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毛、刘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10)

 

                   “四 清”运动的争论

 

1964年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同日，刘少奇带着田家英离开北京先后去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考察“四清”运动情况，准备在广州由田家英执笔修改《后十条》。出发前，田家英对杨尚昆说，他是毛泽东的秘书，随刘少奇出去思想有顾虑。但是党中央副主席要他去，他不好不去。田家英还认为，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一些言论和1962年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批评以后，在政治上毛泽东已经不那么信任他了。果然，这次田家英随刘少奇出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把田家英拉过去了，从此对田家英明显地疏远了。

原来，毛泽东几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但是省、市一级领导干部下去的并不多。1964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批示》，再次强调要下去蹲点，省、市委书记们就纷纷下去了。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杨尚昆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少次，叫省委书记们下去，他们就是不动。少奇一骂，他们就下去了。”

1963年冬，王光美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去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总结的一套“四清”工作经验，为刘少奇指导全国“四清”运动提供了依据，认为它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有一次王光美在北戴河宣讲她的“桃园经验”，一口气讲了五个钟头。毛泽东就说：“这个学问那么大？什么问题讲五个钟头还讲不完！”下面的同志对此也有些反映。这个情况杨尚昆对刘少奇讲了，杨尚昆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刘少奇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

这几件事，都引起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1964年8月，中央一些领导人到北戴河办公，华北局工作会议也在北戴河开。18日，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突然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但未说因什么事，他遂与华北局第二书记乌兰夫、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同往毛泽东在北戴河的寓所。

原来刘少奇为如何推进“四清”运动之事，亲自赴南方调查，到了山东、江苏、上海，然后又到了广东，找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路。不再一个村、一个村的搞，而以县为单位派大工作组，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四清”。他的思路得到了华东、中南局领导的响应。于是，刘少奇就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电报稿是王任重起草的，署的是刘少奇的名。

毛泽东阅罢电文，亲拟了回电，基本意思是同意刘少奇的思路。但他大概又想听听其他方面的意见，而华北局恰在北戴河开会， “四清”也是他们的中心工作。李雪峰等到达后，毛泽东将刘少奇的来电给他们看。待几个人仔细看了电文，毛泽东征询他们的看法。隐鲁笳首先婉转地提出：这样搞的话，我们有些担忧会出现“径流”。(河中突然流量增加，超过河床正常容量，水会漫过堤四处泛滥，就叫“径流”。)

在场的其他人没有表示与陶鲁笳相左的意见，毛泽东感觉这是华北局的共同态度。他认为讲得有道理，随即叫来了秘书徐业夫，对他说：那封已经草成的回电先不要发了，另外发个电报，马上开会。接着，他对在场的李雪峰等说：您们来个南北开战吧。(意思是在会上南北各抒已见)

8月底，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也赶回了北京。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刘少奇阐述了自己的意见，王任重、陶铸、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都发言支持刘少奇。在这种氛围下，华北局就没有在会上发表不同意见。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到场，他讲话时提到华北局的看法：“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但在第三天的会上，还是通过了刘少奇的“四清”运动部署，按县派工作团。

这说明对“四清”如何进行，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已经出现分歧。到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四清”的性质，是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还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发生了当面的争执。

 

    为了解决“四清”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中央利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各地大多数负责同志都在京的机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准备再制定一个指导“四清”运动的新文件。于是，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总结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本来会期安排不长，但是，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在运动的性质以及运动的做法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刘少奇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会议延长至一个月之久。

    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王光美被邀请参加了会议。她因参加了桃园的“四清”运动，总结了“桃园经验”，在全国推广，名气很大。但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会议，心里有点紧张。到了会场，她不声不响地坐在后排。她环顾一周，想寻找刘少奇，却没有找见。

    原来，刘少奇是出席人大全体会议去了。这天是大会选举。刘少奇在会上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人大会议一结束，他就到北京厅来了。刘少奇一进来，马上发现了王光美，他愣了一下，心想她怎么来了？可正在开会，王光美无法向他解释。

    在这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对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批评。他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习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烦琐哲学、人海战役。他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天津）小站一个陈伯达就够了。”毛泽东转脸对刘少奇说：“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毛泽东的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

    在12月15日的会议上，刘少奇作主要发言。16日至19日接连召开全体会议，进行讨论。会议决定，由陈伯达主持起草一份会议纪要，作为下一阶段运动的指导文件。这时，会议仍按原定议程正常地进行着。

    12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运动的有关问题，并为起草文件做准备。会议首先讨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当前的主要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开始显露出来。刘少奇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对刘少奇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没有反对，但在言谈中却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在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说要议论一下主要矛盾的提法，毛泽东立刻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在发言中讲道：陶铸同志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先不要管他们，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

    当刘少奇讲到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时，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运动，刘少奇是赞同的。他认为，大跃进以来在党内和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腐败现象，党内确实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对这些必须下大力量进行整顿，必须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他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并把出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在到外地视察时，他多次说过，即使有些是敌我矛盾，因为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也要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看待，人民内部的事搞清了，敌人自然就暴露了。他虽然提出过要“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多次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在一起，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在一起。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这些矛盾。

