海两岸顿时进入临战状态。王炳南和卡伯特倒是提前见了面，但在这种气氛下显然顾不上来谈什么售粮了。
此后因台湾不断袭扰大陆，中印边境又发生战争等等，肯尼迪政府一直没有再向中国提出售粮的问题。但决策层内仍在考虑对华售粮的深远意义。但随着1963年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中美关系中这段微妙的插曲也就结束了。直到10年后，才由尼克松完成了中美和解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