    毛泽东的想法显然有所不同。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更多地考虑是中央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1963年3月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说过，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在这之后，他又多次提出，要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并认为在我国已经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当刘少奇提出运动的主要矛盾和性质的提法时，毛泽东的不满立刻溢于言表。

    会后，毛泽东明确提出：运动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对毛泽东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要提‘派’。一提‘派’，就会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比较恰当，符合实际。”刘少奇又说：“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显然毛泽东生气了，气氛紧张，刘少奇不敢再说了。

    刘少奇对毛泽东一贯是尊重和服从的，会后刘少奇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主持起草了一个会议纪要。1964年12月24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这个纪要。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

    由于纪要的内容共十七条，因此被称为《十七条》。

    1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召开大会，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主持会议。他带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两本书到会。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等发言后，毛泽东再次提出运动的性质问题：“性质的问题，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政治局常委是谈过的，与地方一些同志也商量过，认为还是第三种较好。因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名称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不是叫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也不是叫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运动。所以，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较好。”他还联系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告诫大家“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稿资本主义”。显然，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多少已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中央出不出修正主义”指的是什么。

    “四清”运动一展开，果然又扩大化。农村基层干部，前几年是“忙人”，是“新人”，现在成了“罪人”！谁个干的多，谁的错误大，“看的又整干的”。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找到毛泽东，汇报了情况，建议采取措施，纠正偏差。

    刘少奇说：“开个会，纠正‘左’的倾向，使运动正常发展。”

    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邓小平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

    毛泽东坚持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提出：当前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是主要的，是敌我矛盾。

    刘少奇仍不同意，他认为：不能这样绝对，还是各种矛盾的交叉：敌我、党内外……主要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毛泽东再次强调：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12月28日的传言上，毛泽东举着他带来的两本书，语气严厉地说：“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人人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有没有出版自由？……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各级党委整顿好。这叫结社。”

    毛泽东又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十分严肃。在座的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不知毛泽东是针对谁讲的。

    因为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毛泽东只讲了个开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泽东非常不满，所以特意拿了两本书到会，并且在讲话中发了脾气。

    空气不仅凝固，而且浓缩了，面临爆炸的危险！

    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受多数同志之托，找刘少奇谈话：局面已经非常严重了，千万不能跟毛主席发生矛盾，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你要多考虑对毛主席可不能不尊重。

    接着，开了一次中央生活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并向个别同志征求了意见。从此，就不再不一致了。也就更不正常了。

    毛泽东说了几次：干部要下去。但是，因为没有人落实，干部也就没能下去。

    刘少奇到南方视察工作途中，偶然想起了干部怎么没下来？于是，他发电报回北京，责成中央组织部具体安排，并声称：不下去的，不能做中央委员。

    于是，国务院、中央各部长，全下去了。司、局长有一千多人。

    毛泽东笑笑说：“我说了多少次，也没有人下，还是少奇厉害，一句话，就都下去了。”

    很久以后，毛泽东对这一个时期，又作了另一次自我批评：大权旁落，责任在我。

 

 

　　　  　 一次显露毛泽东刘少奇分歧的寿宴

 

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毛泽东说，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次会议不久，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生日。应该说，建国后，毛泽东从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但这次提出要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请大家吃饭，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宴席共分三桌，毛泽东坐在按品字形摆的三张桌子上方那张的首席，左右两边是陈永贵和董家耕，陈、董旁边是钱学森、刑燕子，这一桌还坐了陶铸、罗瑞卿、谢富治、汪东兴和曾志。而刘少奇、胡耀邦和各大区书记以及江青则分坐两桌。一到宴会场，毛泽东就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接着他又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他递烟后继续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曾志认为，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并相信这绝不是批评李富春。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的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曾志说，时间久远了，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同志身上想啊！散席后，毛泽东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曾志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据薄一波回忆：“席间鸦雀无声。”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前一阶段运动在领导上的问题，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会上，一些省委负责人汇报了运动开展情况。在谈到工作队集中时间学习文件的问题时，刘少奇解释：“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毛泽东严厉地说：“工作队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人海战术，工作队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烦琐哲学，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重新讨论了《十七条》，并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的文件内容增加到二十三条。毛泽东在“在运动的性质”一条中加写道：“这两种提法，不是说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说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来看，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新修改的文件，题目仍旧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指出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的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这样，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更加具体化，从这里已经多少可以看到不久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兆。

1月14日，全国工作会议结束了，同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二十三条》，并下发全党。这次会议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造成的裂痕是巨大的。党内不少领导人感到忧心忡忡。

毛、刘关系出现裂痕，还可以追溯到1959年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原本是反“左”，彭德怀的信印发后，突然变成反右。对此刘少奇并不赞成；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显然，刘少奇的这番话，毛泽东是难以接受的，但却记在了他的心上。

    此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刘少奇对大家的发言作了记录，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

    尽管刘少奇作了这些努力，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裂痕并未消除，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